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从危机到契机

SARS：从危机到契机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危机让我们走向成熟自20xx年11月中国广东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以来，SARS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传染力蔓延开来。由于SARS是一种未知疾病，加之其传染快与危害大等特点，几乎每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感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习惯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并且给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心理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SARS的出现让我们国家、政府和人民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抗击SARS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目前，疫情的发展已在控制之中，我们深信SARS病毒在中国大地上的肆虐终将成为过去。为了及时地了解与掌握不同时期SARS肆虐对民众的心理与行为等所造成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确认识与评价现代传媒在这次突发灾难性事件中的作用与所扮演的角色，在SARS肆虐的不同时期政府在处理突发灾难性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措施的公众反响，以便政府及时地总结经验与教训，做好下一步的SARS防治工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继20xx年5月1日－5日对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首次SARS舆情调查的基础上，又于20xx年5月23日－25日对上述五大城市进行了第二次有关调查。

SARS病毒首先是医学问题，但SARS流行所引爆的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传播学家等的深度访谈，我们试图从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导致SARS流行的社会原因，总结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分析阐述SARS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公众生活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次调查重点是有关SARS的流言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的程度及其路径，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在这次危机中的反应、应对举措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全面考察SARS流行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可能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与处于危机中的现代公民意识状况，公众对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评价等。SARS危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引发的思考是深刻的。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还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我们相信，调查危机，研究危机，吸取教训，将会使我们更加成熟。

我们的调查调查对象本次电话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城区的市民，共调查了1034户，样本分布为：北京205户、上海203户、广州208户、重庆211户、南京207户。样本分析在本次电话访问的1034个家庭中，被访问者的性别分布比较理想，男性与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48．4％和51．6％；被访问者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10岁，平均年龄为39．99岁，样本中20岁以上人口的年龄与实际人口的年龄分布比较接近；调查对象来自于国有与集体企业（32．1％）、民营、私营企业（17．8％）、事业单位（15．6％）、在校学生（14．2％）、下岗或失业（5．5％）、党政机关（4．4％）、外资、三资企业（3．9％）。

在五大城市被访市民中，南京在国有与集体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38．2％），广州最低（21．6％）；相反，广州在民营与私营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27．9％），南京最低（12．1％）；广州下岗或失业的比例最高（9．1％），北京则最低（2．9％）。经统计学检验，全国五大城市被访市民在职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被调查市民的文化程度高中（中专、中技）学历占33．8％，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37．8％。分地区考察，北京、上海与南京三地市民的学历层次比较接近，并且明显高出重庆和广州，而其中广州市民的学历层次最低，北京本科以上高学历人口比例最高，广州市则最低。

从居民收入情况看，五大城市居民收入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北京、上海与广州三市居民的收入比较接近，并明显比南京与重庆市民的收入高。本次调查所得到的上述结果不仅与这五大城市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而且与第一次电话调查的结果也是基本一致的。

以上样本分析表明本次电话问卷调查抽样科学、数据准确，从而为报告的分析和研究结论提供了详实、客观、可靠的实证资料。调查时间、地点与人员本次调查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主持；周晓虹教授、陈友华博士、朱虹博士与闵学勤博士负责电话调查问卷的设计工作，陈友华博士承担了文献检索、电话问卷调查的组织实施、数据处理与调查报告撰写等工作；专家访谈由朱虹博士、闵学勤博士与杜骏飞副教授三人负责进行。

此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40名硕士研究生承担了电话问卷调查工作，专家访谈与电话问卷调查于20xx年5月23日－25日在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内）进行。对调查结果的评价本次调查由计算机随机生成的电话号码组成样本，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与南京五大城市共成功访问了1034个家庭，其中每个城市均略多于200个家庭。

在整个电话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被访问家庭对这次电话问卷调查非常理解，并积极给予支持与配合，从而使我们顺利与圆满地完成了这次电话问卷调查任务。从统计学上讲，本次电话调查样本对上述五大城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上述五城市的实际情况，调查结果真实可信。

