韫色过浓全部台词汇总50句

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重要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白居易诗歌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分解分解。

白居易作诗2800余首，有“诗王”之称。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前两类体现着他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

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问刘十九》《买花》《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一）通俗

叙事直切，描绘真实，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

白居易有意识地追求通俗。苏轼评之曰“白俗”，王安石评之“白俚”。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美之为“务在分明”。清代的沈德潜称之为“浅易”、（《说诗晬语》）“平易近人”（《唐诗别裁评语》），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可见白居易的通俗，是经过修改加工的产物。白居易的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张籍的诗，也平易晓畅。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则容易却艰辛。”这就表明，通俗是来之不易的。

在唐代诗人中，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俩是诗友，又是挚友，世称元白。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们主张通俗，就大大促进了中唐诗歌的改革。特别是白居易，影响最大。他的《与元九书》，可以说是中唐诗歌改革的纲领。其中，生动地描绘了他的诗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上至王宫贵族、达官显要，下至黎民百姓，贩夫歌伎，无不喜诵白诗。为何白诗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俗。

那么，通俗的特点究竟何在呢？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言必有据，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根据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简言之就是：质朴、率真、切实。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所提倡的通俗，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唐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潮流。白居易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创作上也实践通俗。他的《秦中吟》、《新乐府》就是推行通俗诗风的力作。

通俗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因此，它浅而深，而不是浅而薄。它浅中藏深，寓深于浅。浅，显示出它的通脱、俗拙；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实。叶燮《原诗》云：白居易的“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薛雪云：“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一瓢诗话》）这都道出了通俗的妙处。言浅意深，平易近人，是通俗的最高境界。俗有通俗和庸俗之分。平易浅显是通俗，俗不可耐是庸俗。唐代许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情致，是诗人学习的范例。白居易和他的诗友元稹、张籍、李绅、刘禹锡都吸收了民歌的精华。如刘禹锡的《竹枝词》这是一首明朗流畅、情趣诱人的好诗。可见通俗的'诗是不卑俗也不浅薄的。

在诗歌批评领域里，“俗”是一个应用对象十分宽泛甚至随意而且随时间间距而变动、随评价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负面评语。接近世情、内容普通、情调不高的被称为俗，新兴的、特别是有民间下层背景的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俗，使用过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称为俗。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题材，只要在评论者看来使用不当，太冒险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视为俗气。鲍照曾被齐梁人视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视为俗，其他小一些的诗人更不必说了。

白居易诗歌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用语流便，平常事、口头语、眼前景，意到笔随，“称心而出，随笔抒写”，意深而词浅，很少使用典故。僧惠洪《冷斋夜话》甚至说，白居易诗成之后，“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此话虽不能视为信谈，但至少可以说明白诗的通俗平易。应该指出的是，白居易诗歌语言的平易晓畅，是千锤百炼后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并非信手拈来，正像赵翼所说:“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刘熙载《艺概·诗概》也曾经指出这一点:“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宋人周必大也曾经指出:“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闲观遗稿，则窜定甚多。”由此可见其良苦的匠心。而袁枚的“平淡”也并非矢口而道，他所追求的是大巧之朴、浓后之淡，惨淡经营之后的不经意。

元、白之诗，之所以能风靡天下，雄视百代，同诗人锤炼字句有关。因此，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元白之诗，就是如此。《长恨歌》就是这样的作品。上至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夫俗子，无不喜爱。故吏部、礼部选举人才，常以白居易的诗为评判的标准，而广大的人民则以会吟咏白诗为荣，连长安的歌伎都以会吟诵白诗而抬高了身价。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风是俗中有雅、雅中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元白之诗，就是如此。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至于元稹诗风，也是如此。

（二）轻艳

通俗，在不同诗人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色彩。虽然元白都以通俗著称，但因他们气质、性格、出身、经历、习惯、兴趣等等的差异，其诗风也迥然有别。苏轼说：“元轻白俗。”这里用了一个“轻”字就把元白的诗风区别开来了。元稹虽也通俗，但却俗而轻；白居易则俗而不轻。所谓轻，绝非轻薄、轻佻，而是轻浅、轻艳。它虽也尚俗，但色泽鲜润，色彩斑斓，兼纤秾、繁缛之美；而白居易则崇尚一个“淡”字。故元稹为艳俗，白居易则淡俗。白诗的通俗是浅、淡、清，元诗是轻、浓、艳。元稹的轻艳自有特色。它色彩浓，密度稠，层次厚，甚至给人以腻的感觉，并时有雕琢的痕迹。唐代的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学浅切与白居易，学yin靡于元稹，俱名为‘元白体’。”这种评价对元稹虽有微词，但的确指明了元白之间诗风的区别。

