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性人格和边缘性人格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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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性人格和边缘性人格障碍篇一

有些人，需要另一个人的爱是为了获得对抗焦虑的安全感。他并不知道自己内心充满焦虑，不知道自己因此不顾一切地要抓住任何一种爱以获得安全感。他能够感觉的仅仅是：我喜欢这个人，我信任这个人，我完全被他迷住了。然而，他这种自己觉得是发自内心的爱，却很可能只不过是对某种仁慈产生的感激，或只不过是由某个人、某种情境所唤起的希望和温情。那个在他身上唤起了这种希望的人，不知不觉地被他赋予了某种重要性，而他对那人的感情则会表现为爱的错觉。

他在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中，包含着一种希望被人爱却不肯给人以任何回报的愿望。这种愿望如此热切，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无力感受任何温暖，无力给予任何爱，而且他也不愿意感受任何温暖和给予任何爱。

---------------卡伦·霍妮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天天都在发生奇迹的时代，是一个变化速度超出人们承受力和想象力的时代，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整体的精神面貌就是浮躁、焦虑、自我要求过高，一句话，强迫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人格的某种特征。

在遇到危险情境时，人们一般会有一种足以解除危险的（与危险程度相当的）应激反应。人们天生具备这种对危险做出瞬时判断的能力，因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能应付自如，有惊无险，或者化险为夷。但是，当危险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使人们按照过去的预想所做的应激动作失效时，这种能力就受到了挑战，人们多次经历了这样的情形后，在信念上也就不免产生动摇。于是，人们面对危险时，往往会做出矫枉过正的过度反应，甚至在没有危险时也有一种危机感，并对某种假想的危险做出反应，其实，这就是强迫症人格的真正来历。

骆驼是一种忧患意识很强的动物，据说新疆的骆驼常花一整晚慢慢咽下几十斤苦涩的干草，却不为贪图美味而去吃鲜润的青草，因为它害怕主人第二天就会让它穿越沙漠，而胃中的干草要比青草耐饥。无独有偶，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生活着一种土灰色的沙鼠。每当旱季到来之时，这种沙鼠都要囤积大量的草根，以准备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但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当沙地上的草根足以使它们度过旱季时，沙鼠仍然要拼命地工作，将草根咬断运进自己的洞穴，似乎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心安理得，感到踏实，否则便焦躁不安。

研究证明，沙鼠的这种行为，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担心，是由一代又一代沙鼠的遗传基因所决定的。其实，沙鼠所干的事情常常是相当多余，又毫无意义的。曾有不少医学界的人士想用沙鼠来代替小白鼠做医学实验。因为沙鼠的个头很大，更能准确地反映出药物的特性。但沙鼠一到笼子里，就表现出一种不适的反应。尽管它们在这里根本不缺草根和任何吃食，但它们还是习惯性地不能踏实。最后沙鼠一个个很快死去了。它们是因为极度的焦虑而死亡，是来自一种自我心理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并非是真实的生活状况。这与现代人的焦虑担心有着惊人的相似。

沙鼠的焦虑可以让它丧命，骆驼的忧患意识也让它成为永远的苦行僧。

人们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患得患失，要强而自卑，追求完美而又力不从心，永远做着患病、迟到、落第、不及格、被追赶之类的噩梦。这是一种对我们当下处境和前途的深层担忧和恐惧，一种欲抓住自己的头发使自己飞离地面而不能的无奈和疑惑，一种让我们远离幸福感、堕入悲惨和不幸的根源。

无疑，sars流行期间人们草木皆兵般的过激反应多少带有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其根源则应追溯到sars爆发前人们对新型传染病的麻痹大意和对果子狸一类动物的蔑视；同理，“9·11”后美国对恐怖主义惊弓之鸟般的过激反应自然也是对恐怖事件发生前美国思维和美国做派的大反拨。

难以想象在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部落里，人们会有诸如此类的神经症。由此可见，或许强迫症的真正根源正在于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大狂。

在西方世界，心理学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对神经症人格个人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的学生卡伦·霍妮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堪称是那个时代的经典。

霍妮在这部西方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著作中指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孤立的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形的心理后果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能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

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孤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霍妮指出：“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所谓焦虑，乃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这些正是强迫症人格的典型特征。

霍妮的著作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也曾在那个时代的读书热之中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是，那种关注完全是一种隔岸观火式的关注；当时的中国，人们虽然普遍感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饥渴，却还主要偏重于物质方面，导致今日中国普遍面临的精神困扰的那些因素尚未产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人们认为到处充满机会，在饥渴之中似乎总能看到希望，借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台词来说，就是“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现在则大为不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似乎并没有同时带来幸福感，相反，却带来了莫大的忧虑。霍妮通过对神经症人格的研究指出：“尽管并没有对于人格结构的精湛知识，人们却仍然可以从一切神经症病人身上鉴别出两种特征，这就是在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以及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也得到了绝佳的印证。一方面，人们靠技术进步获得了对于自然和社会事件更加强大的控制力，同时也越来越把幸福强迫性地寄托在技术进步之上；另一方面，人们则深感对自然和社会事件的控制效率日益低下，技术进步对国民幸福的贡献效用迅速衰减。这种可能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对资源的需求与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加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和飞跃……殊不知，这样正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恶性循环。

