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党史讲稿：南京解放的重大意义与深刻启示精选五篇

党课讲得有无效果，关键要看党课讲稿是否把握准受众特点、地域特征的不同差异。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党课党史讲稿：南京解放的重大意义与深刻启示精选五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党课党史讲稿：南京解放的重大意义与深刻启示篇1

同志们：

在“治污减霾”工作紧锣密鼓开展之际，按照区监察局开展宣传教育月活动安排，今天由我跟同志们一起探讨反腐倡廉建设的有关问题，期望通过这次授课，能对分局各项工作，尤其是“治污减霾”工作有所促进。

党的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视作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把反腐倡廉定位在亡党亡国的生命线，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充分显示党执政为民的决心。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环保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凸显、资金的增加，一些重要部门、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成为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地带。贯彻落实党的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新举措、新要求，环保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结合实际，立足岗位，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扎实有效地抓好工作落实。

一、腐败现象产生根源及其后果

“腐败”一词的本意是指生物的腐烂，后来被引入思想道德和政治领域，特指国家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违反社会公认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并造成一定社会危害的一种畸形行为。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联合国定义称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

(一)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腐败现象古来有之，久治不绝，根深蒂固。产生腐败现象的成因，从不同角度分析，可以找出若干种原因。如社会历史原因、政治文化原因，也有当事者个人的原因。

1.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本能需求，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物性要求。这种生物性要求反映在人类行为的动机上，就是“欲望”。人在“欲望”非常想得到满足而没有得到满足时，其“欲望”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产生一些“出格”的行为。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

2.私有制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本因素。腐败现象在本质上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进入阶级社会后，物质财富的私有化，成为产生腐败行为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当一个人能用手中权力交换到物质又不被束缚的时候，就会无限的放大这种权力。这样，腐败也就产生了。除非他受到道德的、法律的、或宗教的力量约束才可能放弃这种谋利行为。因此，如果当权者没有道德修养，法律又对他的腐败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制裁的情况下，他就会把手中的权力当成无形的商品进行物质交换，以获取更大的私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寻租行为。

另一方面“官贵民贱”的封建剥削思想意识对人们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升官”和“发财”成了封建社会人们的思维定式，连刚刚认识字的儿童也知道读书好便可以“学而优则仕”，有了仕的地位便可发财，便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至于封建社会中，当官后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是普遍常见的社会习俗。这种观念影响深远，以至这些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和观念，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都可以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官本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家长制、裙带风……

3.法制和管理力量投入失当，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人对物质生活追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说，通过法制和管理的手段，把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的欲望乃至行为，限制和约束到保证不妨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范围内，就能够避免和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法制和管理力量投入失当，成为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法制立足于惩腐，管理立足于防腐，如果从开始就把管理抓好，使他们都能廉洁从政。也就不会存在这种腐败多发的势头了。那样要比等到他们腐败后制裁他们要好的多。如果想要依靠法制替代管理的办法治理腐败是不可能达到目地的。一个管理好的人不管法制如何他都不会去腐败。而一个没有管理的人一旦有机会他就有腐败的可能。

(二)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如果要从不同社会发展历史、不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及领域中，列举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那是很难列举完全，也是很难说清楚的。权威人士对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是按以下几个方面来划分的：

1.根据腐败者的行为和目的来划分。腐败可分为拜金型、拜物型、徇私型、享受型、贪色型等。

2.根据人们对腐败行为的价值评价来划分。分成三类，即：白色腐败、灰色腐败、黑色腐败，人们对他们的谴责如同它们的色彩所表示的那样由弱至强。(1)白色腐败。指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上层人士)不积极支持对之惩罚的腐败行为;(2)灰色腐败。指对之惩罚虽为上层阶层所拥护，却不受到其它社会成员支持的腐败行为;(3)黑色腐败。指为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上层人物)所一致谴责的腐败行为。