元、白诗风，对于新乐府运动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元、白诗派的四人中，风格也各有特色，成就也自有不同，张、王成就逊于元、白，影响也不及元、白。就元、白而言，则元逊于白。白诗质朴平实，剀切深刻，一针见血，一目了然，平淡自然，活泼自如，现实主义精神很强。（剀切：讽喻）

下面重点赏析几首白居易的代表作。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奢淫逸及其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

如《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注释：朱绂：fú，古代贵族穿的一种礼服。擘，bāi,分开。衢，qú。

《秦中吟》十首之一。诗题“轻肥”，轻裘肥马。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以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奇峰突起，使全诗顿起波澜，使读者动魄惊心，确是十分精采的一笔！

《买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戋：jiān,堆积的样子。）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十首之一。别名《牡丹》。

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召铺宫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这首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买花处所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从而触发了他的灵感，完成了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全诗分两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写京城贵游买花；

以下六句，写田舍翁看买花。

一开头用“帝城”点地点，用“春欲暮”点时间。“春欲暮”之时，农村中青黄不接，农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长安城中，却“喧喧车马度”，忙于“买花”。“喧喧”，属于听觉：“车马度”，属于视觉。以“喧喧”状“车马度”，其男颠女狂、笑语欢呼的情景与车马杂沓、填街咽巷的画面同时展现，真可谓声态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是对“喧喧”的补充描写。借车中马上人同声相告的“喧喧”之声点题，用笔相当灵妙。

这四句写“买花去”的场面，为下面写以高价买花与精心移花作好了铺垫。接着便是这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移花而挥金如土。“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价值竟相当于二十五匹帛，其昂贵何等惊人！那么“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其珍惜无异珠宝，也就不言而喻了。

以上只作客观描绘，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有待于进一步点明。白居易的有些讽谕诗，往往在结尾抽象地讲道理、发议论。这首诗却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他目睹这些狂热的买花者挥金如土，发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时，忽然发现了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看见他在“低头”，听见他在“长叹”。这种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诗人不失时机地摄下了“低头独长叹”的特写镜头，并从“低头”的表情与“长叹”的声音中挖掘出全部潜台词：仅仅买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这一警句使读者恍然大“悟”：那位看买花的“田舍翁”，倒是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推而广之，这些“高贵”的买花者，衣食住行，不都来源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赋税”！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这是十分可贵的。

《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首诗作于元和十二年（817）初夏，当时白居易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任上。这是一首纪游诗，大林寺在庐山香炉峰顶。

全诗短短四句，从内容到语言都似乎没有什么深奥、奇警的地方，只不过是把“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与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节候，做了一番记述和描写。但细读之，就会发现这首平淡自然的小诗，却写得意境深邃，富于情趣。

诗的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两句，是写诗人登山时已届孟夏，正属大地春归，芳菲落尽的时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一一片始盛的桃花。我们从紧跟后面的“常恨春归无觅处”一句可以得知，诗人在登临之前，就曾为春光的匆匆不驻而怨恨，而恼怒，而失望。因此当这始所未料的一片春景冲入眼帘时，该是使人感到多么的惊异和欣喜！诗中第一句的“芳菲尽”，与第二句的“始盛开”，是在对比中遥相呼应的。它们字面上是纪事写景，实际上也是在写感情和思绪上的跳跃──由一种愁绪满怀的叹逝之情，突变到惊异、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开头，诗人着意用了“人间”二字，这意味着这一奇遇、这一胜景，给诗人带来一种特殊的感受，即仿佛从人间的现实世界，突然步入到一个什么仙境，置身于非人间的另一世界。

正是在这一感受的触发下，诗人想象的翅膀飞腾起来了。“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他想到，自己曾因为惜春、恋春，以至怨恨春去的无情，但谁知却是错怪了春，原来春并未归去，只不过像小孩子跟人捉迷藏一样，偷偷地躲到这块地方来罢了。

这首诗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写得具体可感，形象美丽；而且还把春光拟人化，把春光写得仿佛真是有脚似的，可以转来躲去。不，岂只是有脚而已？你看它简直还具有顽皮惹人的性格呢！

