晋商为什么衰落
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
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
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
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
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
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
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
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衰落过程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
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
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
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
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
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
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
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
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
”（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
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
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
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
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
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
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
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
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
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
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
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
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
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
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
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
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
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
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
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
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
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
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
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
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
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
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
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
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
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
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
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
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
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
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
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
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
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
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
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
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
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
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
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
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
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
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
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
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
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
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清代晋商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
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
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
“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
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
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1句】：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第3句】：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第4句】：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衰败的原因
一,明清晋商是因清兴而盛，因清忘而衰。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 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 府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 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 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 丐。
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 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 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三,墨守陈规，思想保守。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 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 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四,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 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 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曾在中国历史上洒下辉煌,他们的衰落尽管有着种种原因,外在的也好,内在的也罢,他们的衰落对后人来说无遗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
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而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
它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
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
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
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
（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
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反思之一：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
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
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
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
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
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至41．62％。
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
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
【第35句】：8％，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
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到1894年买办收入共约4．9亿两白银。
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50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19世纪4O到6O年代间清政府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是多元的。
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
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共有票在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1070万两。
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
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
依笔者日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
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
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矣。
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船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
到了20世纪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创立保晋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权的惊人之举，而此时洋人与我已是鸡犬之声相闻，仅拒之于娘子关外，绝说不上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至多是小国寡民闭关自卫的浅薄见识而已。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
故此，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山西商人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反思之二：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
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太平洋西岸这个苇获萧萧、渔歌晚唱、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进而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
西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发展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炫耀，长开不息的“万国博览会”无疑为上海提供了各种近代化发展的模本。
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块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飞地，尽管它只是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模本，但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却无疑代表着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国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
不仅是工业生产、经济贸易、金融信贷，乃至市政管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上海居民没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
其结果，就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国“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迁”。
开埠以后，上海人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
上海人在这方面积极的、外向的、进取的心态，促进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长，也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学习外国的长技、西学之时，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
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晋商发展带来的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
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
”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
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这以后，部分山西票号商人虽有改设银行的议举，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丧失了重振和复兴的时机。
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
……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
据票号经理人员的回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
率先将东家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而被帮内同仁赞誉为“拔乎其萃”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孙大都才能平平，非但无法继承其祖先的事业，而且也一个个染上了大烟瘾，家道逐渐败落，至其玄孙雷东阳时，竟将其家产变卖一空，甚至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与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头，活活饿死。
如果说在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滩，金融势力还是呈现出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足鼎立之势的话，到20世纪20至30年代，已变为外国银行、钱庄和中国新式银行而无票号立足之地了。
由此断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禁锢失误之二。
反思之三：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
形成较晚，崛起于明未清初，以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为主的宁波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后，以毗邻上海的地利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很快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
宁波商帮资本家因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欧风美雨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经商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其最大的特色是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能够抓住机遇，不断地更新经营项目，开拓新的活动区域。
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市场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宁波商帮预感到并看准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在保持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
如宁波帮的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最繁盛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
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应变的产物。
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
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其内。
