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牙祭”这个词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然而打牙祭对于我们这些五零后、六零后来说，那是不能忘却的美好回忆。
计划经济的时候，物质的匮缺，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那时候不要说家里有肉吃，就是全家人不受饿，能全年有饱饭吃，都属于非常富裕的人家了。吃不饱穿不暖已经是处于常态了，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事。不像现在很多人得“三高”富贵病，那时的人搞不好就会得营养不良的水肿病。
反正一个社会就和一个人一样，这里对了，那里就有毛病了。穷有穷毛病，富有富不足。那时候什么都供应，没有粮票光有钱就买不到粮食，没有布票、肉票也就买不到布和肉。不过人们的心态是超前的好，反正大家穷富都差不多，攀比心理比起现在来说几乎没有，用幸福指数来衡量的话，那肯定是非常高的。
那时吃的东西对于小孩子的吸引力太大了，所以当时的情形，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
不过记得特别清楚的打牙祭，还是生产队里喂了两三头大肥猪要宰杀的日子。自然那时候的猪们是没有什么精啊，料的东西供它们解馋。那都是纯自然，纯天然物打造的天然猪肉食品。
一般在冬至前后，那种风霜相逼的隆冬时节。家家户户都基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有时候我们小孩子们也该放寒假了，偶尔也跟大人们到石宝山下那些陡峭的山林间，捡拾点碎柴，扭几个松果子，或者就弄占松毛，以营造乡村炊烟袅袅的氛围。一般时光也就无聊地到处疯玩疯跑一阵子。晚上冻得像冰棒一样，赶上三四十里山路地看场《智取威虎》或者百看不烦地重复现代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这时某一天，生产队队长宣布某天某日要杀队里的年猪了。全村的小屁孩子们就将这个特大喜讯一个传给一个。自然每个孩子都有家长传下了宰猪令，大家都心知肚明了，但还是喜欢传达这个绝好的打牙祭消息。此情此景并非应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真理，而是反映这件事大快人心。有点像久旱遇甘霖的那种感觉，此时我们是久饿遇佳肴啊！再不上点油水，肠子都要生锈了。
早早起来就听到生产队猪场里传来大肥猪们临死前的嚎叫声，那声音一点都不觉凄惨，不知怎的，听起来就好在叫：“打牙祭喽……打牙祭喽……”
也许是人们说的是幻觉吧，肠子都生锈了，也该润润肠子了。
生产队的猪场就在我家老房子附近，听见队长的声音在欢快地指挥杀猪，兴奋不得了。早饭时分还闻到了一股蒜苗炒肉的油油的香浓肉味，甚至还传来“嗞嗞”烧吃肉的声音和那特有的炭香肉味，真把所有肚里的馋虫都逗出来了，难受得让人受不了，只盼太阳赶快偏西，就可以去分肉了。
可越是希望太阳赶快下山，太阳好像跟人作对似的，老挂在天空中不肯挪下步子。那天我就在家里准备着去分肉，一般都规定在做晚饭时候去领肉，当时表还是稀罕物，用现在来推算大概就是三点左右吧。我将准备去分肉的中号小盆子拿出来，擦洗得铮亮铮亮的。没事做，过一会又拿出来擦一擦，那情形有点像第一次埋伏日本鬼子的小八路一样有些按捺不住。
隔壁的张二娃叫我去领肉了，我们就跑去分肉。生产队猪场门紧闭着，大概还没有分好吧，已经有一伙半大孩子，也有大人、老人们在那里等着了，看样子比我们还急，已经等了好大一阵了。
有胆子大的就在外面喊：“队长，分好了没有，我们等着回家下锅过年呢。”
队长也在里面打趣：“吼个逑，再吼我就不分了。”
也许真的分辛苦了，大家都不敢出声。
不大一会儿，大门开了，大家一窝蜂地到大簸箕里找自家的名字，队长他们已经一小堆一小堆地分好在大簸箕里了，只要找到帖着自己名字的那小堆，往自家盆里一撸，也就可回家打牙祭了。
印象中也没有人对队长分肉提出过疑议，好像他们分肉都公平无比，不必怀疑似的。或许实在没有时间跟他们计较了，赶紧回家打牙祭了。
我找到了写着我母亲名字的那小堆肉，记得有一长条肥肉，肥肉里面有一块猪血，几坨排骨之类的。反正队长他们是按人头个数分的，也有一个标准，领了去回家做吃就是了。
自然母亲已经到菜地里拔了萝卜蒜苗小香葱，应该准备的材料已经准备齐全了。张二娃和我小心翼翼地端回各自的那盆肉，不一会儿整个村子里就有蒜苗炒肉的香味传出，于是整个村子就有了节日的气氛，那一夜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无法描述的幸福之中。
自然我也被那蒜苗炒肉的香味陶醉了，怪不得母亲考我世界上什么最好吃？我说是蒜苗炒肉，母亲说不是，是饥饿最好吃。也许吃肉的机会太少了，就觉得吃肉打牙祭是世界最美味的。现在再也吃不出那种美味了，是因为吃得太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那个年代的打牙祭，真让人感慨万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