在某些场合，资源并不匮乏，是对资源的病态需求人为地造成了恐慌，就像笼子里的沙鼠一般，最后被某种想象的困境或内在的恐惧所害。

比如，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贪官，可以说都患了一种敛财强迫症——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因为他们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实在少得可怜。《北京科技报》2004年12月30日报道称,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守财奴”们对金钱有着极强的?神经质的需要?他们对于金钱的贪欲,完全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需要?他们有的对自己这种爱财如命的行为没有意识,有的有意识,但控制不了自己?贪官们的这种守财奴心态又可称为金钱数字心态:人们在积聚钱财时往往被一种呈几何级数递增的心态所左右,当攒到一万元时,下一个目标是两万,攒到两万时目标变成了五万......当积聚到一百万元时,下一个目标就绝不仅仅是一百五十万,而是上千万,几千万?对贪官们来说,捞钱越多就越不能罢手,就像吸毒上瘾的人对毒品一样,欲罢不能，越陷越深，敛财成为他们生活中惟一的追求，而且永远不会满足。

再比如，在足球场的看台上，一开始大家都是坐着看球。但是，有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当只有他一人站着，其他人都坐着的时候，他确实能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但由于他站着看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人也只能站起来才看得清楚……最后全体观众都只得站起来看球了。从看清楚的程度上说，全站着看与全坐着看没有任何改善，但是大家现在只能辛苦地站着看而不能安逸地坐着看了。

又比如，在城市的某些地区，政府开辟了一些路段用于小商品交易。本来，大家都在划定的黄线之内，即并排着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交易；但是，有一个小摊贩为了比别人更接近顾客而把摊位挪到了人行道。接下来的情况跟球场看台上的情形一样：结果是大家都不得不站在人行道上吆喝，继而冲到机动车道上揽客……每个人都更辛苦，处境也更危险，而生意不仅没有更好，还可能因为妨碍交通而被城市市容监察人员罚得个血本无归。

上面所列举的强迫症状，如今正在教育领域蔓延：本来，小学生的课业完全应该在学校解决，但是，就有那么一些聪明的家长为了抢占先机而为自己的孩子请来了家教……接着，有更多的家长被迫跟进，而原来那个以为请一位家庭教师就能领先的家长又不得不请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家庭教师，水涨船高，你追我赶，于是就出现了今天这种全民请家教的荒唐局面，以至于孩子们不堪重负，有些小学生便想“退休”，个别小学生甚至因达不到家长拔苗助长式的要求而不得不以死来了结年幼的生命。

在这里，对资源匮乏杞人忧天式的群体性盲目恐慌，最早实则源于个别人对资源多吃多占的贪婪——第一个打破规矩的人可能占了便宜，犯规的动机是想占额外的好处，其结果是付出了比不犯规数倍的代价，却只能得到不犯规时应得的回报，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更严重的是竟造成了全社会的集体焦虑症也就是集体强迫症。

攀比、猜忌进而相互埋怨，作为集体强迫症的典型症状，会使一个集体的战斗力严重下降，产生所谓潜在内耗，最终使集体机能衰退，功能丧失，一败涂地。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正在研究一门名为hedonomics的学科，这个词的意思是追求生命之快乐的学说，中文可以翻译为“幸福学”。

奚恺元说，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看上去不同，有的人追求名誉，有的人追求金钱……但归根到底，我们所有行为的终极目的都是追求幸福。他强调，这里所指的幸福不仅是短期的安逸，而是一种长期的、广义的、好的主观感受（subjective well-being）。我们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使幸福最大化。

上文中所举球场看球的例子，就来自奚恺元所引用的经济学家雷亚德的一个比喻。他还举了另一个例子说明物质竞争与幸福感受的关系：

两个人在一条风景优美的路上散步。他们的幸福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欣赏风景所带来的愉悦；二是相对位置所带来的快乐，即在位置上的领先者更幸福，而落后者则不快乐。一开始，两人都走得很慢，甲走在乙前面。从欣赏风景角度，两人都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很是幸福。而从相对位置来讲，甲快乐，而乙不快乐。为了赶上甲，乙加快了步伐。相应的，甲也加大了脚步。就这样，两人越走越快，从最初的散步，到大步流星，再到后来的奔跑……从位置排列角度上来看，两人总体的幸福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因最终总还是一人在前一人在后。但从欣赏风景角度获得的幸福却降低了，因为两人将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奔跑上。

台湾学者张盛舒号称自己发现了“幸福定律”：即幸福与抱怨成正比。越幸福的人越会抱怨，越认为自己不幸福。

人生就好像一个圆，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圆满。但是对于幸福度到达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那百分之一的不完美就像一根尖刺，刺得人浑身难过，痛彻心肺。让人以为，人生就只是为了解决这百分之一的不幸而活，对百分之九十九的幸福视而不见。

相反，只拥有百分之一幸福的人，他不知道圆满是什么，所以其他百分之九十九是什么样子他根本无法想象，他只能看到他所掌握的这一点幸福，百分之一就是他的全部他会尽一切努力以保有它。他不但不抱怨，而且衷心感谢上苍，让他拥有这么多幸福但是，等到他的幸福越来越多，多到超过百分之五十时，他的眼光开始停留在那不足的部分了。他不再为了增加幸福而努力，而是为了减少不幸而拼命。于是，越幸福，越痛苦，抱怨越多。

这就是幸福的第二个定律，张盛舒称之为赢家定律：身为赢家，注定要比输家更为痛苦，因为赢家的诅咒如影随形。

何谓赢家的诅咒﹖赢家的诅咒就是：你用什么优势赢得人生，就会用同样的原因输掉人生。

这就是宿命的由来。

固定思维的生活方式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这个习惯曾经帮助你成功，但它在幸福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临界点时已悄悄改变，开始无情地摧毁一切，直到你哪一天顿然醒悟，蓦然回首，但已景物全非。