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公众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非典疫情的扩散和传播，在给人类的健康直至生命安全带来威胁的同时，也把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积弊暴露了出来，同时也给生活在非典时期的人们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人类自身行为的机会。许多人在逐渐适应非典威胁下的生活后，这才发现：人类自身行为原来竟有如此多的缺陷，而健康生活方式原来是如此的重要与美好，要捍卫身体健康，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于是生活在非典时期的人们便有了对环境卫生的重视、饮食文化与饮食习惯的反思与对人类行为方式的重新审视。危机改变了公众的生活市民对非典紧张感明显下降公众的关注度

（1）关注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对非典有关情况表示“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的比例分别为40．8％与47．2％，两者合计高达88．0％，说明民众对非典相关事情仍高度关注。与第一次电话调查结果相比，表示“非常关心”与“比较关心”所占的比例分别有了明显的下降与上升。

由此看来，非典有关情况从公众视野的敏感关注区消失，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对我们非典疫情的控制以及医学研究进展情况等。

（2）关注点从SARS的关注热点来看，市民对最新疫情数字（70％）、医学研究进展（30％）、非典知识和预防措施（24％）最为关注，而对非典事件中医护人员等的情感故事等的关注程度较低。

（3）具体表现我们可以从SARS流行期间市民在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上网等所花时间的增减（与往常相比）上了解市民对SARS的关注程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与往常相比，在非典期间近70％的市民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上网等所花时间比以往有所增加，而所花时间减少的仅占3．0％。

市民平均每天花费在关注非典方面的信息的时间为76分钟。当被问及从现在起是否还需要对非典进行大量的报道时，有高达69．0％的被访问者认为还需要，大大高于认为不需要再进行大量报道人数所占的比例（24．9％）。

公众的紧张度

（1）紧张度本次电话调查结果显示：有18％的被访问者对非典还感到紧张。在对非典仍然感到紧张的18％的被访问者中，感到“非常紧张”、“比较紧张”与“有点紧张”的比例分别为5．9％、32．3％与61．8％。

与第一次电话问卷调查的结果相比，对非典感到紧张的市民比例已大大下降。

（2）紧张原因本次调查中，对非典还感到紧张的18％的被访问者中，当被问及紧张的原因时，怕被感染（65％）、非典的高传染性与病死率（41％）、怕感染后连累他人（13％）与受周围人情绪的影响（12％）占据了紧张原因的前四位。公众的措施防范

（1）口罩佩戴率在人类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绝大多数人会采取种种措施来保护自己与家人免受伤害。在非典流行期间，有56．3％的人曾带过口罩，另有43．7％的人则没有戴过。

（2）措施防范在问及在非典流行期间“您及家人是否采取过预防非典的措施”时，有超过90％的人回答采取过预防措施。在采取预防措施的家庭中，保持个人与家庭环境卫生（90％）、注意室内通风（69％）、少去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40％）、外出戴口罩（35％）与增强身体抵抗力（29％）都占有相当的比例。

（3）防范非典物品消费在本次电话问卷调查中，当问及被访问者家庭有无预防非典的物品时，有82％的家庭回答有，17．5％的家庭回答没有，另有0．6％的人回答不清楚。在明确回答有预防非典物品的家庭中的平均花费大约是103元。

从上述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SARS危机面前，大部分市民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这表明公众的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有所增强。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还有少部分市民的自我防范意识比较薄弱。

例如我们注意到，在非典流行期间，有超过40％的人没有戴过口罩，更有近10％的家庭未采取过任何预防非典的措施。对此，必须引起政府的重视，加强对这方面的宣传力度，以进一步增强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公众生活、消费习惯有所改变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63．4％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典的流行与中国人在饮食、卫生等方面的不良习惯有关，大大高于持否定态度（15．9％）的人所占的比例。在经历非典事件以后，人们对中国人随地吐痰、吃野生动物等不良习惯的改变抱有较大的信心。