在这首短诗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写得是如此的生动具体，天真可爱，活灵活现，如果没有对春的无限留恋、热爱，没有诗人的一片童心，是写不出来的。这首小诗的佳处，正在立意新颖，构思灵巧，而戏语雅趣，又复启人神思，惹人喜爱，可谓唐人绝句小诗中的又一珍品。《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这首诗可以说是邀请朋友前来小饮的劝酒词。给友人备下的酒，当然是可以使对方致醉的，但这首诗本身却是比酒还要醇浓。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酒是新酿的酒（未滤清时，酒面浮起酒渣，色微绿，细如蚁，称为“绿蚁”），炉火又正烧得通红。这新酒红火，大约已经摆在席上了，泥炉既小巧又朴素，嫣红的火，映着浮动泡沫的绿酒，是那样地诱人，那样地叫人口馋，正宜于跟一二挚友小饮一场。

酒，是如此吸引人。但备下这酒与炉火，却又与天气有关。“晚来天欲雪”──一场暮雪眼看就要飘洒下来。可以想见，彼时森森的寒意阵阵向人袭来，自然免不了引起人们对酒的渴望。而且天色已晚，有闲可乘，除了围炉对酒，还有什么更适合于消度这欲雪的黄昏呢？

酒和朋友在生活中似乎是结了缘的。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所谓“独酌无相亲”，说明酒还要加上知己，才能使生活更富有情味。杜甫的《对雪》有“无人竭浮蚁，有待至昏鸦”之句，为有酒无朋感慨系之。白居易在这里，也是雪中对酒而有所待，不过所待的朋友不像杜甫彼时那样茫然，而是可以招之即来的。他向刘十九发问：“能饮一杯无？”这是生活中那惬心的一幕经过充分酝酿，已准备就绪，只待给它拉开帷布了。

诗写得很有诱惑力。对于刘十九来说，除了那泥炉、新酒和天气之外，白居易的那种深情，那种渴望把酒共饮所表现出的友谊，当是更令人神往和心醉的。生活在这里显示了除物质的因素外，还包含着动人的精神因素。

诗从开门见山地点出酒的同时，就一层层地进行渲染，但并不因为渲染，不再留有余味，相反地仍然极富有包蕴。读了末句“能饮一杯无”，可以想象，刘十九在接到白居易的诗之后，一定会立刻命驾前往。于是，两位朋友围着火炉，“忘形到尔汝”地斟起新酿的酒来。也许室外真的下起雪来，但室内却是那样温暖、明亮。生活在这一刹那间泛起了玫瑰色，发出了甜美和谐的旋律这些，是诗自然留给人们的联想。由于既有所渲染，又简练含蓄，所以不仅富有诱惑力，而且耐人寻味。它不是使人微醺的薄酒，而是醇醪，可以使人真正身心俱醉的。

《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暮江吟》是白居易“杂律诗”中的一首。这些诗的特点是通过一时一物的吟咏，在一笑一吟中能够真率自然地表现内心深处的情思。

诗人选取了红日西沉到新月东升这一段时间里的两组景物进行描写。前两句写夕阳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照射在江面上，不说“照”，却说“铺”，这是因为“残阳”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确像“铺”在江上，很形象；这个“铺”字也显得平缓，写出了秋天夕阳的柔和，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半江瑟瑟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地方，呈现出深深的碧色。诗人抓住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却表现出残阳照射下，江上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诗人沉醉了，把自己的喜悦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了。

后两句写新月初升的夜景。诗人流连忘返，直到初月升起，凉露下降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一片更为美好的境界。诗人俯身一看：呵呵，江边的草地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这绿草上的滴滴清露，多么像镶嵌在上面的粒粒珍珠！用“真珠”作比喻，不仅写出了露珠的圆润，而且写出了在新月的清辉下，露珠闪烁的光泽。再抬头一看：一弯新月初升，这真如同在碧蓝的天幕上，悬挂了一张精巧的弓！诗人把这天上地下的两种景象，压缩在一句诗里──“露似真珠月似弓”。作者从弓也似的一弯新月，想起此时正是“九月初三夜”，不禁脱口赞美它的可爱，直接抒情，把感情推向高潮，给诗歌造成了波澜。

诗人通过“露”、“月”视觉形象的描写，创造出多么和谐、宁静的意境！用这样新颖巧妙的比喻来精心为大自然敷彩着色，描容绘形，令人叹绝。由描绘暮江，到赞美月露，这中间似少了一个时间上的衔接，而“九月初三夜”的“夜”无形中把时间连接起来，它上与“暮”接，下与“露”、“月”相连，这就意味着诗人从黄昏时起，一直玩赏到月上露下，蕴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喜悦、热爱之情。

