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突进谁的台词汇总3篇

鲁迅《集外集》杂文集:《爱之神》

引导语：鲁迅在五四时期写有一首白话诗《爱之神》，收录在他的《集外集》杂文集，欢迎大家阅读下文学习。

　　爱之神〔1〕

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爱之神，古罗马神话中有爱神丘比特(Cupid)，传说是一个身生双翅手持弓箭的美少年，他的金箭射到青年男女的心上，就会产生爱情。

　　鲁迅《爱之神》的解构式阅读

鲁迅不以现代诗著称，但有的诗写得很有意思，或者说很有深度，比如《爱之神》(《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5号)，就收在《新诗鉴赏辞典》里，邵伯周先生在鉴赏说“‘爱’的觉醒是人性的觉醒，要求得到爱情，更要求解决‘爱谁’的问题。”1并说，是让有头脑的人自己去思考，启迪他决定了爱谁，就没命的去爱。正如《华盖集﹒杂感》中说的那样：“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这样理解，一般而言我们是不需要提出异议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文本中的并存结构及其之间的歧异，便不难发现它的“歧义”，而这又可能是作者潜意识的某种流露，并为后来的他自己的反思埋下伏笔。这些歧义以不可阻挡的自身存在召唤我们进行“误读”2。这意味着，本文将要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角度进入文本。

我的感触是从“爱的觉醒”开始的。从觉醒这个可爱的词语联想到一个同样可爱的词语：启蒙。于是，我突然想把它当成一个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的一个小小对话或者插曲来看待了，并且进一步当成启蒙这一历史命题的历史存在形态和前景“宿命”的象征。(邵先生说这是一首情诗，我却觉得这只是一首有关情的诗，由于本文的兴奋点不在“谈情说爱”，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存而不论。)

觉醒必然来自一个不觉醒的状态，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一，对这种不觉醒状态的认知或估价，究竟是怎样的。二，对这种状态的改变应该达到何种新状态才是“功德圆满”的。这当然又不得不牵涉到另外一些问题：不觉醒者的愿望或态度，所以要考虑这个，不仅由于它和启蒙的效果有关，而且对它的认识与处理也与启蒙者的态度或动机或者说精神境界有涉;启蒙者的状态。

我们不妨确定这首诗歌存在两个相异的话语结构;小爱神即启蒙者和“我”即被启蒙者。这两种话语其实是有冲突的，人们在进入这首诗歌时，多把自己的“倾向”全倒在启蒙者这一强势话语方面来“理解”该诗意义，很少有人平心持正，以中立立场肯定双方的合理性，指认各自的匮乏，至于“降志辱身”，潜入被启蒙者群落体味其难处与真实所需的，更是罕见。平心而论，邵先生可代表流行看法的观点是很有深度的，我不得不坦承受到了启发。但，有史以来的阅读中，爱神的合理性总是前置，暗含的虚妄则遮蔽;“我”受到的“待遇”，则恰好相反。既然人们都对对话的强势一方“优点”如此兴奋，认识如此充分了，这里也就不必画蛇添足，故此，本文可能要着重在“另一方面”用力了。

2邵伯周：参《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15页，。德比基：《新批评与解构：诗歌教学中的两种态度》，参见《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朱刚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327页。misreading,按德比基的说法，不是错误的误读，而是不完全的误读。

首先，爱神和“我”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对话”，而对话应该是具有主体间性的，是一种主体际关系，即双方是完全独立而且平等的，而不应是单向的说-受关系，一种强对弱、上对下的关系。从而，双方的合理性都应该被纳入考量的视域，双方的需求都被尊重，而不是仅仅是某一方的。

