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辜鸿铭处看运动

辜鸿铭是谁，我想对历史或文学有兴趣的朋友一定不陌生，他学贯中西，是中国少有的大师，也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并用英语和法语翻译了{{论语}}，得到世界震惊与不尽好评，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那部{{春秋大义}}更使无数学者赞叹连连。可他生性怪癖，世人难解其所为，认为他不过是“清末怪杰”，老古董，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王国维投身湖中，陈寅恪评说其：“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辜鸿铭同样如此，他留学回国，学术越发精深，可面对国破家亡之景，不免内心万分撕痛，便以疯癫行径掩盖此情。可当他看到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展开时，深知其中漏洞已现，想凭一己改变此景，可惜潮流如此，不可逆转。怪只怪生不逢时。当然，他认为国民学者之运动未免太过于激进，会适得其反，其盲目从众，野蛮之势非中华传统精神之要义。在我看来有其合理正确之处，我也将就此观点展开探讨。

在辜鸿铭先生赠送伊藤博文英译版{{论语}}时，面对伊藤博文的发问：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沉着而铿锵的回答：“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今人算错，和怪发明者乎？”

新文化运动，是否应完全推翻传统的儒家文化，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学界的解决：传统儒学有其合理之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对古对今意义非凡，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这些，很明显是过于偏激的，是有其漏洞的。从这点来看，辜鸿铭先生是非常有远见的，百年前就认识到了其弊病之所在。当然，新文化中所提出的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用民主科学代替封建迂腐的观点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是顺应潮流的。辜鸿铭的看法又显得保守了。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如不激进的全盘的否定儒学，民智是不会快速发展的，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乃至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蓬勃发展都是不可实现的，中国又岂能崛起。所以，我认为：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在当时是最合适的。有些史学家认为，陈独秀等辈的行为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是非常不利的，新文化运动的进行是利大于弊，应该新文化与旧文化并行。可他们是否意识到，在民智极弱的情况下，并行只会使人民的思想更加混乱，人民更难接受新的文化思想，最终失去群众基础。那么，运动还如何展开进行呢？中国还如何自救呢？激进不代表不能救国，反而在适当的时机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力量！辜鸿铭或一些史学家的观点从现在的角度看有一定的道理，却并不能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思考问题。

另一个我想谈论的关于辜鸿铭先生的观点便是，他在五四运动时期，于日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的。他是否是卖国的，是崇洋媚外的呢？我认为：远远不是。而且此观点在我看来有其正确性与合理性。

为什么我会如此说呢？五四运动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可学生们是否理智思考了呢？盲目的运动是否会争来国权呢？曹汝霖等人为何可以轻松卖国呢，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卖国贼，幕后黑手呢？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想清楚，虽有一腔爱国情，也是盲目的，与文革时的红卫兵有何区别呢？五四运动虽然是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但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辜先生的看法在很多人眼中是保守，甚至反动，但它却很据价值，值得现代史学界思考。

先生已逝数十年，他的些许观点论述却值得让今人反思啊！在下无知学徒，凭略识一二，发表谬论罢了！在我看来有其合理正确之处，我也将就此观点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