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良为优,生活里都需要演技美文
香港电影《戏王之王》里有句著名的台词：“人过了三十，或多或少要有一些演技傍身才可以的。”
这话有来历。电影里的警局派警察充当卧底，却被识破，连命都丢了，还得到了黑帮头子“演技太差”的评语。于是警察中的文艺骨干分子陈文龙（詹瑞文扮演）被选拔出来，去演艺学校学习演技。进了演艺学校的陈文龙，对演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演技始终停留在警察局春节联欢晚会上说学逗唱的阶段，将“浮夸、肤浅、分神、表面、造作、生硬、虚假、卖弄、夸张”等等表演的毛病犯了个遍，更何况，新的任务让他徘徊在“自我”和“身份”消失的危机感中，他的内心还在不断追问“演还是不演”？终于怀揣着半生不熟的演技接受了新任务，果然被识破，差点儿丧命。终于他明白了，不演，就要死。
生活里到处都需要演技，有的时候，确实严重到“不演就死”的地步。朋友小胡所在的银行营业部，有人携款逃跑，小胡奉命协助警方追逃，深入“三不管”地区，与群匪斗酒。他必须摘掉眼镜，换了衣装，让他们相信自己在这一行“奋斗”多年，一夜之间，生死相逼下，演技获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大获全胜。犹如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生死决斗前的夜晚，用一个时辰悟出了武功秘籍中最核心的秘密。
多数时候虽没有这样严重，但演技仍是生活必需的，而且不必等到三十岁后才学习和施展。从小学课堂上楚楚可怜的“忘记带作业本”到进入公司后的“路上堵车”，一次一次，我们都在磨炼自己的演技，最终总能找到用武之地。大姐黄鹤去谈第一笔生意时不过二十出头，还在大学就读，她换上一身旗袍戴上黑框眼镜，与对方谈论育儿心得，最后出现在招标现场时，手臂上扎着吊针，旁边有个神情冷漠的护士持着吊瓶，这样嚣张、怪异、震人的气场下……她胜了；老兄宋毅为去夜总会解决自己弟弟惹下的麻烦，戴上了粉红色的`眼镜，穿上闪亮的衣服，雇了体育系半个班的男生跟在身后，心头不断闪现吴镇宇和尼古拉斯·凯奇的经典角色……他也胜了。生活不一定逼良为娼，生活逼良为优。
要做到这一切，必须要放下“自我”与“身份”，并且放弃追问，就像叶弥成名作《成长如蜕》中的那个弟弟，一旦他放下心中青春的结和原来的执著，也成了商场上左右逢源的好手。因为他终于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
不过，勇敢地展现了演技，却被识破，真是天大的耻辱。朋友H的生意和生活都出了大问题，他却牢牢记着刚进入商场时前辈的训导：“出现问题不要紧，要紧的是被人看出来，因此更加得不到帮助。”每天歌照唱舞照跳车照跑，却有朋友看了出来，主动提供安慰，他非常生气，半是恼怒半是自嘲地道：“可以侮辱我，但不应当侮辱我的演技！”
我们都需要信仰的美文
这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
信仰是什么？周国平先生在《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中给出了他思考的答案—“真正的信仰不在于相信佛，上帝，真主或别的什么神，而在于相信人生应该有崇高的追求，有超出世俗的理想目标。”或许大多数人从小就认为自己有崇高的目标与追求：学生时期的目标不外乎努力学习，考上好的大学，找份好的工作；工作者的目标不外乎挣更多的钱，为妻儿父母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让生活更加舒适美好……所有的这些目标，在我看来，终归是为了一个词——生存。这一点反倒体现出了我们人类身上动物的本性。所有的动物，自来到这个万千世界，生存繁衍便成为它们唯一的目标，不论是手段残忍的肉食动物还是性情温和的草食动物，活下来并繁衍后代不正是它们一生的任务吗？与此同时，这也正是支撑它们活下去的信念。人类与动物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会思考人生，会明辨是非。因此，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是崇高的目标和追求，并不是真正的信仰，更多的只是生存的目标，是受名与利的驱使，尽管它们之间也有不同，不过仅是雅俗的问题罢了。
在《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中，周国平先生写了这么一句话：“在信仰的问题上，真正重要的是要有真诚的态度。”这让我想起我的高中生活。以我主观的角度来看，整个高中我过的是恍恍惚惚，为此我感到十分之遗憾。高一的时候我很是抱怨命运之不济，我总是在遗憾中考差两分就能去市最好的高中，从而长期处于可惜埋怨的心理中，并产生了一种病态的自负感。我自诩清高，自命不凡，看不起身边的凡夫俗子，于是，一整个高一都荒芜了。高二的时候我却玩世不恭，于是，又荒废了一个高二。高三的时候，我终于有所觉悟，怎奈临近高考却大病一场，最终高考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其实回首我的整个高中阶段，发现自己正是缺乏目标，更别谈信仰了。换言之，我缺乏的是一种对人生的真诚的态度，是一种对人生不负责的态度。周国平先生在《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中对真诚做出了如下解释“所谓真诚，第一就是要认真，不盲目相信；第二就是要诚实，决不自欺欺人。”