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纪律作风整顿个人剖析材料
开展纪律作风整顿教育活动以来，本人按照分局纪律作风整顿教育活动的总体部署，根据全市公安机关队伍整顿电视电话会议和分局召开的纪律作风教育整顿动员会会议精神，本人对照自我，重点从思想意识、纪律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进行了检查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现检查剖析如下：本人认真学习了有关纪律作风整顿教育活动教育材料，对深入开展纪律作风整顿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收获和提高。
总体来讲，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在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下，能够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素养，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分局党委保持高度一致，保持了政治上的鉴别力和敏锐性；能够认真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立足本职积极开展工作；能够忠于职守，顾全大局，坚持原则，比较认真地完成各项工作和任务；能够牢记“两个务必”，想方设法为群众服务，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能够遵守党组织关于廉洁勤政的各项管理规定，加强自我监督和管理。
本人重点从思想、作风、纪律、执法等方面，认真对照先进党员的模范事迹，对照党员先进性标准和不合格党员的表现，按照人民警察的要求和标准认真检查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一）业务知识不足，理论业务学习不够。
参加工作以来,本人虽然一直比较重视学习，但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具备的业务水平，还远远未达到新时期公安治安管理工作的要求。
认为自己已有的一些业务知识可以应付目前的工作了，满足现状，对业务知识的掌握求精求深不够。
虽然感到有潜在的压力和紧迫感，但缺乏自信心，缺乏向上攀登的勇气和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和态度。
比如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还很肤浅，一些治安管理、群众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及突发事件的处置等方面的业务技能还没有完全掌握。
同时，我对理论武装头脑的紧迫性认识不足，理论学习不够重视，学习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存在实用主义，要用什么才去学什么，与工作关系密切的才学，与工作关系不大的少学甚至不学。
学习停留一般化，学习专题不突出，针对性不强，不分层次，一般通读多，重点精读少，虽然能完成读书笔记，但不够主动认真。
平时虽然经常学习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的书籍，但思想上未引起高度的重视，学习目的不够明确，学习时缺乏思考，只从字面上理解，使自己的理论知识与实际脱钩，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学用脱节，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把理论和实践有机联系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指导工作、提高工作水平。
（二）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不够牢固。
没有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和人生追求。
认为共产党人要为人民服务，但不可能全心全意，更不会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和人生追求，认为自己虽然是一名共产党员，但能力有限，职位有限，只能过一种平平静静、平平安安、平平淡淡的日子，只能是既没有大作为，也不会轰轰烈烈，因此，在工作生活中虽然与老百姓有一定感情，但亲民爱民的思想树立得并不牢固。
不能始终与群众心贴心，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
不能牢记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变成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工具，时不时也在想着用自己这点权力为个人和亲戚朋友办点事，为单位谋点利。
（三）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开拓创新意识不够，领导艺术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人以前往往是领导安排什么工作就干什么，临时性的工作和活动较多，主动考虑工作还有欠缺，对自己的工作缺乏系统的考虑和研究；缺乏大胆管理，为顾及面子往往自我批评多一些，忽视对同志的批评，存在“老好人”思想；埋头干工作多，主动向领导汇报工作和思想少；与同志们谈心交流不够，谈思想、交流业务较少。
二、存在问题的根源考虑自身存在的这些问题，有着诸多方面的思想根源，其中有客观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主观因素造成的。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1句】：是学习积极性不足，理论水平还达不到时代要求。
提高马列主义的思想理论水平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思想理论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名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修养和工作水平。
自己学习的自觉性不高，主动性不强，满足于一知半解，在系统学、深入学、广泛学和联系实际学方面还不够。
正是因为这样，才使自己在思想修养上做的不够，在工作的开拓进取上也就存在着差距，这是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和差距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2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不够强。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一名人民警察的根本要求。
具体到自己身上，就应当始终保持高度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地做好所担负的工作，并以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改进、提高自己工作的标准。
但是自己的这种观念树立的并不牢靠，在工作上、学习上、作风上不能高标准、严要求，提高自己、改进工作的紧迫感、责任心还不够强，离领导和同志们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第3句】：是创新意识不够。
习惯用老办法、老经验来处理工作，不能勇于打破老框框、老套路，胆子不够大。
思维方式、工作作风还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创新意识和其他同志相比还有差距，思想还不够解放，工作思路不够开阔。
三、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这次纪律作风整顿教育活动，使自己看清了自己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关键不是查找了问题，分析了原因就行了，关键是今后怎样按照《党章》的要求，按照党性的要求，特别是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在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为督促自己拿出实际行动，扎扎实实地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始终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