这首诗大约是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写于赴杭州任刺史途中。当时朝政昏暗，牛李党争激烈，诗人谙尽了朝官的滋味，自求外任。这首诗从侧面反映出诗人离开朝廷后的轻松愉快的心情。途次所见，随口吟成，格调清新，自然可喜，读后给人以美的享受。《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诗是长庆三或四年春（823－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所作。

钱塘湖是西湖的别名。提起西湖，人们就会联想到苏轼诗中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读了白居易这诗，仿佛真的看到了那含睇宜笑的西施的面影，更加感到东坡这比喻的确切。

乐天在杭州时，有关湖光山色的题咏很多。这诗处处扣紧环境和季节的特征，把刚刚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描绘得生意盎然，恰到好处。

“孤山寺北贾亭西”。孤山在后湖与外湖之间，峰峦耸立，上有孤山寺，是湖中登览胜地，也是全湖一个特出的标志。贾亭在当时也是西湖名胜。有了第一句的叙述，这第二句的“水面”，自然指的是西湖湖面了。秋冬水落，春水新涨，在水色天光的混茫中，太空里舒卷起重重叠叠的白云，和湖面上荡漾的波澜连成了一片，故曰“云脚低”。“水面初平云脚低”一句，勾勒出湖上早春的轮廓。接下两句，从莺莺燕燕的动态中，把春的活力，大自然从秋冬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春意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莺是歌手，它歌唱着江南的旖旎春光；燕是候鸟，春天又从北国飞来。它们富于季节的敏感，成为春天的象征。在这里，诗人对周遭事物的选择是典型的；而他的用笔，则是细致入微的。说“几处”，可见不是“处处”；说“谁家”，可见不是“家家”。因为这还是初春季节。这样，“早莺”的“早”和“新燕”的“新”就在意义上互相生发，把两者联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因为是“早莺”，所以抢着向阳的暖树，来试它滴溜的歌喉；因为是“新燕”，所以当它啄泥衔草，营建新巢的时候，就会引起人们一种乍见的喜悦。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二句之所以妙绝古今，为人传诵，正由于他写出了季节更换时这种乍见的喜悦。这诗在意境上颇与之相类似。

诗的前四句写湖上春光，范围上宽广的，它从“孤山”一句生发出来；后四句专写“湖东”景色，归结到“白沙堤”。前面先点明环境，然后写景；后面先写景，然后点明环境。诗以“孤山寺”起，以“白沙堤”终，从点到面，又由面回到点，中间的转换，不见痕迹。结构之妙，诚如薛雪所指出：乐天诗“章法变化，条理井然”（《一瓢诗话》）。这种“章法”上的“变化”，往往寓诸浑成的笔意之中；倘不细心体察，是难以看出它的“条理”的。

“乱花”“浅草”一联，写的虽也是一般春景，然而它和“白沙堤”却有紧密的联系：春天，西湖哪儿都是绿毯般的嫩草；可是这平坦修长的白沙堤，游人来往最为频繁。唐时，西湖上骑马游春的风俗极盛，连歌姬舞妓也都喜爱骑马。诗用“没马蹄”来形容这嫩绿的浅草，正是眼前现成景色。

“初平”、“几处”、“谁家”、“渐欲”、“才能”这些词语的运用，在全诗写景句中贯串成一条线索，把早春的西湖点染成半面轻匀的钱塘苏小小。可是这蓬蓬勃勃的春意，正在急剧发展之中。从“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一联里，透露出另一个消息：很快地就会姹紫嫣红开遍，湖上镜台里即将出现浓妆艳抹的西施。

方东树说这诗“象中有兴，有人在，不比死句。”（《续昭昧詹言》）这是一首写景诗，它的妙处，不在于穷形尽相的工致刻画，而在于即景寓情，写出了融和骀宕的春意，写出了自

然之美所给予诗人的集中而饱满的感受。所谓“象中有兴，有人在”；所谓“随物赋形，所在充满”（王若虚《滹南诗话》），是应该从这个意义去理解的。

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  白居易 上阳人，红颜闇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馀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离思》五首（其四）作者：元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从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此为悼念亡妻韦丛之作。诗人运用“索物以托情”的比兴手法，以精警的词句，赞美了夫妻之间的恩爱，表达了对韦丛的忠贞与怀念之情。