边缘性人格和边缘性人格障碍篇二

区分边缘性人格和神经症性人格

区分

边缘性人格和神经症

性人格

bpo（边缘性人格障碍）

npo(神经症性人格）

可以从防御机制、现实检验能力、客体关系、道德价值观、攻击性五个方面来区别。

一、防御机制

边缘性人格围绕分裂来组织，将好与坏的情感彻底分离，将好与坏的客体彻底分离。神经症性人格围绕压抑来组织。在bpo（边缘性人格障碍）个体身上，分裂占主导地位，分裂的每一部分都接近意识；尽管是以不连续的、断裂的和解离的方式呈现。有bpo的个体，尽管是以混乱的方式进行的，但是也能忍耐前后矛盾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在一个更加健康的神经性个体身上，任何通过在梦或幻想的形式所呈现的压抑(带有情感的思维内容的无意识化。应为隔离，把感受部分从意识层面关闭。这里，把神经症的压抑和隔离的防御机制都称作“压抑”）的材料被打断，个体只是单纯地在认知层面上体验，而没有相对应的强烈的情感或渴望。（如果对压抑材料的觉察没有达到意识层面，个体通常会体验到非特定性的焦虑。）然而，有bpo的个体，当分裂的材料进入到意识层面，他们就会以饱满的情感的方式进行反应，导致强烈情绪混乱的体验。分裂或原始性解离，通过投射性认同得到了加固，在边缘性人格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防御操作构成了投射最原始的形式。这种防御机制的特点，是通过潜意识的倾向来体现的，这种倾向既能引诱被投向的重要他人，也能控制他人。他人被假定为是有功能性，这个功能性是在病人自我的主要投射部分下进行动作的。全能感、全能的控制、原始理想化、去价值化以及否认都是其他占主导地位的原始机制，这些原始机制完成或加固了分裂和投射性认同。

二、现实检验能力

二者都有完整的现实检验能力；也就是认同一般现实社会标准的能力。这在与病人机智的质对中会呈现出来。然而，在边缘性病人那里，现实能力屈从于（情绪）波动的方式，这在神经症性病人那里是找不到的。有bpo的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可能缺乏微细的灵活机智，尤其是在压力情况下。在压力情况下，那些有bpo的人更容易退行到偏执性思考中。相反，npo(神经症性人格）拥有更加灵活机智的、具有共情性、慎重的以及自我反省上的敏锐感。

三、客体关系

在正常发展中，随着早期内在客体关系原始状态的整合进程，内在客体关系配对变得连接在一起且发展出更大的组织结构，从而构成了成熟的心理组织：本我、自我以及超我。在神经症症状下面是这些心理结构内部相关的稳定冲突。对于边缘性水平的个体来说，这些更加组织化的心理结构还没有得到巩固。这些个体保留了原始的、不必要的精确的、来自早期生活的自体与客体的内在表象。结果是，首先，造成这样一个对世界的观念，在其中滋养性客体和惩罚剥夺性个体交替出现，没有现实性的中间转换地带；其次，造成了发展贫乏的自体感，游移在把自己体验为（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匮乏的和无助的以及把自己体验为全能的之间。

混乱的客体关系是通过对他人缺乏共情能力和缺乏成熟评估他人呈现出来的。他人被感知为理想化的或者是迫害性、贬低的。有bpo的个体在建立和保持亲密关系上有困难，在性的病理上采用的形式不是性的抑制体验就是混乱的性行为。

四、道德价值观

超我的发展构成是内化的自体与客体表象的相续性层积形成的。分为三个发展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要求性的和原始的道德体验，这是儿童在照顾者提出要求时体验到的，这些要求是禁止攻击的、性欲的、以及依赖的冲动的表达。

第二个层面是理想化的自体和客体表象构成的，是儿童早期理想的反映。

第三个层面的演变，是作为超我功能的最早的受害水平到后来的理想化水平被整合、被缓和，对更多的现实化的父母的要求和禁令发展出更多现实性、促进性的内化。这个整合超我的第三层面，作为内化的价值系统在运作；允许个体更少地依赖外在确认和个体有行为控制；对价值和他人更有能力进行深层次的承诺。

有bpo的个体，是前后矛盾冲突的价值系统；无能力达成自己的价值观；对特定价值观的明显缺失；

有npo的个体，有过分内疚的情感，在处理自我方面有一些僵硬。

五、攻击性

有边缘性水平组织的个体，内部客体关系世界是歪曲的，负性情感占据主导。情感是原始的心理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将追求所渴望得到的一切，并试图去逃避所不需要的、痛苦的一切。所以有bpo的个体，直接攻击自己，攻击其他人，严重者内心充满了仇恨。npo个体，压抑攻击，愤怒爆发后内疚。低水平的bpo患者，体验到更多的明显的攻击，严重地导致超我发展的空白。而更少严重障碍群的人在与重要客体关系上显示出更多的依赖能力、更多在投入工作与社会关系的能力、更少的自我脆弱性的非特定的表现。

神经症性人格的具体描述

与bpo相对比，有npo的个体具有整合的身份认同，（例如，对自己和他人的整合感觉。）有npo的人通常会使用成熟的防御操作（如合理化、理智化、幽默和升华等），这些防御操作是围绕着压抑而不是分裂来组织的。这些防御操作不会呈现为立刻就歪曲病人内在人际关系互动的行为特征。神经病性防御，和分裂相反，包含整合的自我谐振、性格学锚定的配对。