在被访问者中，有超过四分之三（75．5％）的人坚信在经历非典事件后，中国人随地吐痰、吃野生动物等不良习惯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大大高于持否定态度的人口比例（13．5％）。SARS在对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模式。

调查表明：有超过半数（51．1％）的被访问者回答在非典期间的生活行为习惯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在回答在非典期间的生活行为方式有较明显变化的51．1％的被访问者中，有高达80％的人回答卫生习惯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此外分别有45％、33％、18％与10％的人回答其出行习惯、饮食习惯、生活起居习惯与消费习惯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在非典流行期间市民的娱乐休闲方式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有三分之二（67％）的被访问者回答在非典期间的主要娱乐休闲方式之一是看电视听音乐等，人们选择的其他主要休闲娱乐方式分别是：读书看报（45％）、体育锻炼（26％）、户外活动（20％）与上网（16％）。

非典疫情使良好的休闲娱乐方式悄然兴起。没事也不聚堆聊天、打牌了，常常夜不归宿的男人被非典赶回家，读书、上网、看电视的人多了。

这些良好的休闲娱乐方式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无疑是有益的。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社会4月20日，历史不会忘记。

正是在这一天，党中央、国务院以惊人的勇气与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地总结“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开等在内的一系列果断措施，使流言趋于消失，民众恐慌趋于缓解，非典疫情开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非典“镜子”中，我们看到了不足谣言止于公开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40％被调查居民并不是从媒体，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最先知道非典有关信息的，其中在公开疫情前，非典疫情已蔓延开来的广州有近60％的被访问者是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有关信息的。从流言的传播路径来看，主要以“听别人说”（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

面对这一突发灾难性事件，有如此众多的市民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这一事关百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非典信息，以至于在4月20日中央政府正式公开非典疫情报道前，流言满天飞，给民众造成了恐慌，北京、广州等地出现的抢购风潮等就是最明显的佐证。4月20日，历史不会忘记。

正是在这一天，党中央、国务院以惊人的勇气与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地总结“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开等在内的一系列果断措施，使流言趋于消失，民众恐慌趋于缓解，非典疫情开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全球化与信息化使得个别地方想隐瞒疫情信息成为不可能，封锁消息反而为流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要想让流言传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与避免过度恐慌出现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告诉事实的真相，并教会人们如何应对。

社会救助亟待完善危机使人们寻求物质与精神的慰藉，在有效社会救助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危机使人们一方面在重视以血缘与婚姻为纽带的传统关系，一方面仍从组织或单位那里寻求心灵安慰与精神支持。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非典时期，当人们遇到问题或困难时，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向政府（28％）、家人（28％）与单位（17％）求助。

当被问及在非典期间得到的社会帮助的主要来源时，有28．9％的人选择主要的帮助来源于单位，18．4％的人选择社区（街道、居委会），12．3％的人选择社区与单位两者。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35．3％）回答在非典期间没有得到过来自于社会的任何帮助。

许多人认为政府的大包大揽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在我们看来原因并非如此简单。

不可否认，上述观点有其合理成分，但造成中国百姓对政府高度依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政府的大包大揽是导致民众对政府过度依赖的原因之一，另外的一个原因应该是，除了政府（单位）与家庭以外，中国民众在社会上缺少其他可依赖的路径，也就是社会救助网络尚不健全。中国的内地与香港特区同样都经历了SARS的磨难，但我们发现在应对SARS危机方面却有太多的不同。

在香港，我们看到特区政府在积极应对的同时，更多的则是看到许多民间团体与普通市民，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与特区政府并肩作战，他们走街串巷，为百姓排忧解难，缓和人们心中的恐慌，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观内地，在政府领导人民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仍采用了传统的行政动员，效果良好，并得到了民众的有力支持。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当被问及您对有些地方对疫区来人实行有奖举报制度的看法时，竟有高达69．1％的人持赞成态度，大大高于持反对态度的比例（16．3％）。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原有的以单位为主的组织体系，已经难以做到全面控制社会资源，而新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