首二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从《孟子·尽心》篇“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变化而来的。两处用比相近，但《孟子》是明喻，以“观于海”比喻“游于圣人之门”，喻意显明；而这两句则是暗喻，喻意并不明显。沧海无比深广，因而使别处的水相形见绌。巫山有朝云峰，下临长江，云蒸霞蔚。据宋玉《高唐赋序》说，其云为神女所化，上属于天，下入于渊，茂如松榯，美若娇姬。因而，相形之下，别处的云就黯然失色了。“沧海”、“巫山”，是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诗人引以为喻，从字面上看是说经历过“沧海”、“巫山”，对别处的水和云就难以看上眼了，实则是用来隐喻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因而除爱妻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子了。

“难为水”、“不是云”，情语也。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但像他们那样的夫妻感情，也确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怀》诗中有生动描述。因而第三句说自己信步经过“花丛”，懒于顾视，表示他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了。

第四句即承上说明“懒回顾”的原因。既然对亡妻如此情深，这里为什么却说“半缘修道半缘君”呢？元稹生平“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白居易《和答诗十首》赞元稹语），是尊佛奉道的。另外，这里的“修道”，也可以理解为专心于品德学问的修养。然而，尊佛奉道也好，修身治学也好，对元稹来说，都不过是心失所爱、悲伤无法解脱的一种感情上的寄托。“半缘修道”和“半缘君”所表达的忧思之情是一致的，而且，说“半缘修道”更觉含意深沉。清代秦朝釪《消寒诗话》以为，悼亡而曰“半缘君”，是薄情的表现，未免太不了解诗人的苦衷了。

元稹这首绝句，不但取譬极高，抒情强烈，而且用笔极妙。前两句以极至的比喻写怀旧悼亡之情，“沧海”、“巫山”，词意豪壮，有悲歌传响、江河奔腾之势。后面，“懒回顾”、“半缘君”，顿使语势舒缓下来，转为曲婉深沉的抒情。张弛自如，变化有致，形成一种跌宕起伏的旋律。而就全诗情调而言，它言情而不庸俗，瑰丽而不浮艳，悲壮而不低沉，创造了唐人悼亡绝句中的绝胜境界。“曾经沧海”二句尤其为人称诵。

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

白居易是中唐诗人，一生共创作了近三千首诗，分为杂律诗、闲适诗、感伤诗、讽喻诗四类，我们看看下面的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吧！

　　白居易诗歌语言风格

他不但是个多产的作家，还提出了一套诗歌理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国势衰微，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加剧，白居易总结了陈子昂、杜甫等人关于诗歌的进步理论，结合时代的需要，把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及社会作用阐述得很明确。他认为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积极反映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明确诗歌创作的目的应是“补察时政”与“泄导人情”，语言力求浅显易懂。白居易富有战斗性的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历来都为学界所关注，文学界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创作褒贬不一，评价忽左忽右。

早在与白居易同时期的作品中，刘禹锡就在《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中这样评价：“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肯定了白诗语言的自然流畅，不过分雕饰。吴融在《贯休禅月集序》中评论道：“厥后白乐天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德大化教主，不错矣。”对白居易“颂美讽刺之道”表示赞扬，从思想旨向和表现形式上对其进行了肯定。

晚唐杜牧与以上两者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在《唐故平庐军节度便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指责白居易在创作上流于柔艳，易引人邪思。同样，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也言：“抑又其次，元白力劲而气羼，乃都市豪估耳。”认为白诗平浅，缺乏力道，没有气势。

由此可以看出，中晚唐诗论家们围绕白诗的创作旨向、审美特征进行评论，对其在思想旨向上比较肯定，但在语言浅近上持否定态度。

宋代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首次用“俗”字概括出白诗的表现特征，可见他对白诗俗浅特点的不赞成。同样，陈辅的《陈辅之诗话》记：“楚老云：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仍认为白诗“俗”。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认为白诗太过浅近，易让人厌倦。许剀《彦周诗话》言：“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认为白诗浅近，气格不高。这些都是在指责白诗太过浅近。

进入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质而不俚，是诗家难事……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王世贞《艺苑厄言》认为：“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他抓住白居易早、晚年诗的缺失予以渲染，认为前者逞强使能，后者程式化倾向严重。

