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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牙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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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牙祭”这个词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而打牙祭对于我们这些五零后、六零后来说,那是不能忘却的美好回忆。

计划经济的时候,物质的匮缺,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那时候不要说家里有肉吃,就是全家人不受饿,能全年有饱饭吃,都属于非常富裕的人家了。吃不饱穿不暖已经是处于常态了,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事。不像现在很多人得“三高”富贵病,那时的人搞不好就会得营养不良的水肿病。

反正一个社会就和一个人一样,这里对了,那里就有毛病了。穷有穷毛病,富有富不足。那时候什么都供应,没有粮票光有钱就买不到粮食,没有布票、肉票也就买不到布和肉。不过人们的心态是超前的好,反正大家穷富都差不多,攀比心理比起现在来说几乎没有,用幸福指数来衡量的话,那肯定是非常高的。

那时吃的东西对于小孩子的吸引力太大了,所以当时的情形,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

不过记得特别清楚的打牙祭,还是生产队里喂了两三头大肥猪要宰杀的日子。自然那时候的猪们是没有什么精啊,料的东西供它们解馋。那都是纯自然,纯天然物打造的天然猪肉食品。

一般在冬至前后,那种风霜相逼的隆冬时节。家家户户都基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有时候我们小孩子们也该放寒假了,偶尔也跟大人们到石宝山下那些陡峭的山林间,捡拾点碎柴,扭几个松果子,或者就弄占松毛,以营造乡村炊烟袅袅的氛围。一般时光也就无聊地到处疯玩疯跑一阵子。晚上冻得像冰棒一样,赶上三四十里山路地看场《智取威虎》或者百看不烦地重复现代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这时某一天,生产队队长宣布某天某日要杀队里的年猪了。全村的小屁孩子们就将这个特大喜讯一个传给一个。自然每个孩子都有家长传下了宰猪令,大家都心知肚明了,但还是喜欢传达这个绝好的打牙祭消息。此情此景并非应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真理,而是反映这件事大快人心。有点像久旱遇甘霖的那种感觉,此时我们是久饿遇佳肴啊!再不上点油水,肠子都要生锈了。

早早起来就听到生产队猪场里传来大肥猪们临死前的嚎叫声,那声音一点都不觉凄惨,不知怎的,听起来就好在叫:“打牙祭喽……打牙祭喽……”

也许是人们说的是幻觉吧,肠子都生锈了,也该润润肠子了。

生产队的猪场就在我家老房子附近,听见队长的声音在欢快地指挥杀猪,兴奋不得了。早饭时分还闻到了一股蒜苗炒肉的油油的香浓肉味,甚至还传来“嗞嗞”烧吃肉的声音和那特有的炭香肉味,真把所有肚里的馋虫都逗出来了,难受得让人受不了,只盼太阳赶快偏西,就可以去分肉了。

可越是希望太阳赶快下山,太阳好像跟人作对似的,老挂在天空中不肯挪下步子。那天我就在家里准备着去分肉,一般都规定在做晚饭时候去领肉,当时表还是稀罕物,用现在来推算大概就是三点左右吧。我将准备去分肉的中号小盆子拿出来,擦洗得铮亮铮亮的。没事做,过一会又拿出来擦一擦,那情形有点像第一次埋伏日本鬼子的小八路一样有些按捺不住。

隔壁的张二娃叫我去领肉了,我们就跑去分肉。生产队猪场门紧闭着,大概还没有分好吧,已经有一伙半大孩子,也有大人、老人们在那里等着了,看样子比我们还急,已经等了好大一阵了。

有胆子大的就在外面喊:“队长,分好了没有,我们等着回家下锅过年呢。”

队长也在里面打趣:“吼个逑,再吼我就不分了。”

也许真的分辛苦了,大家都不敢出声。

不大一会儿,大门开了,大家一窝蜂地到大簸箕里找自家的名字,队长他们已经一小堆一小堆地分好在大簸箕里了,只要找到帖着自己名字的那小堆,往自家盆里一撸,也就可回家打牙祭了。

印象中也没有人对队长分肉提出过疑议,好像他们分肉都公平无比,不必怀疑似的。或许实在没有时间跟他们计较了,赶紧回家打牙祭了。

我找到了写着我母亲名字的那小堆肉,记得有一长条肥肉,肥肉里面有一块猪血,几坨排骨之类的。反正队长他们是按人头个数分的,也有一个标准,领了去回家做吃就是了。

自然母亲已经到菜地里拔了萝卜蒜苗小香葱,应该准备的材料已经准备齐全了。张二娃和我小心翼翼地端回各自的那盆肉,不一会儿整个村子里就有蒜苗炒肉的香味传出,于是整个村子就有了节日的气氛,那一夜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无法描述的幸福之中。

自然我也被那蒜苗炒肉的香味陶醉了,怪不得母亲考我世界上什么最好吃?我说是蒜苗炒肉,母亲说不是,是饥饿最好吃。也许吃肉的机会太少了,就觉得吃肉打牙祭是世界最美味的。现在再也吃不出那种美味了,是因为吃得太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那个年代的打牙祭,真让人感慨万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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