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在马来西亚的经历
于颖和晓攀在学校上的是预科班。第一天上课二人就傻了，用晓攀的话说“就像听天书”。老师用一口马来英语授课，更让他们不知所云。
预科班一天到晚学的课程全是英语，老师会发一堆的篇子让他们做。于颖说“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受老师板板的教育，上课哪能随便溜号儿，在这里你要是几天不去上课，都没有人问你。学不学只有靠自己。在中国，老师下课后都在办公室，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尽可问。可在这儿，课后你连老师的影儿都找不到。”
虽然如此，晓攀和于颖对老师的课堂教学还是非常赞赏的。他们告诉记者，老师讲课就如同在舞台上表演话剧，声情并茂。有位30多岁的女老师叫朱利安娜，为了一个发言，会做出好多口型。
有一次，她讲男士向女士求爱该怎么做，竟然跪在地上，一脸虔诚，一遍又一遍地说“Iloveyou”。这是国内老师不可能做到的。国外的老师还非常有“肚量”，不怕被学生打小报告，如果哪位老师教得不好，可以到校长那里去反映，没过几天，你会发现这位老师在教学方法上有很大改进。
王卓刚一到马来，连闯面试、笔试、听力三道关，算正式上了大学，读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在国内他的英语应该算是不错的，可第一天上专业课，他也傻了眼。
老师讲课特快，一节课三个多小时，要讲80多页的内容。没有板书，用的是幻灯投影，记笔记都追不上。每讲完一部分内容，老师都会问：“有什么问题吗？”他从来没举过手，“什么都不懂，不知该问什么。”
王卓说，他们平时不留作业，一般是一个星期留一个大作业，相当于要写3000多字的论文。大作业写出来不算，还要上台答辩。他第一次上台别提多“狼狈”了，长袖衣服(必须穿正装)全湿透了，腿也在抖。老师每提一个问题，他的脑子都在飞快地转，在查字典，找出相应的英文单词。
王卓很遗憾地告诉记者：“统计学这次考试没过关，人力资源过了，再学统计学，还要隔一学期。这里实行的是学分制，学分够了才能毕业。”
我们的业余生活很枯燥，不敢去远的地方玩，因为这里的治安不太好。华人是当地马来黑人抢劫的目标。我们休息时，就在房间里做几个拿手的中国菜，大家一块来吃。
于颖说，他们的业余生活很枯燥，到马来西亚快一年了，还没有去过更远的地方玩。周末不上课，他们就去市内逛商场，或花5马币(相当于10元人民币)看一场美国大片，也有时约上几个同学在房间里聊天，聊够了，大家再一起包饺子，或炒几个拿手的中国菜。只有这时，才能暂时忘记中国的家。但在国外过的第一个春节，他们虽然也吃上了饺子，但还是聚在一起大哭了一场。
大年三十晚上，20多个中国留学生聚集在于颖的宿舍里，他们买来了面和菜，自己包起饺子。在国外，由于买不到中国的调料，包出的'饺子不香，但那毕竟是中国的饺子，而且是自己亲手包成的，大家仍然吃得有滋有味。
于颖的妈妈原定于春节到马来看女儿，可签证没办下来，未能成行。不知内情的人都争着问于颖：“咱妈什么时候来呀？”问得于颖直抹眼泪。
三十的夜晚是最难熬的。每个人都哭着给家里打电话，屋子里气氛压抑，哽咽声不断。想看看电视可收不到中国台，只能看看当地的华语台。
平时他们不敢单独行动，经常在学校里听说又有哪个中国学生被抢了。在当地，华人是最有钱的，因此便招来黑人的抢劫。有个叫张霞的中国学生，人称“独行侠”，她经常脱离“组织”，自己独自上街，曾被抢过三次。最后一次是把手里仅有的值钱物———手机，交给了那个抢劫的黑人，才侥幸挣脱魔掌。如今，她再也不敢独自上街了。
马来西亚的物价很便宜，吃一顿饭也就是六七马币。但中国餐馆都很贵，一盘洋味的鱼香肉丝也要50多元人民币。他们仅进去奢侈过一次，最后不但没解馋，还把馋虫给引出来了。晓攀半路就发誓，“瞧我的，明天做几个拿手菜，让你们吃个够，比饭店做的要强几倍。”
第二天他还真露了一手：“地三鲜”、“茄子熬土豆”，让于颖、王卓佩服得五体投地。晓攀从此摆出一副名厨的架子。做饭最多的还是于颖、张莉两个女孩。
马来西亚规定留学生不准打工，但不少学生仍然偷着做。如果老板不给钱，他们也不敢吭一声。不过，学生都很“狡猾”，要求老板一天一付工钱，最长也是一周一付。在马来西亚最好找的工作是去饭店当服务生，一个小时六七马币。一个月下来也能挣出房钱。
王卓说，他准备回去就到餐馆打工，一天干四个小时，一个月500元的房钱不用向家里要，练着自食其力。但于颖、晓攀说暂时不准备去打工，担心打工不受法律保护，出问题没人管。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三个人晚上还有饭局，记者不敢耽误他们的“大事”，于是挥挥手，说声再见，并深深地祝福他们：在马来西亚交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