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夫白之易厌，更甚于李。然有作意处，寄托深远。”指出白诗虽然有容易令人生厌的毛病，但是创作旨向上合乎风人之旨，值得肯定。

从上面的评论看来，从宋到清，评论者仍主要是围绕白诗的浅俗进行指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于1921年在《白话文学史》中明确指出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是“写实主义”的。他充分肯定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认为白居易有意于作文学革新的人，给予其很高评价。

建国以后，学术界对白居易的评价再度掀起热潮，且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这一阶段白居易一度被高标为“人民诗人”，因为他倡导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这正适合了那个年代人们苦大仇深的心理需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旨向给了人们心灵慰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白居易诗论的研究中有一种影响力很大的思潮，即认为白居易没有意识到诗歌的社会功能是多样的，他的现实主义诗论局限性过重。各种贬斥的声音源源不断的传来，这也许是因为文革刚刚结束，这个荒谬时代给民众造成的肉体、心灵上的创伤极重，民众心中有太多积怨，对“诗歌应积极反映政治”这条本属于文学社会功能之一的原理极为反感，对白居易的评价一再压低。这种看法其实忽视了白居易诗论中对其他诗歌（杂律诗、闲适诗、感伤诗）的有关论述，这对白居易的评价很不公正。

就在反对白居易最为激烈的时候，王拾遗先生在《白居易》里指出白居易并没有把为政治服务看作诗歌的唯一功能，这从他的“闲适诗”中可以看出。可见，王拾遗已经注意到白居易诗论中重视愉悦人心、给人带来美好感受的情感功能的一面，这样的评论才是比较稳妥的。

综上，以上历代学者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创作情况、诗歌特点进行了不同的评价，总览这些评价，我们发现，受到不同社会思潮和创作风气的影响，人们总是避免不了用狭隘地眼光看待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作品，所以对他的评价时高时低，忽左忽右。尤其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这种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化的观点，正是历代文人对白居易评价飘忽不定的原因。当某个时代需要文学积极为政治服务的时候，白居易就普遍被人们抬高，反之就压低。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与政治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隔断联系的'，统治阶级需要文学为其政权服务，而文学的发展动向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上层统治阶级政策的牵制和影响。所以说，任何时刻，文学的功利化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存在，况且评论者所处的时代不同、观点角度不同、个人的兴趣不同，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本身也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白居易强调诗歌要为“时”、为“事”而作，这里所说的“事”，是指政教的得失、国家的兴衰、民生的疾苦，具体到创作方法上就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泄导人情”是诗人的创作导向，“补察时政”是执政者的观诗施政。本着这一原则，白居易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优秀之作。《秦中吟》十首中，可以说全部是描写上层统治者和达官显贵的奢侈贪暴，以及下层人民的饥寒交迫和士人被排挤的。《新乐府》通过“美刺诗”来讽刺当朝执政者的庸碌无能。白居易提倡诗人应该努力创作出为“时”、“事”、封建政治发挥“美刺”作用的诗歌，“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他强调了诗歌要大力表现人民的疾苦，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白居易提倡诗歌要为社会、政治服务，要反映现实，在语言上必然要通俗、浅近、自然，从而便于传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新乐府诗“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尽可能地开篇点题，让人一目了然。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些题意上端绪繁杂的弊病。这种做法，在当时整个诗坛变革中起到了瓦解旧的诗歌语言范型与格套的作用。但是还应该充分看到，白居易的有些诗太过浅显和直露，不给读者多留一点点想象的余地。这样读者固然理解起来毫不费力，可是因为言已尽意，也就缺失了诗歌本应留给读者的余蕴和回味。

白居易一生的主导思想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入仕时，可以说是“志在兼济”时期，社会和个人见闻，使诗人感到有责任“为民请命”，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积极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和社会矛盾，他还要求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从实用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这个时期他的诗闪耀着为民生、为天下的光芒，有着巨大的感染力。白居易曾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这一思想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

被贬为江州司马后，白居易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政治上的跌宕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落差，政治环境的黑暗和险恶，使诗人认识到“独善其身”是何其明智和重要。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是非多”，于是“换尽旧心肠”，不再过问政治，“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此时“独善”与“兼济”发生了换位，他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独善”取代了“兼济”，在白居易的精神历程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渡阶段。在后期不问政治、不问他事的思想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不像早年那样锋芒毕露，大量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代替了前期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意激气烈的“讽喻诗”。例如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大林寺桃花》、《问刘十九》、《钱塘湖春行》等。