3.根据腐败主体的数量不同来划分。一是根据腐败主体的数量不同将腐败分为个人腐败、制度腐败和整体腐败。

4.根据腐败性质的严重程度来划分。根据腐败性质的严重程度可将腐败分为：官僚主义、违反党纪、政纪和违反法律但不构成犯罪、触犯刑律构成犯罪。

5.根据腐败发生的层次来划分。根据腐败发生的层次不同可将腐败分为权力腐败、行业腐败和社会腐败。

6.根据世界各国腐败的存在状况来划分。可将腐败分为高度腐败、中度腐败和低度腐败。高度腐败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美洲等地区。中度腐败的国家主要是指印度、土耳其、坦桑尼亚、津巴布韦、智利等发展中国家。低度腐败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取得共识的是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有着比较有效的体制和举措，腐败现象相对较少。

(三)腐败现象造成的社会危害

腐败是社会毒瘤，是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1.腐败诱发社会的不稳定。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前提,只有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才有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只有稳定,才能保护和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由于腐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打击了民众对政府行为的信心，从而使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政府行为失去信心，导致政府危机，严重的还会引起社会动乱，即腐败破坏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合法性基础。

2.腐败损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某一政权内渗入腐败分子，置人民利益于不顾，在管理公共社会事务过程中，截留本应属于全体人民的发展机遇、物质财富，这就破坏了社会管理的公平性，极其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最突出的表现在为公职人员提拔、任命方面的卖官鬻爵、跑官要官，征收征用土地，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不公正性导致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已经引起社会普遍的愤慨，群众上访集访不断，导致社会动荡。

3.腐败破坏社会的民主法治。“民主”就是主权在民，而权力腐败集中表现为缺乏民主、个人专断、权力集中、权力滥用、以权代法、贪赃枉法等。一些地方由于缺乏民主，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监督，致使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时有发生;在腐败严重的地方，既不会有健全民主法治，也难以有良好的秩序和效率。

4.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败是一种对公共守则的破坏。当腐败行为未受到打击而受到人们的默认时，当高层人物腐化时，当社会中的人们感觉到不通过腐败就不能获取服务和利益时，当忠诚人员受腐败氛围的压力时，很难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会产生一种扩大效应，致使腐化现象扩散和蔓延。由此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和社会道德的沦丧。毫无疑问，腐败是社会的罪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

二、我国反对腐败的历史经验及基本形式

我国反对腐败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运动反腐。即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惩治腐败的反腐方式，其特点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力量来对抗腐败。

建国初期，我们党主要是靠发动群众运动来反腐败。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后又发动了新“三反”“五反”运动、“四清”运动等。应当说，开展这些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要的，正如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 丁俊萍教授所言:“这些运动的矛头，几乎都指向干部、党员中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但由于这些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也误伤了一些人。”但运动型反腐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它打破了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冲击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

2.重典反腐。重典治腐在中国古代就成为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重典治吏的内容包括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首先，它体现在贪罪与盗罪的量刑上。从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开始，便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思想，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贼为重。正因为如此，历代对官吏犯赃都处以重刑。如《唐律疏议》规定，作为负有领导、主管之责或主办某项工作的官吏“监临主司”受财枉法的“十五匹绞”，而常人盗窃，即使五十匹，才是加役流而已。

其次，只要官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数额的多少和枉法与否。早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再次，官吏不论以任何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或所谓好处，都为王法所禁止。以唐律为例，官员接受管辖下的吏民的肉类、酒食、瓜果一类物品，要以受贿论处，甚至对于离职卸任的官员接受这一类物品，也要以受贿论。此外，重典治腐还体现在刑罚的严酷上，封建刑罚不但是对违法者的身体残害，更多是精神上的。如犯罪者不但可能被断指(肢)、宫刑等，还可能同时被刺面。到了唐朝形成了对违法者施行残酷的“五刑”。即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明朝朱元璋设置的酷刑项目有：凌迟，滚汤，铁刷，钩脊，抽肠，剥皮，挑筋。可当殿行刑，残躯示众。还实施律外重刑(如剥皮充草)。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以示替戒。