文本中，爱神之对于“我”，是一种全方位的超越，在对“我”一切行和言中，都有一种不可思议毋庸置疑的优越感，一种地道的强势话语。“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这种空间位置不妨看作精神位置的隐喻。“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这两行诗，既关涉“我”，也关涉启蒙者。虽然是“我”在看，但“我”一直没能在话语中出现，可见其“地位”的无足轻重。“我”，作为一个低低在下、无知无识的凡夫俗子，在任何一个方面，与爱神相比都是弱势群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其被动、懵懂、不知所以之态可掬。而启蒙者，凭自己的意思，随随便便就射了箭，即启蒙了。“一手搭箭，一手张弓”，姿态何其潇洒。“不知怎么一下”，就是说，已经潇洒到任意所之的地步。然后怎么办?撒手不管，爱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去。这可以看成是启蒙者思想开明，不强人所难。其暧昧处在于这和不负责任，显得缺乏耐心、脾气暴躁很相像，是有违启蒙为一项神圣严肃高尚负责的事业的。其态度，是非常的不屑一顾。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充分尊重被启蒙者的感觉了么?启蒙是为了什么呢?是真心为对方好，拯救苍生于水深火热呢，还是只想表演自己的天性，或者，仅仅是为显示自己的高明和伟大?“你也是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显然是讽刺对方没有心胸了，因为有心胸的是不会说“这宗话”的。也许他是纯洁的无私的，但他的做法和态度却没能体现出来，而是做了让人(首先指被启蒙者，然后可以指认为众生应当平等相待者)只能往相反方向联想。文本自身作为一个客体向人表达着这一切，而无论是否在主观上觉察到。启蒙者在态度上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些，而不是傲慢自负不可一世;以平等的姿态待人待事而非高高在上。在具体的进行中，因材施教，真正体贴出对方需要怎样的指导，怎样的精神需要，以对症下药，而不是凭一时兴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唯其如此，才能使“教导”产生实际效果，启蒙才能真正作为一项事业在历史中确立。然而，鲁迅自承的“黑暗”是当时启蒙者流行色么：“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

你若爱谁，那就没命的去爱。固然很有哲理。但问题往往并不这样简单、绝对：既然只要没命的爱就是好的，既然爱谁是毫不重要的，那么爱汉奸也对么，爱侵略者也对么?你若谁都不爱，那就死掉吧。这就有点“谋杀”的嫌疑了。历史用来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大革命后的鲁迅，竟也确有了先前的启蒙对青年是一种谋杀的焦虑：“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高傲，对于强权者表达，是一个人不得了的表现，若是对“我”这样一个谦恭者、弱者、真心求教者表示，味儿可就变了。人家并没有请你来做什么，你来“启蒙”一下;弄得人家有意求你了，却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知识分子在一味省人时也当自省，尤其是，当我们把“启蒙”这个能指在其聚合群里找个表3鲁迅：《鲁迅景宋通信集》(二十四)，转引自《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91页。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转引自《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91页。

达平等活动的词语进行替换时。

再看“我”的姿态。被弄醒后是这样说的：“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其近于搞笑的“语气”也并不是无知者无畏的轻狂样，而是把对方当成精神导师来对待的。然后则问进一步的行动方向：请问我该爱谁?这样固然显得很无知，很愚昧，但虚心就教之态可掬，孺子可教。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现在人家已经“愤”已经“悱”了，为什么还不启发呢?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这是虚情假意的奉承。鲁迅曾经说过，一条小河究竟是浅些好还是深些好呢?深的太混，搞不清是什么，也许还是浅些好吧。但一旦遇见浅，渊博者可能又无法自控的不能“欣赏”了。这也是“伟大的厄运”5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高明的导师，即使认识到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至少也应该给个方向，使这个刚刚觉醒，思想的羽翼尚未丰满的小羊羔不致迷失方向吧。既然是声闻而非辟支，那么，乍醒的一刻肯定对爱的方向以及精髓之类的不甚了了。时代是豺狼满布飞沙走石，如此幼小的心灵怎能立得住脚。所以，“我”的这个“请问”，不仅是在形式上谦恭，而且在精神内容上十分合理与必要，决非无厘头胡闹。对这样的请教都不屑指导，真不知要指导什么了。偏不说，当然很个性，但是又特别的像很深的水，有故作高明的嫌疑了。显然，我的矛头并不是指向爱神对“我”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爱神，这个众生的启蒙者，为了一个具体问题中的正误，忽略了表达的态度。正误是非当然重要，但表达这种正误是非的“语态”可能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