它们包括了一个一致性的自体概念并提供了一种稳定性；而这在bpo是缺乏的。关于此类型防御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反向形成。一个围绕着攻击性有冲突的神经症性的人，也许可以执行如此与主导自体感一致的功能——他作为一个有礼貌者而过于恭顺的个体，和有力的权威发生联结；同时，持续性地从意识中压抑掉一个隔离的配对。这个配对是没有被整合到优势自体感的，它包括了一个反抗性自体，带攻击性地挑战一个施虐性权威（解释是在体验的意识——前意识水平得以反省，配对非常压抑的部分，提示着特定威胁性客体关系不再与个体的自体和他人概念相兼容。）在神经症性个体身上，后面部分的配对会持续性地被压抑，没有进入到意识层面的通道，除非在退行的情况下，例如通过一个爆发性的、愤怒突发或者是神经症症状来表达。npo是不太严重的人格障碍，尤其是癔症性人格障碍、强迫性人格障碍和抑郁受虐性人格障碍。

边缘性人格和边缘性人格障碍篇三

这是一本关于对影响神经症人格因素的著作。作者霍尼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

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环境。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所发生的种种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

霍尼认为，神经症虽然是个医学术语，但在使用中却不可避免地要具备特定的文化内涵。所谓神经病人，是指那些行为、情感、心态、思维方式都显得不正常的人。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却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都是相对的，在一种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但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正常的。所谓不正常的人，无非是指他的行为、感情、思维方式不同于一种文化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

霍尼认为，神经症病人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一方面，他们对爱怀有病态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爱，逃避爱，无法获得爱。一方面，他们拼命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着对失败甚至对成功的恐惧，竭力要逃避竞争。一方面，他们对他人充满了恐惧和敌意，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倾向放弃自我，顺从他人。所有这些病态倾向，固然一方面缘于童年时代，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焦虑，但更多地却缘于当前实际面临的冲突。这些冲突深深地植根在文化内部，从这一意义上讲，神经症患者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

霍尼认为，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所谓焦虑，是指一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止的内心冲突中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霍尼认为，所谓异化，就是个人与他真正的自我相离异。在这种状态中，不仅个人的价值标准，而且他的判断能力、创造能力、自我指导能力乃至他的全部感觉都转嫁给一种虚假的自我形象。这种虚假形象是他无意识中创造出来缓和他的基本焦虑，其作用在于使他从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而他真实的自我则被另外视为一个陌生人而受到仇恨和压抑。一种内在的麻木使他泯灭了真正的感情，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和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

总之，霍尼通过对精神障碍和心理变态的深刻洞察，发现神经症远不是什么缘于生物本能的失调，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各种文化冲突以焦虑为中介，在人格中产生了一整套复杂的病态防御机制和内在动力，它们支配着整个人格，最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如此，霍尼认为，个人想要获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发展，并不一定要通过发动全面的讨伐来实现社会改造，而主要应通过紧张的自我分析来解决内心的冲突，达到人格的重建。

边缘性人格和边缘性人格障碍篇四

p2：卡伦·霍尼介绍：卡伦·霍尼祖籍德国汉堡，犹太人。她的入门导师是弗洛伊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后因纳粹迫害，改入美国国籍，接触到阿德勒、弗洛姆等人，她的思想也发生变化，之后出版《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标志着她的思想的形成和对正统精神分析的批判与修正。后因此纽约精神分析界与她决裂。总之，霍尼对精神分析的修正与批判，使得她成为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中坚力量。

p3：文化中的神经症：

①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神经症判断方法就是看他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② 但是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还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改变。

③ 我们关于什么是正常的概念，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其他成员身上的情感标准。然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④ 所以，人们说出的时代、文化不同，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也就不同，对于正确的理解仅仅是指被大多数人认可的观念，而社会中那些思想有悖于社会所谓的“真理”的思想也就被认为是异类。但同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果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就是畸形病态的，那正常的人在这种社会中也就是“畸形变态”的。曾经有听过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一群大熊猫全部得了精神病，只有一只是正常的，那这只正常的大熊猫就成了唯一的精神病。

⑤ 因而，关于神经症没有一个永久恒定的标准来衡量，而是取决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下。

⑥ 霍尼就此也就提出了“事实上并不存在适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学”。就这个问题，她也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批判，认为弗洛伊德的许多结论没有考虑到文化的因素，所以，导致他得出了许多错误的概括和论述。

p4：神经症的特质：

① 神经症病人在其对待事物的反应上显得与众不同。首先这一点可以很确定，但是要放到一定的文化基础中去讨论。

② 反应方式的固执以及潜能与现实之间的脱节。首先是反应上的固执，正常会根据不同情景有灵活的变化，但是神经症的患者就缺乏这种灵活性。比如，每个人都会有疑心，但是大多数人只是在有他觉得应该怀疑的地方存在疑心。但是神经症的病人就会对所有的事情都持有疑心。再说潜能与现实之间的脱节，除去外界因素以外，一个人如果有条件有能力获得发展，但是他却无所作为，或是说一个人拥有一切使他幸福的条件，但是他却不能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从中感到幸福。他们会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绊脚石。

③ 存在着焦虑以及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这一点贯穿了霍尼的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霍尼认为，神经症的内在驱力就是焦虑。先简单来说，就是神经症患者会对一些可能导致焦虑的因素有明显的过度甚至过激的反应。④ 存在在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冲突比常人显得更尖锐、更紧张。为解决这些冲突，往往付出更多代价，但是结果不尽人意。这一点和焦虑也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过度的反应，而导致冲突更紧张。但是因为神经症患者由于过度的反应，则需要建立更强大的心理防御机制，这一点，会让神经症患者觉得筋疲力尽，异常痛苦。p3：所以我们要怎么定义神经症人格？