大臣无不战战兢兢。“令人感不像人间。”清雍正皇帝更是重典反腐的实践者。雍正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但他的反腐措施并不仅此，除惩治诛杀贪官以外，雍正还有三项更为彻底的措施：一是绝不放过贪官的涉案的亲戚和子孙。贪官们的罪一经核实，雍正就下令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二是让贪官“死而不已”。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

人一死，再大的事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他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三是杀贪官给官看。雍正继位不久就发生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大案件。经审理，山西巡抚诺敏与下属官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恩科主考官张廷璐泄漏考题、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罪大恶极。雍正原本是要把诺敏“腰斩”、把张廷璐“凌迟”，经大臣谏劝，改为诺敏“赐死”、张廷璐“腰斩”。

雍正下令：“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让那里四品以上的官吏，在诺敏、张廷璐行刑时，不论是否沾亲带故，也不论是不是门生好友，统统都到西市去‘观刑’。让所有的人都去给这两个墨吏送行，大有好处!”- 这就是杀贪官给官看。对此，雍正还有一番高论：“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要叫当官的去看，一人也不许不去，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看得心惊肉跳，看得筋骨酥软，看得魂消魄丧，看得梦魂不安!这样，以后他们的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就会有所惊觉，就得掂量掂量，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就得想法给自己留条后路!”

“乱世用重典”，没有雍正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肃清贪官、清理积欠，就不会有后来的"乾隆盛世"。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后世出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虽说是一种夸张，却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肯定。

到了现代中国，重典反腐仍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早在1931年冬，刚刚就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就签发了《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等文件，《训令》规定，对贪污腐化分子必须给以严厉制裁，对侵吞公款300元者“判刑枪决”。1931年8月，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色贪财致死人命，刚刚上任的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气愤，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挠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以“贪色贪财致死人命”等罪判处死刑，5月9日执行枪决。这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分子。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华北局关于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后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贪污一案对中央的报告作出批示。批示指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大贪污犯”。并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史称“开国第一刀”。后人常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重典反腐”理念蕴涵着某些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通过加大对腐败分子的严惩，会提高腐败的风险和成本，保持对腐败分子的威慑力，可收一时之效。但是，它毕竟只是一种滞后式的反腐败策略，只能达到治标的目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3.权力反腐。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党的纪检机关、检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恢复重建，加大了反腐败工作力度。据统计，仅20XX年7月至20XX年12月，纪检监察机关共审结违犯党纪政纪案件85.2万件，处分88.1万人。而检察机关在20XX年至20XX年的五年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其中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包括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综观几十年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每一个案例，关于权力的腐败，不论其暴露的原因如何，到最后都要依赖权力部门的参与，来解决权力腐败问题。

党课党史讲稿：南京解放的重大意义与深刻启示篇2

中共产党党史党课讲稿艰难的岁月光辉的历程 今年7月1日是中共产党诞辰95周年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齐聚一堂，开展活动，纪念党的生日。根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讲党课要求，在这里，我想通过对建前党的几届重要的代表大会(“一大”一“七大”)的讲解，来一起回顾我们党的成长和发展，题目就是：艰难的岁月，光辉的历程。

1917年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的广泛传播，为中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并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际的帮助。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这是今天中共产党的最初级阶段的组织机构，是革命的火种，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中基本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党的第一次全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共产党第一次全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一名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50多名党员。列席会议的还有两名共产际的代表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苏联人)。由于会场收到暗探的注意和外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之举行。

“一大”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共产党”，通过了“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一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焘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独秀虽然未能出席会议，但鉴于他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大会仍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讲到这里，有些同志可能会问：我们年年岁岁庆七一，但“一大”召开的时间并不在7月1日。那么为什么把这一东、蔡和森、陈潭秋、悍代英、翟秋白、张焘、李立三、项英等30余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了全420名党员。共产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三大”的主要贡献是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民党，与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在1924年1月举行的民党第一次全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上当选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在此后的两年里，共产党人在民党政府内许多重要的部门任职，这是共第一次合作最亲密的时候)。