启蒙者-爱神的视点应该说是很高的，揭示了一个更深的普遍真理而不局限于某个具体。强调人的自性，强调辟支，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不当成为取消启蒙的理由。爱神在启蒙的同时，又以其特殊的话语姿态消解着启蒙。抽象的东西总是要通过具体来体现的，历史只能在具体而不是抽象中前进，相对具体的指导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在他过于执拗的坚持他的“高度”时，显得大而不当：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造成对历史的误解和自我完成的虚妄。可见，启蒙也有其弊端。历史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在思维中作封闭式游行的圆圈。这首诗显示了启蒙的高超与洒脱，却客观上展示出某种自我悖谬。换言之，文本结构是分裂的，有两套互动然而相异的话语系统：启蒙者话语和被启蒙者话语，由其互动导致文本在“所指”上的结构分裂或曰自我解构：启蒙的高明和启蒙的虚妄。这根本也许在于，启蒙者自身的话语是分裂的，即自相矛盾的：朝我射箭时，是启蒙;回答我的请教时，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即拒绝启蒙。想想当时的启蒙者基本上不怎么接触真正的民众(他们的伟大抱负却正是唤醒苍生)就可以明白这个情节包含了怎样丰富的悲剧性历史内涵了。当时的启蒙大家有很多都是深居简出于象牙塔的，比如胡适，毛泽东当时作为一个“小人物”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的。五四是狂飙突进的，这很容易被转换为这样的表达：浮躁凌厉、“不切实际”。

现在，我们何不从文本的“格调”及其和“语义”的关系来瞧一下呢。文本谈论的是爱的觉醒，是启蒙，应该说，是个于人世人生很重大很严肃的课题，但文本的风格却举重若轻，有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样的感觉。或者换一种“放肆”的说法，文本的格调非常滑稽，油滑，搞笑，令人有一种忍俊不禁的爽快在口里含着。启蒙者竟然是个“小娃子”，而不用儿童、甚至小孩这样相对庄重的称谓，于是从形象到语态都带着游戏、戏谑或谐谑的“格调”。而且，要命的是，这种语态，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被贯彻到最后，不能不让人在这一层面停伫片刻，玩5尼采：《人性，太人性了》第1卷第4章158节，参《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171页。

味其不可思议的真意了：“翅子，小娃子先生，着慌，摇头，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这里，启蒙者没有任何我们平常设想中的神圣光环，而更像一个贪玩的调皮蛋，不知所措的闯祸精。特别有趣的是“小娃子先生”这个不伦不类的搞笑级组合：既然是“先生”，就应该比“我”年长才“像”，谁知竟是个“小娃子”;虽然只是个“小娃子”，却又不得不正儿八经的喊一声在感觉上应该比“我”老的“先生”。文本的幽默风格于是对启蒙这一神圣严肃事业产生某种去神圣化的“解构”。(关于形式对内容的悖反，还有刚才已经涉及的例子，就是爱神回答“我”时的态度，让人不太容易认为是尊重“我”关于“爱谁”的见解，从而使邵先生的“启迪说”多少有牵强之感。)以轻驭重，以调侃言肃穆，以极不严肃演绎极其严肃，这种油滑的方式其实渗透在鲁迅先生几乎所有门类的创作中，如其杂文的嬉笑怒骂，小说《孔乙己》《阿Q正传》等，尤其是《故事新编》，鲁迅先生更是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油滑”写法。这应看作一种对人世人生的特异姿态，一种高的姿态，一种嘲人也自嘲的开明、彻悟的人生境界。这种油滑的态度，也是鲁迅先生写作新诗的主要态度。鲁迅自己说写新诗只是打打边鼓，振奋新文化阵营的军心，因为当时诗坛有点寂寞，而他自己是不喜欢写新诗的，等真的自称为诗人的人一出现，他就立刻不做了。我也许想说，以这种态度来作言说启蒙的诗歌，本身就会对启蒙起到意想不到的另一种作用。