因此，从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社会公众对行政动员的过度依赖。因为除了行政动员以外，我们发现政府有关部门缺少更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这导致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许多困难。

现代政府的社会职能处在弱化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所有的社会事务，因此，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调查表明，当国家和社会遇到困难与危机时，有许多人愿意站出来为政府分忧解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现在的问题是还缺少有效的组织。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民众（85．3％）愿意或比较愿意为防治非典做一些义务工作，大大高于不太愿意或不愿意的人口比例（6．4％）。因此，在这次危机过后，构建中国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与社会救助网络是我们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

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政府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SARS正在考验政府：它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给我们的警示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全球范围内，极目所及，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随时降临政府经受了考验政府的公信力在提高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

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SARS正在考验政府：它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SARS给我们的警示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全球范围内，极目所及，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随时降临。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被访问者对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非典防治措施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大大超过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人口比例。通过SARS事件，大多数（71．9％）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很强或较强，只有少数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较弱或很弱。

SARS事件也使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增强。有超过四分之三（76．4％）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提高了，相比较而言，仅有1．7％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下降。

毫无疑问，某些政府官员、某些部门对于SARS的全国性流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所采取的一些果断措施已经对疫情的防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本次调查结果，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经受住了SARS事件的考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拥护，政府的公信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

政府应设立社会危机基金对非典病人的及时医治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另外，这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对非典病人的治疗费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这时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保险的作用凸现出来，而SARS恰恰碰到了中国社会的软肋——覆盖率低与很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非典危机挑战中国社会保障。因此，中国政府在非典防治过程中遇到两难问题：由个人和家庭承担非典医治费用，绝大部分人因经济上承担不起而不得不放弃治疗，这不但不利于非典疫情的控制，而且也可能会导致人道主义灾难；而由政府出钱，将大大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从而影响到对其他方面的投入，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与民众整体福利的增加。

因此，这里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非典究竟该由谁来埋单？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0．6％的被访问者表示应由政府承担，而赞成分摊的不足三分之一（32．3％），赞成由个人承担的仅占4．4％。由此可见，中国百姓对政府的依赖是很强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与社会危机机制不完善，其中包括危机应急基金储备不足。

因而加快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设立社会危机基金应该是我国今后应对类似SARS事件的两大重要措施。中国经济回升有望恐怕没有人会怀疑SARS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至于SARS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SARS对中国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可能主要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对SARS疫情的控制程度以及SARS流行的持续时间，如果不能对SARS疫情进行有效的控制，SARS流行的时间较长，甚至SARS进一步流传到广大农村地区，那么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有可能由此走向衰退，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可能。

二是医学上的研究进展，人类如果能尽快地找到防治SARS的有效方法，那么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比较有限的，中国经济在经过短暂的恢复后，会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三是公众对遭受SARS打击后的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战胜SARS的决心。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7．1％的被访问者认为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认为还有一个月和三个月才能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比例分别为17．3％与28．1％，三者合计占被访问者人数的一半以上（52．5％）。

与第一次调查结果相比，三周后的第二次调查结果表明，公众估计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所需时间有所缩短。当被问及非典以后对中国经济回升是否有信心时，超过90％的被访问者表示对SARS过后的中国经济回升抱有信心。

公众的信心是努力消除SARS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尽快走出SARS阴影，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专家访谈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靠某种危机的出现。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不能仅仅依靠一场灾难留给人们的痛苦的记忆去养成，而应该依靠一种强制的长期的法律制约力来完成，光靠自觉是靠不住的非典给我们带来许多课题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洪银兴：非典时期的巨大支出，一大部分应该属于遭受的经济影响。

这次这种传染病的灾害，它实际上造成的经济影响，不仅仅是有形的，同时也会是一种无形的。有形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旅游、餐饮、交通，我们为了治疗疾病而支付的各种医疗费用等等，都是一种有形的损失。