党的第四次全代表大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产党第四次全代表大会在上海闸北横滨路6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翟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994名党员。共产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四大”之后的几个月即爆发了一场中人民反对帝主义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 迅速席卷全。仅一两个星期里就有600多个城镇，1700多万群众奋起示威。中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四大”召开时党员只有994人，到年底就达到1万人，一年内增加了10倍。 五、党的第五次全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产党第五次全代表大会在武汉汉口召开，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共产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党员数字的变化，中共产党党员从1925年年底的1万人，又迅速增长到5.8万人，民党感受到了共产党快速发展带来的威胁，在中共“四大”以后的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5月在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位任民政府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陆续离开民党权力核心：毛泽东卸任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卸任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卸任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随后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制造了“七一五”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民党左派，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民大革命失败。

“五大”就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此次会议主要纠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那什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呢?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是：

第一错，是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错误的认为群众革命运动是有我党造成的，会破坏共联合战线，主张对民党采取妥协退让方针，提出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达到联合战线的巩固，这实际上是讨好民党右派。

第二错，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否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陈独秀认为农民没有土地要求，反对“包办民众运动”，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换取与民党右派和解。 第三错，是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主张全面放弃党权、政权、军权以致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扶助汪精卫取得民党中央、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以为这样既可解决共之间的矛盾，又可解决蒋、汪之间的矛盾，以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去换取安陈独秀对民党右派的连续让步，使蒋介石这个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伪装革命的阴谋家野心家篆夺了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民党右派实行了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这些错误实质上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是导致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一个主观原因。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民政府和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解决了“五大”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解决了重要的问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言论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得到与会代表的共识。 1927年8月1日，中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委员会率领我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据统计，到1929年底，全各地的武装起义多达近百次，许多被称为“红色政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些起义中诞生的。中共产党开始走上了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党的第六次全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产党第六次全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代表全党员4万多人(从这个全党员数就可以看出有多少党员在白色恐怖期间被杀害，据统计，被民党屠杀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体有31万之众)。由于当时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在内召开这样的大会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共产际的帮助下，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 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六大” 后的两年间，革命的局面在全范围内逐步走向复兴。到1930年9月，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2万人。红军已有13个军， 6万多人，全十几个省区的300多个县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革命武装已呈嫁原之势。

可惜这种大好形势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没能继续发展下去。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在共产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一步登天取得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前面解释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什么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呢? 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一是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二是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的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三是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采取进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保守主义，退却中逃跑主义。在此后的4年里，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使中共产党的力量在白区几乎丧失殆尽，根据地丧失90%。面对危局，毛泽东显示出力挽狂澜的勇气和智慧。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深刻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胜利的原因，强烈要求结束“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对红军的领导。这是中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在毛泽东的带领和指挥下，英勇而顽强的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横跨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战胜了张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最终在陕北找到革命的立足点和新的胜利出发点，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此后，长征结束后一年，日本侵略中，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面临新的形势，中共产党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在山西瓦窑堡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达成“停止内战，共御外辱”的共识。在之后的八年抗战中，中军民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经过浴血奋战，中军民用三千五百万人伤亡的代价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了中。中共产党也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抗战结束时，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拥有100万平方公里土地，近1亿人口;已成为拥有120万党员的大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产党第七次全代表大会在中延安召开。与会者有正式代表547人，代表121万中共产党员。大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为确定打败日本，建设新中的路线而召开的大会。大会全面总结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历史经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新阶段中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高度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中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对于“七大”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七大”开的很好，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第二是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是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我们现在

常说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领导集体，就是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形成，并在“七大”上确定和充实。 七大后不到三个月，中人民就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但当人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时，一直保存实力、坐等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抢夺胜利果实，把枪口对准了中共产党，发动了全内战。在两个中，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中共产党人不得不做出另外的选择。共开始全面决战，大家耳熟能详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再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战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成立，标志着中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中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至此，中内告别了战争年代，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虽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外有朝鲜战争、中苏关系从亲密到恶化，内有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导致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从“八大”到“十一大”，我们走过很多弯路。但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在不断摸索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坚定了有中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此后的三十多年，我们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再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就是“四个全面”的形成过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理政总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