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有着远大的抱负，或成为企业家，或成为高层领导，或成为所在领域的佼佼者。包括我在内，我也有这远大而宏伟的理想和目标，但当我真真正正去探索我自己的灵魂时，我却发现，我的灵魂中，充满着不尽的贪婪与欲望，为什么？对，我的灵魂缺少了真诚的.态度。但反观现在社会，尽管我并没有太多的涉世经历，但单从新闻上看到的听到的就不难发现，当下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急功近利，不务正业。不说别的，就说股票，现在炒股的人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这难道不是一种病态的暴发户心理吗？这难道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现象的最佳诠释吗？因此，信仰需要真诚的态度，而真诚的态度的形成，则需要我们真正认清自己。
所谓信仰，不论是超出世俗的理想目标，亦或是真诚的态度，终归而言之，还是离不开灵魂的思考和升华，这是一种信念，是激发人类意识潜能的方式。在《一个人的朝圣》中，老人哈罗德徒步走了627英里，用时87天，就为了这个词——信仰。尽管从始至终徒步到贝里克疗养院看望身患癌症随时死亡的奎妮都是他唯一的目标，但我始终认为能支撑他到最后的却是他对往事回忆的那种自责与遗憾，并因此下定了北走的决心。的确，期间有着许多琐碎繁杂的小插曲，也曾有过信仰危机，但最终他坚持下来了，他始终有着这么一个信仰——曾经我已经辜负了我的儿子与妻子，我不能再辜负这个女人了！让我一生能完成一件大事！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后来跟随者里奇那般带有浓厚利益目的，而是一种纯粹的，发自灵魂深处的坚定。试想从古至今，又有多少这样的人？是苏格拉底对哲学的信仰？还是陶行知对教育改革的信仰？我们不妨稍作思考。人，终究而言是有欲望的。神尚且会为权力大打出手，更何况我们这般个凡人，只是在面对诱惑时，我们能否有着自己灵魂的思考与升华，能否有着独一无二的信仰罢了。
小优妹妹的美文
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但我的父母肯定为我妹妹的出生付了一笔钱。他们关心她比关心我多。他们爱她比爱我多。因为她是要钱的而我是不要钱的？这真不公平。
我对小优——我妹妹的怨恨由来已久。有些人就像出生时带着光环一样，注定要被人关爱，没有任何理由就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如果你和这种人相处了十一年你一定会了解我的痛楚。十一年，每次我和她争一样东西都会以落败告终。电视是她的，饼干是她的，相机是她的，她可以在我的书上乱涂乱画，我对她大声说话就要挨骂。是的，我的确比她大三岁，但我也是个孩子，我也是父母的孩子，我也想受人关心受人照顾，凭什么一直要让我担任失败者的角色？我一直觉得很困惑，或许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根本不在意我。父母千方百计就为了逗小优笑一笑，而我的心情从来没有人关心过。
小优六岁生日的时候，我把她的生日蛋糕给砸了。场面曾一度很混乱。我记得是从母亲问我的一句话开始的。那是家庭聚会，一家四口人在厨房里办的。他们唱生日歌时我没唱，不过他们好像没注意到。唱完生日歌，我母亲叫我：
“给小优说几句祝福的话吧。”
我紧闭着口，什么也说不出。这真是一个残忍的要求，为什么他们从来没设想过我的心情呢？
“说啊，怎么了？”母亲催促，脸色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似的。
那时我又委屈又恼火，脑中一热，眼前一黑，终于失去了理性，啪的一下把蛋糕掀翻到小优身上。小优先是惊恐地看着我，然后马上哇哇地哭了起来。这是她惯用的讨人怜爱的招数。
母亲厉声道：“你干什么！”
我没听到这句话，我怒火爆发，我抓住小优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丑八怪！你知道你是用多少钱买的吗？”
说完这句话，坐在一旁的父亲随即啪的一下摔了我一巴掌，把我由椅子上摔到地上。场面一度很混乱，但后来发生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我的记忆只到这里，被打了那一巴掌后，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认真回想的话，我记得后来父母开始吵架，互相推卸责任，一个说：“你怎么管教孩子的？”另一个说：“你呢？你又尽到过多少责任？”诸如此类的话在他们嘴里绕了很久。仔细想想，他们后来的分居并不是偶然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一点点暴露出来了。
我想说一下我的家庭。我无意向谁诉苦，也不是要以自己的家事来给谁制造烦恼，但在这个我和小优的故事里，这是我不能不提及的部分，因为我和小优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我们的性格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形成的，即使我们不愿意，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您或许能通过我的家庭更好地理解我和小优行动的依据，我也将以尽量客观的角度来述说这段往事。