这是一个方面。直接的经济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这种自然灾害一旦在一个国家流行，范围又比较大，就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进而影响到进出口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情况是很好的，我们的对外贸易、出口水平、利用外资等等，一向是非常好的。

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又处于成长期，对我们来讲，已经出现了非常好的前景。但是由于这个非典的出现，它可能会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将影响扩大到外资、对外出口。

我同意这么一个说法：“这种影响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与其他问题造成的影响不一样，只要非典得到控制，这种形象上的影响就不会那么严重。

世界卫生组织一旦宣布这种疾病已经得到控制，那么可能影响我们的出口问题马上就会解决，外资马上也会回来。虽然近期的影响是严重的，但从长远来看，它仅仅是发展中间的一段。

况且这种疾病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新的，至今还没有研究出彻底解决的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非典时期的巨大支出，政府已承担了。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分配的作用。政府本身没有钱，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分配用钱的过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有一个红十字会的负责人向全国号召捐血，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捐来很多血。但最后能派上用场的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过期无效了。

美国人这就不干了，逼着那个负责人下了台，认为他的行为造成了浪费。那个负责人迫于压力引咎辞职。

这个例子说明，政府在分配那笔财政支出时，应该有一个法律进行制约，比如什么时候能启动这笔钱，如何评估该用多少钱，如何保证合理有效地使用。对一件事纯粹从动机出发进行评判是不完善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预防非典的方法很多，隔离疫区（从设立专门非典医院，到封锁一幢楼、一个区，到整个城市）；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又分在马路上，在商场里，在交通枢纽里等等）；停止会议（又分大型或者中小型，在一切地区或者仅限于疫区，疫区又可分一般或者严重的）；停工停产，或者只要求进厂检查体温等等。有几十种措施可以采用。

显然，每种措施的成本有巨大差别，它们对减少非典传播的效果也极不相同。从经济学来看，我们应该采取成本低而效果大的，不应该花了巨大成本而作用非常有限的那些措施。

所以我们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非典传播”，而必须计及成本效果，并由此来选择哪些措施应该优先考虑。某种措施的成本可以请经济学家来估计，效果则要由防疫专家来估计。

现在越来越明确，非典的传染主要是和病人的近距离接触。因此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所起的作用远远没有隔离病人的作用大。

医治一个非典病人的费用高达十多万元，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现在各地规定不一样，比如有的地方只有下岗工人、城市困难户和农民可以享受非典公费医疗，结果就出现非典病人逃避就诊的情况。

而病人逃跑，就把病菌一路散布，造成严重的病情扩散。一个人为了减少自己的负担而造成几十例甚至更多的非典医治成本。

恶性传染病的治疗不只是病人个人的事。他不治疗就会造成更多的传染，而每个被传染的人又会造成更大范围的传染。

所以对这一类传染病的治疗应该看成是社会的事。再说，这类传染病的感染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责任，应该说主要是社会防治不力造成的。

所以从责任来看，医疗费用由社会负担也是应该的。由社会承担个人非典的治疗费用，会不会造成个人有空子可钻，占了公家的便宜呢？对于非典而言，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

所以规定治疗非典的医疗费由政府承担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为了避免少数富人也享受公费治疗，至少应该允许一般家庭申请公家补助非典的治疗费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经过这场非典灾难，很多好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应该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一笔。人们住医院会想到住单人房，公用空调和地暖不再受欢迎。

人们的私人空间开始扩大，排队的时候会注意相互之间的距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邓伟志：有道是“敌存灭祸，敌去招过”。

灾害社会学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灾害。在每一个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心不齐的会变齐，人品不高的会变高。