今天，通过“七一”党员大会这样一个集体活动，共同学习党的光荣历史。通过学习，坚定党员信念，找准党员定位，更加坚定地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我的党课学习内容就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党课党史讲稿：南京解放的重大意义与深刻启示篇3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xx周年党的生日，从1921年成立以来，党已经走过了xx年艰辛而辉煌的风雨历程。我们都知道，党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和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xx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xx年，是我们党经受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xx年。我党课的标题是：《做优秀共产党员》。

在新的历史时期，争做优秀共产党员，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我结合村级工作实际，我认为争做优秀共产党员，最关键的要体现在“有理想、有作用、能服务”上。

1、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时刻铭记党的纪律。

崇高的理想信念永远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努力奋斗，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靠的就是崇高的理想信念。“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坚强纪律和组织优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抛弃。一些党员由于放弃了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信念崩溃，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经不起考验，最终走上了腐化堕落、自我毁灭的道路。有些党员干部走上犯罪道路。这些事例反复告诉我们：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放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也就丧失了做共产党员的资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章规定，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遵守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真正做到违反党纪的话不说，违反党纪的事不做。必须自觉接受党的教育和纪律约束。

2、要心中有责、发挥好党员作用

作为一名党员就要时刻不忘共产党员的责任;锦涛同志指出：一名党员的作用，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来说，就像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螺丝钉虽小，作用却不可低估。这句话非常生动形象，深刻阐明了共产党员发挥作用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意义。党和人民的工作是由无数具体工作推动的，党的执政成效是靠全体党员干部发挥作用汇集的。共产党员要有作用，我认为在以下方面：

1、在宣传农村政策方面发挥作用。2、在应用农业新技术方面起模范作用3、在建设生态环境中起带头作用。4、在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中发挥作用。5、在调解民事纠纷中起帮助作用。6、在正民风树新风中发挥作用。7、在村民自治中起监督作用。人们常说，“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看什么，既要看他的思想觉悟，也要看他的工作表现和工作业绩。村工作成效明显不明显，党员是关键。可以这样说，成也党员，败也党员。我们党员，就平时的工作表现和业绩来看，是否能达到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标准，村民自有评价。所以，作为一名党员，一定要敬业爱岗、勤奋工作，并把自己的工作与党的形象和威信紧密联系起来，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贡献，以过人的本事说服人，以出色的业绩说服人，为党的形象增光添彩。

3、立足群众、为民服务。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更是共产党人应该努力达到的崇高道德境界。无论想问题办事情，都心系群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指导个人行为的标准。同时，我们要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意见。其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乐于吃苦在前，先公后私，乐于承担艰巨任务，乐于发挥骨干带头作用。我始终坚信，作为一名党员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常用党的宗旨、入党誓词、先烈精神和英模事迹对照自己的言行，才能进入角色，明其所想，知其所为，做出成效，才能秉公持正，坦荡磊落;才能见贤思齐，不以物惑，不以情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住诱惑，保得住气节。在新时期我们每一位党员都有新的使命，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己、争做一名优秀的党员。

党课党史讲稿：南京解放的重大意义与深刻启示篇4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当我们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的时候,在深深感到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贡献无比之大的同时,也体会到遵义会议形成的遵义会议精神对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启示。

遵义会议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容包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坚持实践标准、积极追求真理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民主团结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觉勇于担当的精神。从遵义会议精神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

第一,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实际出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统一,深化认识、探索和把握“三大规律”。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党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精神,革命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实事求是精神,革命事业就会陷入曲折。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是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不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所导致的。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并实现转危为安的大转折,就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取得的胜利。无论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总结,还是对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特别是对党和红军最高领导层的人事调整、结束错误领导,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是党的十八大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作出的战略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包括“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主要内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胜利构成的统一体。这是宏伟的蓝图,也是崭新的事业,机遇与挑战同在,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和精神,才能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问题,应对新挑战,解决新矛盾,开创新局面,夺取新胜利。