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宁波籍商人严信厚曾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
此事虽未成功，然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
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通都大邑相继组建的多家银行中，均有宁波商帮涉足投资和经营。
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此话绝非虚语。
“沪地为宁商辅集之区”，宁波商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
他们还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从事许多劳务性商品的经营活动。
其及时更新、全力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西药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
从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正处在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斩浪迁徙海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抓住机遇，奋进不息，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由海内最富走向海外致富。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刚；香港的娱乐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筑宋城，承办香港最大游乐场——荔园的邱德根；曾出任过香港贸易局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资举办应氏杯围棋邀请赛的台湾省宁波籍商人应昌期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
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辈宁波商帮的子女，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或继承父业，或另求发展，新人辈出，代有强人，在海内外大展宏图，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圈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
相形之下，贻误时机，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禁锢即束缚、限制之意。
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晋帮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
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
问题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上。
时光流逝，冲淡了晋商创立的辉煌业绩，冲淡了他们衰落、屈辱、惨痛的记忆，时光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民居大院。
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
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铸起新一代晋商的辉煌呢
这才是研究晋商历史的真实所在。
晋商发展的原因
不顾明廷封锁边关的禁令，与刚刚崛起的满族后金政权的官民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向他们提供各种紧缺物资，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廷入主中原后，这八家旅蒙晋商受到清世宗雍正帝的接见，“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并被封为“内务府皇商”，获得特准经营垄断性商业，以及向官府资金借贷等特权，成为声震蒙古草原的大皇商。
对明朝来讲称之为国贼不为过。
这就是山西商人在国家和民族受到外来侵略时候的所作所为
见利忘义。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促进了民族融合大统
晋商民俗发展过程
在中国明清时期，晋商是国内最大的商帮，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称雄商界500年。
其经营资本之雄厚，活动区域之广泛，在世界商业史上是罕见的，是当时唯一可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的国际商贸集团。
清道光初年，晋商的杰出代表、平遥商人雷履泰审时度势，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创票号，建立了以汇兑、存放款和信贷业务为主的金融体系，开创了中国汇兑业之先河。
几年之后，票号发展到40多家。
这些票号的总号都设在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分号则遍及全国各地，形成了中国金融史上财力雄厚、阵容强大的平、祁、太三大票帮，金融界称之为山西票号或西帮票号。
数百年来，山西票号驰骋商海，号称汇通天下，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创造了海内最富的奇迹。
晋商辉煌的历史功绩，在于推动和造就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晋商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其发展与形成的过程中，和晋商的商业经营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晋商的兴起山西地处内陆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曾经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
山西这块多民族杂居的黄土地，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变革，在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厚重的文化积淀，产生了悠久而灿烂的黄土文化。
在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山西人不仅具备古汉民族重礼义、守信用、尚俭约的良好素质，而且具有少数民族刚毅豪爽、勤奋耐劳和自强不息的个性特征。
这些独特而鲜明的性格特点，后来不仅成为晋商精神的主要内涵，也是晋商兴起的人文基础。
黄土高原“天寒地瘠，生物鲜少”，自然环境恶劣，一方水土难养一方百姓。
为了生计，山西人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经商活动。
据考古发现，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作为货币的金属铸贝在山西流通。
晋文公重耳主政时，实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政策，鼓励农商发展，从而使晋国很快强盛起来，晋文公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汉时期，山西境内南北关市十分发达，汉族与匈奴的互市贸易非常活跃，到隋唐至宋元时，山西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已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河东盐业、潞州丝织、冶炼和贩运贸易都有长足的发展，一批富商大贾应运而生。
武则天之父，山西文水人武士彟，就是隋唐时著名的木材商人，曾资助李渊太原起兵，后被封为应国公。
并州商人张永德，经商致富，家资万千，宋太祖赵匡胤娶孝明皇后时，曾“出缗钱、金帛数千以助之”。
元代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经商，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太原府工商颇盛，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有商人至印度通商谋利，获得巨额利润……。
但是，明清以前的山西商人虽然相当活跃，然而总体上并未形成商帮，在国内尚无突出地位。
晋商作为纵横商界的劲旅，真正崛起走向世界，成为著名的国际商贸集团，是在明清时期的500年间。
明清时，由于两朝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宽农恤商政策，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高峰。
山西商人凭籍有利的地理条件和自身独特的人文素质，利用不同历史时期提供的各种发展机遇，不断开拓进取，先后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发展高潮，终于登上成功的巅峰。
晋商第一次较大的发展是以明初及明中叶前后的盐商兴起为标志的。
当时，明政府为了给北方边陲九镇筹集军饷，先后推行了开中制和开中折色。
山西商人利用靠近九边重镇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抓住历史机遇，靠倒贩粮食或纳银换取盐引，集粮商、盐商于一身，进行营销活动。
他们先以九边市场为活动基地，后逐渐向两淮、长芦、四川、福建等主要产盐区扩张，进而以全国最大盐业集散地扬州为中心，积极扩大营销区域，终于成为足迹遍于南北，财力最为雄厚的盐业集团，并出现了大批世代以盐、粮为业的豪商望族。
如太原闫氏家族，蒲州张氏、王氏家族和稍后发迹的平阳亢氏家族都是盐、粮大贾，财雄势大，亦官亦商，在全国很有影响。
入清以后，清政府多次出兵平息边疆地区的叛乱活动，巩固了边防，出现了相对统一和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
与此同时，又颁布了一系列与发展、开发边疆农牧业生产相配合的宽商措施，三令五申整顿税关，减免商税，为明中叶以后崛起的山西商帮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政策保障。
随着北部广大地区经济的开发，边贸互市市场日渐繁荣，以边地贸易为主的山西边商集团抓住又一次历史机遇，迅速由大漠之南向漠北、漠西和东北地区的市场扩张，成为深入俄、蒙，垄断北疆边地贸易的旅蒙商业劲旅。
旅蒙商团崛起，标志着明清晋商第二次较大发展。