在这次非典防治中的很多文明的行为，就很值得我们反复回味。像今天这样深受欢迎的公布疫情的做法，今后如何推广开来，扩大人民的知情范围？非典迫使我们精简了不少会议。

非典过后，能不能总结非典时期的工作经验，把会议减少到尽可能少的程度？最近公款吃喝就少了。长期以来，几百个文件没能堵住官员的一张嘴，现在一个口罩就堵住了。

我们从现在起，是否能开始把从筷子、叉子底下省出的钱，用来弥补非典带来的损失？非典还在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社会交往少了。家庭团聚多了，非典过去以后又会怎么样？关键是一个呼吁和推广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非典过去以后，那些好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完全持续下去，因为有些问题是老毛病了，危机一过还会复发。好的习惯应该从小就教育起，可现在，那些教育别人的人也会有随地吐痰等坏毛病，可以说这已经是中国人的顽症。

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靠某种危机的出现。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不能仅仅依靠一场灾难留给人们的痛苦的记忆去养成，而应该依靠一种强制的长期的法律制约力来完成。

光靠自觉是靠不住的。危机处理机制需要完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蔡禾：首先，SARS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可以引发出许多反思。

也许，我们可以把问题处理得更好一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处理上就会造成种种不理想。从完善处理危机的制度来看，我们要注意的是如何使我们处理危机的措施法制化，所以说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如何对突发事件分等级，当出现某一级别的事件时，可以采取那些措施。

现在，我们对这些都不很明确。这就要求我们以后在处理相类似问题时能够更加有法可依，也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职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建立应急机制不能有侥幸心理。确实，灾难不是每时发生的，比如大厦里的火灾报警系统，谁都知道不可能每天都有火灾，但火灾却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你报警装置完善，那火灾造成的损害就能减弱到最低程度。

这是一个比喻，我们的社会应付危机的制度也是如此，预先把人员分工明确，资金到位，一旦出现危情就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害了。有时候这样的社会救助体系平时看不出有什么用，但一到危机时刻就能派上大用场。

美国这次也发现了非典，流动性如此大的国家却没有形成蔓延，我想这和他们在“9·11”后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防化防恐怖的防护救助体系可能有关。中评网主编、法学家萧瀚：危机处理与对策是现代世界各国政府最为关注和耗费人力、物力、精力最多的一个领域，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的那句名言：“今后的战略可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

”说明危机管理对于现代社会的安全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危机源于医学用语，指人濒临死亡，生死难料的状态，有生的可能，又有死的威胁，后被演绎为描述人们不愿面对、不可预期、难以控制的局面。

汉语的“危机”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危意味着“危险”，机意味着“机遇”。两者处于最严重的对立之中，因此危机的发展变化常常极富戏剧性效果。

在对危机的研究中，最大类的通常被分为天灾和人祸两类，但危机学家们也根据危机发生的领域将危机分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宗教危机、生态危机等，当几种危机互相激荡，同时并发时，就会出现严重的综合危机。在危机管理的各类模式中，最关键的要素就是政府对待危机的态度以及民众对待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有双方对危机的共识程度也常常决定了危机被消减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因此这就需要政府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危机信息，在保证公众知情权基础上，谋求政府与民间的通力合作。

在英美等国家，虽然有时容易出现信息保密与公共信息公开之间的矛盾，但总体而言，政府迅速地处理并且及时向大众公布可靠信息对危机的处理有着决定性影响，因为危机的存在和应对绝不可能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例如，英国政府在处理疯牛病危机时就表现出对国民健康和世界食品安全的高度责任心，值得学习。

卫生部已将非典列入甲类传染病，而甲类传染病原本限于鼠疫和霍乱，由此可见此次政府对非典肺炎的重视程度，但是由于我国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缺乏经验和制度固有的结构性缺陷，有关方面在应对此次非典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有关方面由于未曾建立一个常设的、强有力的危机对策中枢指挥系统，公共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都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状态，导致危机处理过程中除了观念上的失误以外，技术性失误也不少，一度未能及时有效的控制疫情。

中央有关方面已经重新提醒各级政府和社会大众关注并有效落实以《传染病防治法》为核心的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同时这一提议也多少开启了不仅限于政局安全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的框架性构想，希望中国未来危机管理基本制度能很快建立。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邓伟志：媒体从严防死守到公开透明，反映了信息透明化的一个前兆。