白居易前期积极创作讽喻诗，后期转向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从其创作体裁的转变上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从“为国谋”到“为身谋”的转向。纵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浮沉人生，大都有“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两个方面，如李白和苏轼，兼济天下的时候，期冀大显身手、报效国家，一旦仕途不顺，就转向“独善其身”，不再或很少过问政治，以求自保。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代表了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复杂心路历程。

在当今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白居易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评价应中正、全面，笔者认为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元白的诗歌理论：

【第1句】：白居易在提倡讽喻诗的时候提出诗歌要反映现实，为社会、政治服务，为“时”、“事”而作，诗歌要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效，这些理论对强调诗歌的现实主义性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上文已经有过论述。在这里主要略谈其缺陷和局限性。首先他过分地强调诗歌的创作必须要“合于时”、“俾补时阙”，完全从政治与教化的作用来看待诗歌的功能，使诗歌处于从属性和工具性的地位，把为封建统治服务当作诗歌的唯一功能，而忽视了诗歌应多方面反映现实人生、抒写个人感情，把诗歌严重功利化地当成了政治的传声筒，对内容要求到“核实”的程度，这样做的结果是直接导致诗歌变成真人真事的记录，失去诗歌本身的特点，变成近似押韵的奏章，并且这些诗常常忽视虚构、夸张、幻想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导致诗歌创作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白居易主张的“为君、为臣、为民、为事、为物而作”，归根结底是“为君”服务，将“为君而作”当作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再如他对诗歌历史的论断也很狭隘，他认为屈原与汉代五言诗归于怨思，止于伤别，“六义始缺”；评价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虽有比兴之作，但数量太少，李白是“十无一焉”，杜甫“亦不过三四十首”，结论是诗道崩坏，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未免太偏激了。

【第2句】：前人一般对白居易后期的诗歌认识不足，甚至存在偏见，认为白居易后期没有将“人民性”和“兼济天下”的立场坚持到底，最后转向了“独善其身”，认为这是白居易的遗憾。笔者认为应该对白居易后期的闲适诗、感伤诗等作品的创作给予全面的评价，应该充分看到他的成就，而不是一概的贬低。例如他被贬之后写的《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宿简寂观》、《咏意》等，以颇具审美的眼光和较为清新的笔调观察自然，抒发感受，排遣忧愁，超然物外，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的特点。他的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可谓绝笔，《长恨歌》运用想象虚构仙境，《琵琶行》运用比喻描写琵琶乐声都可谓绝妙之极。这两篇作品在意境、声情、色彩、内容上都远过前人，据说在作品完成之后就已经得到许多人的赏识并广泛传诵，宣宗李忱曾写诗称赏：“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篇长诗成就非同一般，连小孩子都耳熟能详，进一步说明了白居易诗深受百姓喜爱。

令人欣慰的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学术界对白居易的评价渐渐趋于缓和，不同的声音之间也不再剑拔弩张，人们已经能够抛开特定时期政治的影响来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我们期待对白居易诗歌理论的评价趋于更全面、更科学。

白居易诗歌风格特点

导语：白居易是中唐著名诗人，曾发起新乐府运动。他的诗歌题材多样，风格各异，脍炙人口，流传天下，下面由小编为您整理出的白居易诗歌风格特点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

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这些讽谕诗，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

其中《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更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真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从“惟歌生民病”出发，讽谕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

这首先是对农民的关切。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

在《采地黄者》中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食”，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余粮)：“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所以诗人曾得出结论说“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辛!”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锯牙食人肉!

这是农民的反抗，也是诗人的鞭挞。

在封建社会，不只是农民，妇女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对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银瓶》、《母别子》等。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

例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觉得“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要求宪宗尽量拣放。

《上阳白发人》：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唐诗中以宫女为题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写得如此形象生动。“宿空房，秋夜长”一段，叙事、抒情、写景，三者融合无间，尤富感染力。

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从何而来的，他曾一语道破：“一人荒乐万人愁!”为了救济人病，因此讽谕诗的另一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

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实物而收现钱的“两税法”。这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为购物“而实夺之”的“宫市”。所谓宫市，就是由宫庭派出宦官去市物。

这遭殃的虽只限于“辇毂之下”的长安地区的人民，问题似乎不大，但因为直接关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过问，白居易这时却写出了《卖炭翁》，并标明：“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篇中“黄衣使者”和“宫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诗不发议论，更没有露骨的讽刺，是非爱憎即见于叙事之中，这写法在白居易的讽谕诗里也是较独特的。