第二,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实践权威,积极追求、探索、服从真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军事战略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是由某些人主观说了算,应由实践来检验判断。博古(秦邦宪)、李德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军事上实行阵地战、堡垒对堡垒,消极防御,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是,博古、李德并不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造成的。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拒绝批评,不承认错误。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用事实说话,用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教训来说服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军事战略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和支持,对博古、李德的“左”倾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事实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是,思想理论界和社会生活中,有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想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这是来自“左”的倾向；另一种是企图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这是来自右的倾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我们,向着新的目标,乘风破浪,奋勇前进,继续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实践反复证明,“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

第三,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在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他们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熟悉中国实际情况,照搬书本搞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经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结果给我们党和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使中国革命处在危难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一系列符合革命斗争实际的军事原则和战略战术。由于与王明、博古左倾错误路线相对立,毛泽东等同志不断受到排斥。但是,毛泽东等同志坚定理想信念,相信正确路线一定能够战胜错误路线,相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战胜教条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在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期间,坚持对“左”倾错误进行不懈斗争。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对错误路线的斗争进行理论思考和总结概括,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统一思想和推进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治国理政的创新理论。我们要加强理论学习、理论武装、理论宣传,坚定理论自信,做到理论上的清醒,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自觉,从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四,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加之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一路走来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战略方针和指挥越来越不满。毛泽东同志想得更深远一些,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从挽救党和红军的危难出发,希望改变当时中央领导人的错误领导局面。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同志沿途和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并对一些红军干部反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在会上形成了多数,博古、李德形成少数。理所当然,通过民主集中制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军事主张得到肯定,以博古为首的错误路线和军事指挥受到批评和否定。发扬党内民主、采取正确的集中,成为我们党克敌制胜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越来越显得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多项具体制度。而要落实这些制度,都离不开民主集中制的坚持和完善,都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正确决策和行动而得以落地生根。十八届三中会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的依法治国方略,从本质上说属于制度建设的范畴。的确,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强调四个全面推进,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推进”中,制度建设至关重要。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加强制度建设,为“四个全面推进”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第五,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树立勇于担当精神,敢于承担历史使命和责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在革命斗争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些重大决策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经批准。1934年8月,发生了一件事,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了敌人破坏,上海局与中央苏区失去了无线电联系,致使一段时间里在瑞金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坏事变好事,为中共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提供了机会。使我党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依赖共产国际,勇于担当,第一次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的重大问题,批评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危害,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内容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条件下,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我们更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有政治定力,勇于担当,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党课党史讲稿：南京解放的重大意义与深刻启示篇5

1935年1月在**_*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战略转移时，“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某某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

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_**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由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第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有一个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向变化过程，直到最后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战略转移方向的调整，完全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地理、居民条件和全国形势的发展作出的，其最终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遵义会议后随着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相继完成，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地区的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至关重要。

归结起来说，*_**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我们无法设想，没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_**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某某。深入研究长征，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就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他强调，要把学习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学

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_**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和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一切的。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历史事实表明，红军长征前中国革命的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30万某某。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坏掉，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长征，从内因来说是以王某某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导致的严重恶果。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中国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这些话思想深刻、耐人寻味。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就是指党在理论和路线上发生的错误。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由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形成了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四个基本”来之不易，其中蕴涵着包括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在内的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未来的征途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四个基本”，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同志开始探索的、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续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创造精神。这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党的蓬勃活力和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前相当一段时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党内流行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危害很大。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会议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为后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根本制度保障。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这些话言简意赅，深刻指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这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具体制度，使民主集中制真正制度化、规范化，从而构筑起防止个人专断或极端民主化的堤坝，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某某、用制度管事。这应当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根本着力点。当前，应当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在党内生活中，应当大力倡导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进一步营造敢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的氛围和环境，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崇高理想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具有先进性的根本标志，也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动力源泉。遵义会议前虽然党和红军的处境极度危险，但因为从上到下都保持着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所以党和红军能够临危不惧、遇难不馁，理智地总结教训，积极地寻找正确道路。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对严酷无情的自然环境，面对绝地断粮等生死考验