霍尼给神经症的定义是：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的解决的种种努力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它叫做神经症。

p5神经症表面观察到的态度的分类：首先要讲霍尼所说的表面观察，是指一个好的观察者可以不借助精神分析技术，而直接从他十分熟悉的人身上发现。从神经症患者的表面观察到的主要是这几种态度。

① 神经症病人的一种主导倾向，就是对他人之称赞或他人之情爱的过分依赖。当然这个明显的表现的就是人际关系的敏感，例如有人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或是他打招呼对方没有看见而耿耿于怀，这些情境会让他们觉得受了伤害。当然，这种敏感也可以借一种“我不在乎”的态度隐藏起来。更有甚者，在他们对爱的渴望和他们自身感受或给予爱的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他们对于爱的过分需求，往往同缺乏对他人的关怀体谅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有可能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他们会过分关心体谅甚至急于帮助他人，但这种情形下，我们往往不难发现，他的行为是强迫性的，并非出自一种自发的热情。

② 第二个特点就是内在的不安全感。自卑感和不足感是其标准无误的标志，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他们确信自己无能、愚蠢、缺乏魅力，但是这些想法却是根本没有依据的。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表现出相反的一面，通过出风头、获得我们文化中尊敬的东西引起他人和自己的重视。

③ 第三种态度就自我肯定往往涉及明显的抑制倾向。神经症病人往往无法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攻击。即使在他并不愿意顺从他人的意愿时，他也无力表示反对意见。

④ 第四种即是反对、攻击、贬低、侵犯他人的行动，或是无论什么形式的敌对行为。一种方式是喜欢攻击、支配或挑剔别人，喜欢指挥、欺骗别人或寻找别人的过错。同样，这种态度有着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他们容易感到自己受了欺骗，被人辖制，遭人责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是处于屈辱的地位。⑤ 第五种态度即表现在性生活方面的怪癖，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类，即是对性行为的强迫性需求和对性行为的抑制作用。

p6：神经症有种种表现，最显著的一种表现就是焦虑，但同时神经症内在驱力也是焦虑。

p7：有些神经症病人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深受焦虑之苦，表现为一种弥漫性的焦虑，也可以是一定处境或一定活动的焦虑，还可以具体担心着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生。有些神经症病人意识到他们有时候会产生焦虑，有时候有激发某种焦虑的外在条件，有时候没有。还有些神经症病人仅仅意识到自己有压抑感、自卑感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但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有任何焦虑。所以说，最后提及的一种焦虑的神经症病人也证明了，我们有可能有焦虑，而我们自己却一无所知。

p8: 人们想要摆脱焦虑，首先是因为强烈的焦虑是一种最折磨人的心情。还有，一个人在面对巨大的外来危险时仍然可以生机勃勃，勇气十足，而在焦虑的状态中，他却感到完全无能为力。再有，对有些人来说，被存在在焦虑中的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是他们难以忍受的。因为这些种种原因，使得人们想要摆脱焦虑。

p9：人们想要摆脱焦虑，也有是因为焦虑中包含的因素让人无法忍受。

① 首先是彻底的无能为力是这些不能容忍的因素之一。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这对那些把权力、地位、控制视为最高理想的人来说，是特别不能容忍的。由于觉得自己的反应明显地与自己的理想不相符，他们就憎恨这种焦虑的感受，仿佛焦虑证明了他们的软弱和怯懦。

② 包含在焦虑中的另一因素是它的明显的非理性。神经症患者他们担心自己的非理性想法会突然迸发出来以至于自己根本无力控制，或是他们已经在生活中自动地把自己训练的严格服从理智的支配，因此，他们绝不会自觉的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当然，后者的反应还涉及文化的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特别强调理性的思维和理智的行为。③ 包含在焦虑中的最后一种因素，即是一种要求我们彻底检视我们自己的警报。通过自身的非理性性质，焦虑向我们提出了一种含蓄的告诫，告诫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出了问题。但是我们最反感的就是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一个人越是无能为力的感到自己正陷身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错综复杂的罗网之中，就越是紧抱住自己的妄想不放，坚信自己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的，完美无缺的，也就越是不会承认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

p10：正因为人们想要摆脱焦虑，我们也就产生了种种的逃避焦虑的方式。① 第一种方式，把焦虑合理化。这是逃避焦虑的最好方法。它的实质在于把焦虑转变成为一种合理的恐惧。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确确实实存在在现实中的，面对恐惧产生的无能为力的感觉是由现实所决定的。虽说焦虑也会导致人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但是这种无能为力确实因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神经症患者由于内心的心理因素所激发和夸张了的。因而焦虑也就很容易被合理地解释为恐惧。

② 第二种方式，根本否认焦虑的存在。我们否认焦虑，把焦虑完全排除在意识之外，但是却并不能真正摆脱焦虑。在神经症病人的身上，焦虑会自动地转变成为另外一种难以识别的形态存在，因而也难以发现。许多神经症患者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攻击倾向，这种攻击倾向通常被认为是实际的敌意的直接表达，而事实上却可能是主要在感到自己受到攻击的压力下，不顾一切地要征服自己内心的胆怯。

③ 第三种方式，就是麻痹自己。可以是有意识地不加掩饰地通过酒精和药物来达到麻醉自己的目的，也会有其他方式。一种是由于对孤独的恐惧而投身社会活动中。再一种就是拼命地沉浸在工作中，这可以从工作所具有的强迫性质，以及节假日所产生的烦躁不安中辨别出来。同样，对睡眠的不正常的需求也可以达到同样目的，虽然这种过量的睡眠不能更多消除疲劳。最后，性行为也可以是焦虑得到缓解。