作为讽谕诗的第三个特点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又和中唐时代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西凉伎》：

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

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

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在艺术形式方面，讽谕诗也有它自身的特点。这是由这类诗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

讽谕诗约有以下一些艺术特点：

【第1句】：主题的专一和明确。一诗只集中地写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这就是主题的专一。白居易效法《诗经》作《新乐府》五十首，以诗的首句为题，并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如《卖炭翁》“苦宫市也”之类；同时还利用诗的结尾(卒章)作重点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题思想非常明确。

【第2句】：运用外貌和心理等细节刻画来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卖炭翁》，一开始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样两句，便画出了一个年迈而善良的炭工；接着又用“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来刻画炭工的内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动、感人，并且暗示这一车炭就是他的命根子。这些都十分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化。

【第3句】：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阶级对比。他往往先尽情摹写统治阶级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突出一个对立面，反戈一击，这样来加重对统治阶级的鞭挞。

【第4句】：叙事和议论结合。讽谕诗基本上都是叙事诗，但叙述到最后，往往发为议论，对所写的事作出明确的评价。这也和他所谓的“卒章显其志”有关。他有的诗，议论是比较成功的，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义的诘责，给人比较强烈的印象。

【第5句】：语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诗的一般风格。但讽谕诗更突出。这是因为“欲见之者易谕”。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调也是为了通俗。

讽谕诗的这些艺术特点都是为上述那些内容服务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缺陷。主要是太尽太露，语虽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时流于苍白的说教。

讽谕诗外，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感伤诗中的两篇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

《长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岁时作的，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

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是极明显的。从全诗来看，前半是长恨之因。

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紧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长恨歌》的艺术成就很高，前半写实，后半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

没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便不可能有“归来池苑皆依旧”一段传神写照，特别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语言和声调的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融合无间，也都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琵琶行》是诗人白居易贬江州的次年写的，感伤意味虽较重，但比《长恨歌》更富于现实意义。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反映了当时风尘女子共同的'悲惨命运。

一种对被压迫的妇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诗人把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至于叙述的层次分明，前后映带，描写的细致生动，比喻的新颖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飘忽易逝的声音至今犹如在读者耳际，以及景物烘托的浑融，如用“惟见江心秋月白”来描写听者的如梦初醒的意态，从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绝入神，所有这些则是它的艺术特点。

他的闲适诗也有一些较好的篇章。如《观稼》：“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对自己的闲适感到内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中，诗人幻想让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也表现了诗人不忘国计民生的精神。但历来传诵的却是杂律诗中的两首。

一是他16岁时所作并因而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另一是《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那首七律：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闲适、杂律两类在他诗集中占有绝大比重，像这样较好的诗却很少。其他多是流连光景之作，写得平庸浮浅；还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复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衔博，“为文造情”。这不能不影响诗人的声誉。

白居易最大的贡献和影响是在于继承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即新乐府运动。他的现实主义的诗论和创作对这一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的作用。

新乐府运动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经宋代王禹称、梅尧臣、张耒、陆游诸人以至晚清黄遵宪，一直有所继承。白居易的另一影响是形成一个“浅切”派，亦即通俗诗派。由于语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诗流传于当时社会的各阶层乃至国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谈到这一空前的盛况。

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加者，元稹、张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诗友，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时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继承者。张、王年虽较长，写作乐府诗也较早，但诗名及政治地位都不及元、白；同时元、白既有创作，又有理论，而张、王则总有提出明确的文学主张兼作理论上的宣传，因此他们在新乐府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既远逊白居易，也次于元稹。

白居易诗歌风格的特点

导语：说到白居易，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因为白居易留下的诗词有很多，而且很多我们都有学习过。那你知道白居易的诗歌风格特点是怎样的吗？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白居易诗歌风格的特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白居易诗歌的特点是：

【第1句】：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

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

【第2句】：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如在塑造卖炭翁时，他只用“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一句，一个活脱脱的苍桑老炭翁形象便跃然而出。白居易的讽谕诗多为叙事诗，在叙事时，他常要发议论，评价所述之事，以显其志。

【第3句】：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是白居易讽谕诗的又一特色。

白居易的语言通俗平易，这是与他平易浅切、明畅通俗的诗风紧密相联系的.。

【第4句】：白诗文字浅显，很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还特别喜欢提炼民间口语、俗语入诗。

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的故事：素口蛮腰

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