客观会侵入主观，这种对启蒙无意的消解不久之后竟然成为先生对启蒙深刻的反思，质疑。关于启蒙立场的质疑，鲁迅先生后来是反复表示过的，比如在《呐喊·自序》里的铁屋子说以及其他一些场合的说辞，和我刚才从这首诗中分析出来的“结论”颇有相似之处，如启蒙可能只会徒增烦恼痛苦，或者是对被启蒙者进行“诱杀”，等等。有论者认为，“当鲁迅以‘我’的名义对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原则与物质文明提出抗议的时候，在思维内容上，他的‘怀疑主义’已经远离了18世纪启蒙主义，毋宁是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思”。6“救救孩子”，后来觉得“空空洞洞”;“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有论者锐利的指出：“鲁迅的失败感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心理倾向和情结”、“失败感总是与幻灭感连结在一起”。7启蒙大业，竟终至老境颓唐。

从这首诗写作时间来看，他也许还没意识到“启蒙的虚妄”，而只是用这一首诗表达爱的可贵和必要，以启蒙(弄醒)的宝贵和必要为潜台词(前提)。当然，我不是不能找到这种意识可能存在的证据，只是不愿坐实罢了。“实际上，即使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也对科学理性的功能持冷静态度”。8换言之，对于“隐含的作者”而言，这种虚妄意识或许只是“无意识”中的，暗含而未必暗示的。但我从文本自身所包含的相互歧异的话语系统中却品出了这另外的意向(这些意向不妨看作鲁迅后来明确反思、质疑启蒙立场的“种子”)，尽管和作者原意大异其趣，却有文本本身的支撑，所以，大约也可以算作是对文本模糊空白处的填充，一种解构式的有意误读，以便从一个“意外”的视角看一下启蒙的世纪面影。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62页。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90句】：91页。吴先生以《虚无的包围与纠缠》整章的篇幅讨论了鲁迅的虚无意识，虽然主要针对鲁迅人生而言，但无疑包含了他的启蒙事业。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62页。

鲁迅《集外集》杂文集:《音乐》

引导语：鲁迅的《集外集》杂文集，大家了解多少?下面是其中的《音乐》原文，欢迎大家阅读了解。

　　“音乐”?〔1〕

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2〕，——不，“都是音乐”，是听到了音乐先生的音乐：“……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Mys-tic〔3〕。我深信……”

此后还有什么什么“都是音乐”云云，云云云云〔4〕。总之：“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

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还能听到什么庄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籁地籁和人籁〔5〕。但是，我的心还不死，再听罢，仍然没有，——阿，仿佛有了，像是电影广告的军乐。呸!错了。这是“绝妙的音乐”么?再听罢，没……唔，音乐，似乎有了：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来。Br-rrrtatatatahital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

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6〕

危险，我又疑心我发热了，发昏了，立刻自省，即知道又不然。这不过是一面想吃辣子鸡，一面自己胡说八道;如果是发热发昏而听到的音乐，一定还要神妙些。并且其实连电影广告的军乐也没有听到，倘说是幻觉，大概也不过自欺之谈，还要给粗皮来粉饰的妄想。我不幸终于难免成为一个苦韧的非Mystic了，怨谁呢。只能恭颂志摩先生的福气大，能听到这许多“绝妙的音乐”而已。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将这位先生“送进疯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对，尽力呼冤的，——虽然将音乐送进音乐里去，从甘脆的Mystic看来，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然而音乐又何等好听呵，音乐呀!再来听一听罢，可惜而且可恨，在檐下已有麻雀儿叫起来了。

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么?然而这也是音乐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五期。

〔2〕徐志摩的神秘谈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刊登了徐志摩译的法国波德莱尔《恶之华》诗集中《死尸》一诗，诗前有徐志摩的长篇议论，宣扬“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等神秘主义的文艺论。

〔3〕Mystic英语：神秘主义者。

〔4〕“都是音乐”徐志摩在译诗前的议论中说：“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巷口那只石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5〕庄周(约前369—286)战国宋国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天籁地籁和人籁，见《庄子·齐物论》：“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6〕“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一段话，是鲁迅为讽刺徐志摩的神秘主义论调和译诗而编造的。