当时，位于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城（中方叫买卖城），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商埠，清道光极盛时期贸易总额近2000万卢布。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贸易中，晋商始终保持了垄断地位，太谷曹氏、榆次常氏、祁县乔氏、汾阳牛氏和大盛魁等商号实际上承担了中俄贸易的全部重任，为晋商各界积累雄厚的商业资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商各大商帮经历了从明至清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到清康、乾年间资本积累已进入鼎盛时期，各商号之间大额现银超长距离的频繁调拨，靠镖局运现既费时又不安全，显然已不是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
当时，虽然在各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开始使用会票结算，设在各地的帐局、钱庄也承揽当地的存放款业务，但仍不能解决异地存放款和汇兑的实际问题。
如何能安全、稳妥、快捷地让资金迅速周转，减少利润损失
道光三年，精明的平遥商人雷履泰在使用内部会票的基础上，把当地存放款和远距离汇兑业务结合起来，从兼营会票到专营会票，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经营埠际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票号，并在各大商埠广设分号，不断扩大信贷与汇兑业务。
随之，晋中各县商人竞相效仿，票号蜂起，很快形成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大票帮。
票号的创立，完成了由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变，是晋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十九世纪中叶，晋商票号进入辉煌的发展时期，山西行省因商而富，咸丰年间以后由天下穷省而一跃为天下最富。
商风与民俗的关系通常所说的民俗，一般是指民间的风俗，即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等等。
实际上，这只是狭义民俗；广义的民俗还应该包括精神方面的文化理念，即精神生活习俗。
民俗的起源和流传很久远，有的流布区域很广，现在民间普遍存在的岁时节日民俗，如元宵节，古时就叫上元节。
元宵之夜叫元夜，入夜时分，户户悬灯结彩，处处燃放烟火，各种游戏和社火活动走街串巷，异常热闹。
无论士人百姓，都要结伴外出观灯、游玩，青年男女也趁元宵之夜谈情说爱。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写道：“今年元夜时，月与人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还有一首民歌《五哥放羊》，歌中唱道：“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
红灯挂在大门外，单等我那个五哥上门来……。
” 但是，民俗的形成受地域环境和特定行业经济生活的影响，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民俗只是在某些地方和某些行业的群体中流传。
俗话说“十里乡俗不同”、“隔行如隔山”，这就是说，民俗文化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和行业性特征，如南方人爱吃大米，北方人爱吃面食，江浙一带人爱吃甜的，湖南和四川人爱吃辣的，而山西人却喜欢吃酸的……就行业而言，其职业习俗也都不尽相同，如拍卖行在交易时举槌唱价，槌落成交；骡马市的讨价还价，在袖中或衣襟底下秘密进行……晋商的活动，因经营范围广泛，各行各业有许多不同的行规铺约，都属于晋商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
民俗的流传，主要是靠代代相传沿袭下来，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许多生活习俗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如婚丧礼仪。
但是，民俗的流传是在动态中进行的，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地域的变化，移风易俗从未间断，民俗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异。
一些陋俗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消亡，新的习俗又随之产生。
如千年相袭的一夫多妻制和近亲婚配习俗，在全国解放以后己经绝迹，一夫一妻制和自由恋爱己演变成新的习俗。
“非典”过后，有些人摈弃了吃野生动物的习惯，一些新的卫生习惯又将逐步形成。
晋商民俗也是在本土民俗的变异中逐渐形成的。
当晋中商人外出闯荡、初涉商海时，本土的民俗文化仍然在影响并规范着他们的心智素质和行为举止。
而在长期的商务活动中，由于商业自身的需要和异地多种文化心理的渗透与融合，他们的经营观念不断的变化，无形地在丰富和发展本土民俗的内涵，逐渐形成了既有深厚本土民俗的历史底蕴，又兼容异域风情特色的晋商民俗文化。
晋商民俗文化形成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大约在19世纪中叶，晋商民俗文化才日趋成形。
当时，正是晋商事业鼎盛时期，山西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庶之省，号称海内最富。
位于晋中平川的平遥、太谷、祁县、榆次等县乃晋商故里，尤其是票号总号所在地的平遥、太谷、祁县三县，晋商大贾比比皆是。
晋中商人走南闯北，逐利四海，“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子弟中学商己成风气。
他们赚取了大量钱财，除一部分用于投资商业，绝大部分运回故乡，或捐纳官衔，或挥霍无度，过着奢侈浮华的生活，新的晋商民俗随之而产生。
晋中富商的创业始祖大都出身寒微，靠闯关东、走西口起家。
创业之初，崇尚俭约，待事业有成，发迹成为巨商富户之后，其后代子孙的治家理念和生活习俗己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先是不惜重资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宅第，一座座晋商大院鳞次栉比，楼阁亭榭交相辉映，规模之宏大，构筑之精巧，堪与皇家宫庭媲美。
其建筑格局既继承了北方传统民居的特点，又融入了南方园林和欧式建筑的风格。
其次是花钱捐官纳衔，竭力攀官结贵，提高门庭。
平遥日升昌财东李氏家族，男姓多捐有文武官衔，女姓也捐有“宜人”、“夫人”等虚衔，不仅在世者捐，甚至连去世多年的曾祖父、祖父也都捐了官衔。
捐官之风己在晋商中相沿成俗。
晋商在家业兴旺时，生活奢侈己成时尚。
在一些晋商家族中，摆排场比阔气蔚然成风，凡大富人家都雇有许多佣人、丫环和老妈子，衣食住行都十分讲究，婚丧礼仪极为排场。
有的人家还养着戏班，聘请保镖，有家丁护院，白天睡大觉，黑夜打牌抽大烟。
有些纨绔子弟争相斗富，无所不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但是，在晋商家族中，生活习俗的变异毕竟是晋商民俗文化中的一部分，此时的晋商，商业思想相当先进，重商立业、诚信义利的人生观、价值观己经成熟，经商之术己趋于炉火纯青，经营管理制度更加规范，具有现代科学管理特色和推动社会进步意义的新的商德商俗己经形成。
晋商大贾都十分注重教育，以学辅商，子弟多入学读书，学而优则从商。
同时，还对职工进行创业传统教育和业务培训，以提高职工素质。
晋商财东深谙得人者昌的道理，在选人用人方面注重唯才是举，量才录用。
学徒经选拔入号后，还要经过三年严格考核，优者委以重任，劣者淘汰回家。
在经营管理方面，采用两权分离的经理负责制，劳资并重的分配制度和严格的管理机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内涵极为丰富的经营理念，都是在长期的商务实践中约定俗成，逐渐演变形成的，既是晋商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晋商称雄商界500年的成功之道。
山西省太原市科技馆观后感
送裴相公上原 唐•王建还携堂印向并州，将相兼权是武侯。
时难独当天下事，功成却进手中筹。
再三陈乞垆烟里，前后封章玉案头。
朱架早朝立剑戟，绿槐残雨看张油。
遥知塞雁从今好，直得渔阳已北愁。
边铺警巡旗尽换，山城候馆壁重修。
千群白刃兵迎节，十对红妆妓打球。
圣主分明交暂去，不须高起见京楼。
送狄尚书镇太原年代：唐 作者：姚合 体裁：五排授钺儒生贵，倾朝赴饯筵。
麾幢官在省，礼乐将临边。
代马龙相杂，汾河海暗连。
远戎移帐幕，高鸟避旌旃。
天下屯兵处，皇威破虏年。
防秋嫌垒近，入塞必身先。
中外恩重叠，科名岁接连。
散材无所用，老向琐闱眠。
太原早秋 作者:李白 朝代:唐 体裁:五律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
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
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
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
除夜宿太原寒甚 作者:
【于谦】 年代：
【明】寄语天涯客，轻寒底用愁。
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欧阳修地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
并州自古多豪杰，战争五代几百年。
饮马长城窟行 陈琳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原创]七律 我爱汾河景色美蓝天白云映碧水，锦鳞嬉戏草鱼肥，更有泳者搏巨浪，白鸥灰鹳空中飞。
河心绿岛柳丝垂，岸边国槐枝叶翠，游人情侣凭栏眺，尽收美景身心醉 。
:[原创]七律 我爱汾河景色美心醉汾河古渡边,残阳如血柳徘徊.细思晋阳多壮士,千古留名历代传.而今冬泳写新史,傲雪红梅领头前.莫笑吾辈不灿烂,国盛家旺自坦然!原创]七律 我爱汾河景色美我爱汾河景色美，绿水如荫鱼儿肥。
晚渡残阳水中坠，柳丝随风惹人辉。
冬泳人儿碟姿跃，七亭再造勇士篇。
我辈英豪多壮士，汾河美歌晨光编。
[作者]：元好问[体裁]：五律[年代]：元八月并州雁，清汾照旅群。
一声惊晚笛，数点入秋云。
灭没楼中见，哀劳枕畔闻。
南来还北去，无计得随君。
《游天龙山》〈一〉为求清净选林泉，高踞青崖避世闲。
无奈禅门香火旺，红尘滚滚绕群山。
〈二〉松花相簇柳沟深，五月山风透密林。
不是春青留不住，只缘好景要更新。
〈三〉幽径蜿蜒剪翠开，横崖滞水挂苍苔。
清濯亦爱山泉小，一路潺潺做伴来。
咏太原晋祠难老泉一湾碧玉泻悬山， 阅历沧桑千万年。
镜面斜侵周柏影， 波光倒映晋祠檐。
张郎塔蕴传奇事， 不系舟藏庄叟玄。
泉畔清游秋气爽， 诗脾酿出境澄鲜。
鹧鸪天-谢山西众友千里龙城来相会, 美酒佳肴香满堂. 平遥古城惊坐马, 乔家观后不逞强. 同窗友,待客忙.情意凝在笑眉上. 黄河滚滚东逝水, 难比师兄义深长.七律.天龙山韵(新韵)群山环抱舞双龙，万里松涛荡碧峰。
雾绕云飞鹰展翅，风萧泉涌雁击空。
钟灵圣地高观境，聚秀琼阁避暑宫。
五帝三皇开物主，晋阳自古露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