④ 第四种方式，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处境、思想和感受。神经症患者会完全无意识地在那些与焦虑有关的事情上拖延时间，迟迟不做出决定，不去找医生，不去完成自己该去完成的事。或是，伪装自己根本不喜欢做这些可能会导致他们焦虑的事情，比如害怕在宴会上受到冷落，就归结于自己不喜欢社交场所，从而避免参加这种活动。

p12:通过种种手段，焦虑某种程度上是被避免了。但是造成焦虑的心理因素依然还在那里，所以，人们又自动化地将焦虑抑制住。抑制状态就是不能够去做、去感受、去思考某些事情，作用就在于能够避免由此而引发的焦虑。导致抑制存在而无法被人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① 我们必须先意识到自己做某件事情的愿望，然后才能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没有做这件事的能力。如果一种抑制作用强大到足以阻碍我们的愿望和冲动，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

② 抑制作用在个人生活中行使着重要的职能，以致他能可坚持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比如，一个人因为工作产生巨大焦虑，让他疲惫不堪，那这个人就可能坚持认为是自己不够强健，不能胜任工作。如果他承认自己这是在抑制焦虑，那他就不得不重新回去工作。

③ 个人的抑制状态符合于文化所赞同的抑制形式，符合于显存的意识状态，以致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意识到。

p13：抑制着的焦虑对我们行动本身产生了很多影响：

① 从事某种我们为之感到焦虑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紧张感、疲劳感或衰竭感。许多通常归咎于工作过度的机体障碍，都并不是由于工作本身，而是由于这种工作有关的焦虑，或是与同事之间关系有关的焦虑引起的。

② 与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使那种活动的功能受到损害。这一点我们或许是最常见到的，当自己对于即将到来的考试特别焦虑，焦虑到了不正常的水平，那这次自己考试的功能也就相应受损。

③ 与某种活动有关的焦虑，会破坏这种活动可能产生的欢愉。轻微的焦虑可以产生出额外的热情，但如果对此怀有强烈的焦虑，一项活动就会成为苦刑。④ 对活动的厌恶感。因为焦虑，自己本能地想要逃避这种情况，而自己能做到的就是逃离这个能产生焦虑情感的情境，最后由此产生了厌恶感。

p14:焦虑与敌意：如果说焦虑是导致神经症的驱力，那么，如果敌意收到压抑，就有可能产生焦虑。

p15:压抑敌意的两种后果

① 对敌意的压抑，意味着“伪装”一切正常，从而在本应进入战斗时，或是在我们希望进入战斗时，避免进入战斗。这种压抑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未设防的感觉，或是强化了本来就有的未设防感。当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正受到侵犯的时候，如果敌意受到压抑，就可能使他人有可乘之机。

②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是，这个人会在他心中记住这种不受控制的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感。压抑敌意与愤怒，它便被逐出了意识范围，同时也就失去了控制，它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积蓄能量，成为一个危险的炸弹。这也就能解释一些人一直压抑自己的不满与愤怒，到最后爆发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种爆发具有这么大的能量。p14：那么为什么对敌意的自我察觉可以成为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人可以在憎恨某人的同时，又爱或是需要这人；就在于人可能并不愿意知道造成敌意的原因是嫉妒或占有欲等；就在于人可能害怕在自身中发现针对他人的敌意。

p16：只要人意识到敌意的存在，敌意的范围就会从三个方面受到限制

① 在特定处境中对周围环境的考虑，使他知道他对于自己的敌人或所谓的敌人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② 如果这种愤怒针对的对象在其他方面仍是他崇拜、喜爱、需要的人，这种愤怒迟早会被整合到他的整个情感之中。

③ 只要一个人已经形成了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意识，不管他的人格如何，这也会限制他的敌对冲动。

p17：讨论了神经症的诱因，在这里就谈下霍尼和弗洛伊德的意见的分歧

① 第一点，弗洛伊德相继提出的两种源于焦虑的观点，第一种是，焦虑由性冲动的压抑产生。第二种是，由对性冲动、攻击冲动的恐惧产生的，因为对这些冲动的发现和放纵会招致外来的危险。霍尼与弗洛伊德观点分歧的第一点就是霍尼认为焦虑主要并不是由于对冲动的恐惧而产生，而更多的是由对受到压抑的冲动的恐惧而产生。

② 第二点分歧，霍尼认为性冲动只有在个人和社会在性冲动上设置了严厉禁忌的情况下，才会使他们便成危险的冲动，所以由性冲动导致的焦虑，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贤村文化对于性的态度。因而，第二点根本分歧是，霍尼不认为性是焦虑的特殊来源。

③ 第三点分歧，弗洛伊德假定焦虑仅仅发生在童年时代，开始于所谓的出生焦虑并继之以阉割恐惧，而后发生的焦虑都基于种种童年时代的幼稚反应。而后发生的焦虑都是童年时期的重演。霍尼认为，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的怪癖，有一条没有间断的反应链，焦虑中也可以包含存在于童年时代的特殊冲突，但作为一个整体，焦虑并不是一种幼稚的反应。焦虑不仅仅是发生在童年，同时也在成人期发生。

p18：因为上述的第三点分歧，霍尼分析神经症的基本结构就是要从这个反应链的初段开始分析，为了理解全过程发展，我们也要研究童年经验。

p19：父母的态度，即使不是有意，在效果上也仍然会摧毁孩子们的意志。① 一位“理想”的母亲的过分溺爱和自我牺牲的态度，能够在儿童心中埋下未来巨大不安全的种子。神经症的母亲会过度焦虑自己的孩子，霍尼认为这种爱的缺乏往往被掩盖了，父母们往往宣称他们一心想的都是孩子们的利益。当然，孩子对爱的感觉是很敏锐的，他们能够感受到给予的爱是否是真诚的。？