红军指战员能够坦然面对、威武不屈，说到底还是因为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在激励着他们。肖华同志创作的《长征组歌》这样写道：“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段歌词，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对于红军取得长征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开创性事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矛盾和风险。特别要看到，新世纪新阶段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既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旺盛发展活力的“发展机遇期”，又是一个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困难和风险不少的“矛盾凸显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于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会形成这样那样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对党员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尤其需要在全党大力弘扬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伟大精神，以此激励广大党员以高度的自觉，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始终听党的话、跟党走，忠实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军队

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人民的一切。长征中，红军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残酷的战争环境、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党内斗争等多重考验，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最重要的就在于党中央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牢固确立和贯彻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我们说遵义会议意义重大，大就大在这次会议在危难的关头挽救了红军，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精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走过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走过了和平环境中建设、改革的不平凡时期，始终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始终是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胡锦涛同志站在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是对新形势下军队地位作用、职能任务、发展目标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人民军队历史使命的与时俱进，要求军队一如既往地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更好地确保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军队，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这是确保军队打得赢、不变质，更好地履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以确保党的决策正确、有效地实施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历来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在历史进步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同时也十分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人物的作用。列宁指出：“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又要最明确地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尤其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历史上党中央的领导状况时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比较和对我们党80多年实践的分析总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正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样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如果没有这样的坚强领导集体，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全党全国人民，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理论上有新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实践上有新创造，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和衷心拥护。今天我们回顾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某某，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心得体会

二月的天气不怎么好，灰蒙蒙的，还下着细雨。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缓缓爬行，进入贵州境内不知名的山巅，我们都努力睁大了双眼，视力还不及十公尺。风趣的文武主任总是让我们的车里充满了欢笑。愉快的集体气氛度压倒了一切坐车的不适。华灯初上之时，我们到达了此次革命传统教育的目的地——遵义。???遵义，坐落在贵州省的北部，北倚娄山关，南临乌江天险，为川黔之喉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城古老而静谧，因1949年成为革命的历史名城而闻名中外。湘江横穿其中，把市区分为老城和新城两部分。老城在湘江西岸，湘江东畔是新城。*_**址在老城红军路，原为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官邸。那是一座砖木结构的曲尺形两层楼房，楼的四周有圆拱、走廊，二楼就是遵义的会议室。1935年1月7日，红军长征抵达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结束左倾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此，*_**国革命的胜利紧紧连结在一起，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就在那间小小的，十分简陋的临时会议室里，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我久久的站立在会议室的栅栏旁，心里是一阵激动又一阵心痛，激动的是就这方寸之地却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星星之火，终可以燎原”，多少仁人志士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惜抛头颅撒热血，终不悔为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拼命抗争；心痛的是，我们今天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如此幸运的环境下却有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了。有的人一张报纸一杯茶，混天度日做“和尚”，有的人鼠目寸光游手好闲，牢骚满腹却难得成长空间，更有甚者贪赃枉法，腐化堕落，自讨牢狱之灾。革命先辈们用“小米加步枪”打下一个新中国，我们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不辜负这一片血染的土地呢？???我们要做的是思考怎样维护这份和平的环境并让它长久持续下去，为人民的富强，社会的和谐，特别是农村全面小康生活的构筑打下良好的基础。于是，自然的，自己的任务和话题落回到怎样演好目前的角色——即怎样作好一名中共预备党员，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上来。学习、思考、创造是比较切实的作法。学好党对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要方针、政策，结合现在的岗位，高效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出成绩、见实效为目的，不断地接受考验，磨练自己，前进！奔跑！????遵义之行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教育课，沉睡的心灵被再次唤醒。中国革命的抗争史永远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