对于SARS就应该公开，有什么不可以公开？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伟民：社会救助制度需要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而且是有组织地动员起来，就得依靠政府，不能依靠个人，或是通过非正式群体组成的网络，就像现在的单位，包括一个系统，有很多单位，他们联合起来采取了很多措施，什么健康的检查，隔离的观察，到医院的隔离治疗，还有互相之间情况的通报，上报，汇报制度，这本来就应该由政府出面通过公共的关系建立起来，通过居委会、社区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些配套的设施。由于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现在只能通过计划经济年代下的体制与运作方式，通过各个单位、各个系统，一层一层地去做，去组织和动员。

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对策与建议非典危机暴露出旧模式中的弊端，强化着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中的权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将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

因此，我们有理由好好抓住这次非典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机遇与灾害同行SARS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SARS并不只是从负面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访问者（74．1％）看到了SARS危机背后所隐藏着的机遇。在回答非典虽然是灾难性事件，但还存在积极一面的被访问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68％）认为，非典流行促使人们对人类自身的某些生活行为方式进行深刻的反省，从而有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

事实上，非典危机有力地促进了卫生保健知识在全民中的普及，环境保护等意识因此而大大增强，在非典流行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可喜的变化。有超过一半（56％）的被访问者认为，SARS流行将迫使人们对以往所推行的公共政策进行必要的检讨并研究对付这种疾病的方法与措施，从而有助于推动公共政策、其中包括公共卫生政策的完善和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

分别有24％、22％、15％与9．8％的被访问者还认为，非典事件有利于公民意识的提高、政府形象的改善，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并促成新闻媒体改革步伐的加快。非典危机暴露出旧模式中的弊端，强化着改革的迫切性。

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中的权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将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好好抓住这次非典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

通向良好政府治理结构的道路是漫长的，在这条道路上需要耐心和智慧。在SARS危机之后，痛定思痛，我们认为，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政府需要一套高效的危机应对机制在处理此类事件的时候，首先需要出动的是一支精干、高效、灵活的危机处理队伍。但是目前调动的仍然是整个行政体系，吸取SARS危机的教训，应该建立专门的危机应对机制。

政府需要一套成熟的公共关系体制为了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在公众中的亲和力，有必要使得政府的公共关系体制走向前台。政府需要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制从公共卫生体制的历史演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共卫生的发展自始至终离不开政府的介入，一方面是因为公众提高了对公共健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共健康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要求政府提高控制社会问题的能力。

对疫情的控制首先要求对人口状况有详尽的了解，这也是提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信息。防治传染病中的很多做法，如对全国人口注射疫苗，发动公共卫生运动，在紧急情况下对民间资源的征用、隔离和对人口流动的控制、甚至对个人生活的干预（戒烟、戒酒）等，都在无形中显示了国家对社会问题的控制能力。

提高公共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持，首先必须在公共产品的框架秩序中，对公共卫生的各项内容仔细进行拟定，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资、政府承办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资、民间承办的；哪些是需要民间出资，政府给予优惠政策扶持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加强管制的，哪些是需要政府放松干预的。政府需要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SARS事件还反映出来，单纯依靠行政体系对官员行为的约束力量已经不够，有必要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

公民和企业的参与和发言权对增加政府透明度、提高政府决策效率至关重要，仅仅寄希望于政府的内部体制改革，建立政府内部的责任制度，无法有效地保证政府的决策质量。首先，应该向有关的人提供有用的信息，及时、畅通地向政策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和主要的风险承担者提供政府有关决策、预算、统计资料、财务披露等信息。

其次，应该将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制度化，尽可能地吸收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进入决策过程，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对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调整施政目标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是增长优先，相对忽视了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

SARS事件的冲击，使得忽略这些问题的成本得以显性化，SARS有可能促使中国从“增长优先”的目标，转变为更广泛的发展目标。相应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将逐渐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率、吸引外资数量转变到关心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