② 父母们的许多行动或态度，只能在子女心中唤起敌意。例如：对某些子女的偏爱，不公平的责骂，时而过分溺爱，时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③ 在对待子女各种最迫切的态度上，从暂时不予考虑到不断加以干涉。例如：干涉子女与他人的友谊；嘲笑他们的独立思考。p18：激发神经症的不仅仅只有父母态度对孩子的挫折，还有就是嫉妒。不论在儿童还是在成人身上，嫉妒都可以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的来源。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以及父母中某一方的极度，会在神经质的儿童身上产生很大的作用，这种态度可能会给王后的生活带来持久的影响。神经症的父母通过恐吓和温柔，迫使子女沉浸在一种热烈的依恋之中，从而带上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等全部感情内涵。对于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霍尼认为弗洛伊德归纳的俄狄浦斯情结具有片面性，因为他是从神经症病人身上得出的这一结论，所以，将俄底普斯境界推演至整个文化中，是很片面的。

p20：孩子因为挫折或是嫉妒产生的敌意，大多统统压抑住了。

① 儿童的无能为力感是事实，儿童需要父母在身体、经验等问题上从父母那里获得帮助。因此儿童的依赖就取决于父母教养方式。父母倾向于保护孩子，使他们顺从、听话、始终停留在对外界天真幼稚的态度，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始终处于高度的依赖状态。他们因为依赖，也就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下，孩子信奉的观念就是：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② 恐惧可以由威胁、禁令、惩罚，也可以由间接的恐吓产生，让孩子对生活中种种危险留下深刻印象，比如：病菌、大街上的车辆、陌生人等。孩子越是被弄得忧心忡忡，越是不敢表现出甚至不敢感觉到任何敌意。这种情况下，孩子信奉的观念就是：因为我怕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③ 爱可以成为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子女的真诚的爱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加倍强调他们是如何爱自己的孩子。但同时他们也在用自己对孩子的爱来恐吓孩子，“你不乖，我就不喜欢你了。”这样，孩子不敢有任何反抗心理。这种情况下，孩子信奉的观念就是：我必须压抑自己的敌意，否则我就会失去爱。

④ 如果孩子被父母教养成为这样：如果孩子表示感到对父母的反感，如果他破坏了父母建立的法规，他就会觉得自己一钱不值，变得下流可耻。孩子越是被教育得因为越过禁区而感到罪孽深重，他也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怨恨和责难。这种情况下，孩子信奉的观念就是：我必须压抑敌意，以为如果我感到自己有敌对心理，我就是个坏孩子。

p18：当然并不一定幼年焦虑就一定会导致一种神经症。

一个孩子如果十分幸运地有一位慈爱的祖母，有一位善于理解孩子的教室，有一些好朋友，那么他和他们在一起时的经验，就可以避免使他感到一切人都是对他没安好心的坏人。

p18：在霍尼对神经症的基本结构的分析，她提出了“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这二者的交织，不直接导致神经症，但却是神经症生长的沃土。对潜在危险的反应。儿童对父母的一种既依赖又敌视的矛盾情感被压抑在无意识中而不能化解，使人陷入焦虑，霍妮称之为基本焦虑。

儿童必须得到成人的帮助才能满足需要，如果父母不能给予儿童真正的爱，就会造成儿童的不安全感．霍妮将这类父母的行为称为基本罪恶．一个儿童的父母如果经常表现出这类行为，就会使儿童产生敌意，霍妮称这种敌意为基本敌意。p18：霍尼还借用了“生之苦恼”的哲学概念，即是在一种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面前，例如在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偶然事故面前，我们大家事实上是无能为力的。与基本焦虑一样，这种“生之苦恼”在面对更大的力量时，也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但其中并不认为这些力量中包含着敌意，因此，正常人的无能为力态度即是“生之苦恼”。

p21：焦虑也存在着四中保护手段。

① 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来对抗焦虑。其基本想法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② 神经症患者也会选择顺从作为自己的保护手段，往往就是表现在“听命”。他们可能压抑它自己的一切需要，压抑他对别人的批评。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愿望。这种手段基本想法是：如果我放弃自己，我就不会受到伤害。③ 第三种手段是权力，这种手段是凭借获得实际的权力、成就、占有、崇拜和智力上的优越来硬的安全感。基本想法是：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的能够伤害我。

④ 第四种手段是退缩。这种手段是脱离他人，不让他们对自己的外部或内部需求发生影响。他们囤积金钱、资源等，这种占有和囤积是为了从他人获得独立。退缩与顺从有着共同之处，都是对自己的愿望的放弃。但顺从中放弃愿望是为了获得安全感，而在退缩的类型中，放弃自己愿望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他人的独立。这种态度的基本思想就是：如果我向后退缩，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我。

到此为止，陈述了神经症人格的特质，着重介绍了神经症的内驱力——焦虑，也介绍了敌意的压抑导致焦虑，还有对抗焦虑的保护机制。我们从霍尼的理论中，能够看出，文化在神经症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记住“事实上并不存在适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学”。也因此，霍尼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批判与修正。