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在鲁迅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杂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那风雨如晦的黑暗社会里，他用一支犀利的笔，共创作了700多篇杂文，编为16个集子，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鲁迅作品集子的名称，或比喻，或反语，或引用，或拆字，诙谐风趣，精辟深沉，如同那些杂文一样，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折射出作者的生活、心境及时代的风貌，充分体现了鲁迅先生高超的命名艺术。《热风》(1918年——1924年)1925年编定,收入杂文41篇。对于集名,鲁迅曾解释说: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1925年——1926年)分别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编定,收入杂文31篇、32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

《坟》(1907年——1925年)1926年10月编定,收入杂文23篇,鲁迅早期杂文多收其中。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的集名?鲁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

总不能绝无眷恋”，命名为《坟》也是一种“取巧的掩饰”。

《而已集》(1926年——1927年):1928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7年创作的杂文29篇,附1926年创作的杂文1篇。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如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先生愤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三闲集》(1927年——1929年):1932年4月编定,收杂文34篇。《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1928年,就

《二心集》(1930年——1931年):1932年4月编定,收入杂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载了署名

《伪自由书》(1933年1月——1933年5月)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创作的杂文43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

《南腔北调集》(1932年——1933年):1932年2月编定,收入杂文51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

《准风月谈》(1933年6月——1933年11月)1934年10月编定,收杂文64篇。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4年——1936年)1935年12月编定,两本杂文集分别收杂文36篇和48篇。先生在《序言》末云：“记于上海且介亭。”

鲁迅《集外集》杂文集:《编完写起》

鲁迅自己曾自信地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他的《集外集》杂文集中的《编完写起》，你想要阅读了解?

　　编完写起〔1〕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2〕，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3〕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4〕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豫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5〕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6〕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7〕，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读来却痛快——

“……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

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尽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屁，认为无损人格么?”

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例如女人被强x，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强x，认为无须自杀么?

章先生的驳文〔8〕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案语：

已经收在《华盖集》里了，题为《导师》和《长城》。独独这一段没有收进去，大约是因为那时以为只关于几个人的事情，并无多谈的必要的缘故。

然而在当时，却也并非小事情。《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

就这文章的表面看来，陈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济法律之穷，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点。但我并不是说：陈先生是儒家，章周两先生是法家，——中国现在，家数又并没有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补记。

【注解】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编完写起》。后来作者将第【第1句】：二两段合为一篇，改题《导师》，末段改题为《长城》，编入《华盖集》，本篇是其中的第三段。

关于新性道德问题的论争，鲁迅还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写了《编者附白》，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2〕　指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3〕　陈百年　名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秘书长等职。《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是反对《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和章锡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两篇文章中关于性道德解放的主张的。

〔4〕　《妇女杂志》　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十七卷第十二期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由王莼农主编，自一九二一年第七卷第一期起由章锡琛主编。一九二五年该刊出版“新性道德号”受到陈百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即不准再登这类文章，一九二六年章锡琛被迫离职。

〔5〕　《现代评论》发表了陈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后，章锡琛和周建人即分别写了《新性道德与多妻——答陈百年先生》和《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答陈百年先生》两文，投寄该刊，但被积压近两月后，始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末尾的“通讯”栏删节刊出。

〔6〕　《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三十二期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7〕　“流弊流弊”　陈百年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发表的《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中，连用了十多个“流弊”攻击章、周的主张。

〔8〕　章先生　即章锡琛(1889—1969)，字雪村，浙江绍兴人。

当时是《妇女杂志》的主编。一九二六年秋创办开明书店，任董事兼经理。这里说的“驳文”，指他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一文，其中说：“我们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最坏的下流脾气，就是喜欢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谓名流，因为陈先生是一位教授，特别是所谓‘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对于我们一下了批评，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们的死罪一般，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从各方面袭来的种种间接直接的指斥，攻击，迫害，已经使我们够受……而我们向《现代评论》所提起的反诉，等了一个多月，不但未见采纳，简直也未见驳回……并不是为什么，只为了我们不曾做大学教授。”

人物影响/鲁迅

文艺影响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精神、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学术影响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方面，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精神影响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政治影响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潮”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