我的父母原先都是公家的职工。那时很多商店企业工厂都是公家的，不像现在都变成私人的了。我父亲是本地煤油厂的一个小干部，母亲是邮局的柜台员。后来不知从哪里掀起了经商的风潮，很多人都扔下本职工作改行做生意。我父母也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他们筹了一点钱，也开始做一些买卖。
也不知是上天照顾还是他们真的是经商的料，他们做得比许多人成功。一开始他们做一些货物的转手，好像包括彩电冰箱什么的，我记得那段时间家里经常堆满了纸箱，而且不时有神情叵测的陌生人来拜访。过了两三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店面，还在城里买了一栋新房子。我和小优从两房一厅的平房搬进了这个新家，别墅模样的，两层楼，楼上三间房，我和小优各占一间作卧室，另一间作杂物间，楼下有客厅和厨房还有两间大卧房，房子后面有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种了一颗芭蕉树。同学来玩的时候，他们都会为这栋房子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赞不绝口地说你家真有钱之类的话。我很喜欢听到这样的夸奖，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让人夸奖的东西了。
这时也是我父母的矛盾变得越发明显的时期，他们有时会好几天争吵不休，然后又用好几天互不搭理，即使吃饭时在厨房碰了面，也是冷冷地保持沉默。他们如同仇人一般，我则尽量与他们保持距离，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局外人，我不理睬他们，更不理睬小优。这栋新房子对我来说就好像是陌生人的住处。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小优是怎样过的，那时我在家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不走出自己的房间，整天戴耳机听那时很红的谭咏麟的歌，抄下他所有歌的歌词，不管懂不懂。后来我作文写得比别人好，或许和这段经历有关。
慢慢的我父母的'生意越做越好，野心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大，两人也越来越无法共处。有一天我母亲带了一班人马到深圳投资办厂，离开了定安城。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当时我只是被告知她要去出差，我以为是像往常一样过几天就回来，没想到这之后我一两年才能见到她一面。这就是我父母正式的分居。那一年我读初二，小优读小五。
回忆我的初中生涯是一件艰难的事，似乎有一种力量在阻止我思路的进行，而我要拼命用力去想才能绕开这股力量，唤醒一些片断。那段日子我过得浑浑噩噩，活一天算一天，也不知道哪一天在前，哪一天在后。我只记得我没什么人缘，总是一个人上学放学，班级活动也找不到伴，偶尔有个男生会和我说一两句话，他就是班上和我最接近的人。老师们，总是忙着表扬优秀同学，批评吊底的差生，我这样不上不下的学生他们很少理睬。当然，我也并不期待有谁来特别注意我，因为我本来就没什么值得让人注意的地方。
我习惯了独来独往，林欢接近我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自在。林欢是班上一个很活泼的女生，成绩又很好，又能唱歌跳舞，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注意到我。我坐在后排靠墙的位置，平时很少从位置上站起来，她坐在前排，和我完全处在不同的世界。到毕业我们也不会说上一句话，这才是最自然的情况。但是频频地，她在放学的时候出现在我回家的路上，和我说上几句不搭边的话就走掉，把我留在层层疑惑中。我向来习惯用恶意去推测别人，我觉得她是为了炫耀她优异的地位才来搭理我的。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去接近一个没人理睬的人，我想不出还能有其它什么理由。
有一天放学时我又在路上遇到她。她和我并肩走了一会儿，说了些天气之类的话。我知道她马上就会走掉了，嗯嗯应了两声。但这天她有点反常，她看起来神采奕奕，和我走了很远，走出了校门，又走过了两条马路，还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你不回家？”我忍不住问她。
“我家就是这条路啊。”她笑着回答。我觉得她是在骗我，我天天走这条路，从来没遇到过她。但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你回家吗？”她问道。我点点头。
“我听说，”她把声音拉长了一下，“你家很大？”
“还好吧。”
“我想去参观一下，可以吗？”她眯着眼笑着问我。
“你要去我家？”我反应不过来，“你去我家干什么？”
“你不欢迎你的同学？还是你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她用挖苦的口气问。
“倒也不是……”一时我竟想不到回敬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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