霍尼就她所处时代提出了神经症，那么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要从哪些方面考虑？（家庭结构、教育方式、普世观、国家人口基数以及人的未来发展前景）何春蕤…vs霍尼…

边缘性人格和边缘性人格障碍篇五

读《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报告书

班级：应用心理学1202班学号：202307500214姓名：吴佳倩 主要内容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本质上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当一个人的行为、感情、思维方式不同于一种文化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时，内心才充满了恐惧、焦虑和不安全感。神经症患者的病态倾向，一方面源于童年时代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焦虑，更多源于当前实际面临的冲突，而此冲突深植根于文化内部。

关键词神经症 焦虑 敌意 文化 性欲 压抑

正文本书共15章，由于字数与个人能力等多方面限制因素，只取前5章进行报告。分别为《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焦虑》、《焦虑和敌意》、《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首先，是对作者卡伦〃霍妮进行介绍。卡伦〃霍妮的导师是弗洛伊德的最忠实学生卡尔〃亚伯拉罕。此书是她于1937年出版的，标志着她思想的形成和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所作的修正与批判。在此书中，体现了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神经症患者个人的精神危机，一定程度上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只不过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而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乃是正统精神分析学陷入死胡同的主要原因。她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竞争使人们时时处于紧张焦虑中，也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矛盾，这些无法调和的文化冲突渗透到个人人格结构中，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和冲突，使神经症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

式。她还提出“异化”一词，即个人与其真正的自我相离异，神经症则是一种在异化过程中达到最后顶点的过程。

神经症，是一种由恐惧，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和为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实际上，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共同的模式，才应叫它作神经症。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除了所有神经症患者都有的共同基本特征外，还有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文化中种种困境造就的基本特征（1）给予和获得爱的态度。

（2）自我评价的态度。（3）自我肯定的态度。（4）攻击性。（5）性欲。这些态度在结构上是相互关联的。我就不详细列叙。

一切神经症共同存在的基本因素为焦虑，它是产生和保持神经症的内在动力。焦虑和恐惧不同，恐惧情况下的危险是显而易见且客观存在，而焦虑情况下的危险是隐而不露且主观存在。区分恐惧和焦虑说明采用劝说的方法帮助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是徒劳无益的，努力发现某些处境对患者所具有的意义，才是心理治疗的任务。事实上，我们可能具有焦虑而不自知，更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焦虑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我们似乎在竭力摆脱或避免感到焦虑。因为焦虑的三种因素，一是觉得自己反应明显不相称于理想的彻底的无能为力，二是我们文化视之为低级的明显的非理性，三是含蓄的告诫我们身上有什么已经出现了问题。而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

（一）转化焦虑为合理的恐惧，这是将责任转移至外部并逃避面对自己真正的动机。

（二）否认焦虑的存在。企图战胜焦虑，如士兵企图战胜恐惧而表现出英勇的举动。

（三）麻醉自己。例如沉浸于工作来缓和焦虑，以性行为为消除焦虑主要手段的人只有得到性满足才能缓解焦虑。

（四）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处境、思想和感受，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例如恐高的人不爬山，害怕晚会受冷落的姑娘“伪装”自己不喜欢社交活动，就不必参加晚会。

然而这些方式并不能摆脱焦虑，症状的消失并不是疾病治愈的充分条件。它是一种抑制状态。一个人的神经症越严重，他就越具有种种抑制倾向，这些抑制倾向也就越微妙和巨大。

焦虑是由对受到压抑的冲动的恐惧而产生，可由任一种放纵会招致外来危险的冲动所导致，如违反现有文化对性态度的性冲动。

神经症焦虑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各式各样的敌对冲动，而造成焦虑的主要心理力量是敌意。通过压抑作用，可使令人可怕的敌意从意识中消逝却无法消除。通过分化作用，受压抑的敌意随时间进程，经外部途径逐渐强化。压抑敌意还会使这人记住这种不受控制的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感。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往往投射到别的事物上。敌意的压抑不可避免地导致焦虑的产生。当焦虑基于受威胁感时，会反过来以自卫的形式产生一种反应性敌意，敌意受压抑会产生焦虑。这样敌意与焦虑相互作用，结果是一方激发和强化了另一方。这种交互影响根本上说明了严重的神经症往往没有任何明显的外界不良条件而日趋恶化的原因。

焦虑的形成开始于童年。在很多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史中存在一共同环境，有这样的特征：基本品质的邪恶完全是由于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由于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惧、爱和犯罪感等原因，孩子在这种环境氛围下会压抑自己的敌对心理，最终导致焦虑。对外界的一般性焦虑，会逐渐发展和增加，所导致的状况，是一

种在内心不断增加的，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感，以及臵身于一个敌对世界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对个人环境因素所作出尖锐的个人反应，会凝固成一种性格态度，即基本焦虑，是隐藏在所有与他人关系的下面，构成这些关系的基础。它在神经症中发挥根本作用，与基本敌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我们的文化中，人借助四种主要方式来对抗基本焦虑：

（1）获得任何形式的爱。其想法是：你爱我，就不会伤害我。

（2）以顺从避免招致敌视。

（3）凭借获得的实际权利、成就等优越感赢得安全感。

（4）退缩。脱离他人、群体。

顺从和退缩皆是对个人愿望的一种放弃。

个人愿望和社会压抑之间的冲突对每种神经症都是一种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足条件。只有个人愿望与社会要求间冲突产生了焦虑，当企图减轻此焦虑发过来导致种种尽管同样不可抗拒却互不相容的防御倾向时，神经症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