【第1句】：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素质。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党员干部如果不保持政治上的警惕，不增强政治敏锐性、政治洞察力，是非常危险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只有全面、系统、准确地学习和领会，才能融会贯通，把握其精神实质，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将继续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做到政治上更加成熟，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公安工作方针政策，激发爱岗敬业的热情，积极投身到公安事业中去，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认真学习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己的法纪观念，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第2句】：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在求真务实上狠下功夫。
充分发挥助手的作用，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抓住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宣传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
进一步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增强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爱岗敬业的事业心，牢固树立大局意识。
讲究工作策略，注意工作方法，增强工作主动性和科学性，工作要想到前头，想细想全，克服盲目性，变被动为主动，做到“有的放矢”。
四、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在严以律己上下功夫。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更加严格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时时处处以《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令》为行动准则，时时处处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服从大局，听从指挥，令行禁止。
进一步强化廉政意识，锻炼意志品质，提高思想境界，自觉接受监督，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时时刻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
第1文秘版权所有 摆正位置，充分发挥指导员职责。
严格自我管理与监督，严格纪律和要求。
工作中要讲原则，讲纪律，讲方法，不该得的不得，不该要的不要，不该办的不办，同时要善于查漏补缺，及时补位，争做一名优秀的副队长。
总之，本人将以这次纪律作风整顿教育活动为契机，振奋精神，扎实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充实、提高和完善自己，为打造“平安白银”添砖加瓦。
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及意义
在委十八届五次全会上，总书记强调：“要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更加重要的位置”。
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是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素质，是对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对党忠诚度的重要考量。
自己作为一名2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教育和教育管理工作的老同志，应该自觉遵守党章，严明党的纪律，严守政治规矩，做“守纪律、讲规矩”的模范。
守党章，重修身，襟怀坦白做好人。
自己要自觉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坚决维护党章，对党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要牢记党员宗旨，践行党员模范作用，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自己解决不做。
要注重个人修养做好人，注重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恪守做人原则，诚实做人，踏实做事，扎实做学问。
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用行动说话，多做实事，不搞说的没有做的多，不搞说一套做一套，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不搞领导面前是孙子群众面前是老子，堂堂正正做人，精精神神做事，不求官做大，只求事干多少。
还要认真掌握好知识和本领，提升自身业务能力。
为群众谋利益需要相应的能力和水平，只有努力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有质量，进而在为人民服务中体现人生价值。
守纪律，讲规矩，严于律己保本色。
要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严格遵守教体局各种规章制度。
遵循组织程序，服从组织决定，坚持组织原则、恪守规矩，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
要强化自律意识，严于律己，要讲修养、严治家、从严自律，修正身心，抵得住诱惑，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洁身自爱，襟怀坦白，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严格遵守中央和省委关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严格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各项要求、纪律，严格执行各项规定，遵守各项制度，努力做到勤政廉政，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敢担当，有责任，恪尽职守创业绩。
树立责任意识，忠实的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是对我们每个党员最起码的要求和最低标准，也是我们所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工作职责，都肩负着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任，是否能圆满或比较圆满的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在工作中认真的履行和实践自己应负的责任，又是我们完成任务、做好各项工作的保证。
干一行，爱一行，爱岗敬业、甘于奉献是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争创佳绩的最好诠释。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忠于职守、无私奉献、勤恳敬业地履行职责，是有效的开发能力、拓展能力的前提。
不论在什么岗位、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忠实的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一个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敢于负责的人，才能在事业中保持高昂的激情，在工作中充满活力，才能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
诗人的聚合与诗坛的分化———40年代与九叶诗派有关的三次论辩述评张岩泉 --------------------------------------------------------------------------------40年代,战争连接着战争,长期的战争环境净化着社会净化着人心,养成了一种具有浓郁战时色彩的社会心态:政治上的超常敏感和认识、处理问题的“简约化”方式。
由这种战争环境和社会心态所形成的紧张氛围一旦投射到文学上面,便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即文学的政治功能被无限夸大,文学在想象中成为各阶级集团重要的竞相争夺的对象和决胜的战场,由超常的政治敏感所刺激催生的强烈的“敌情观念”则极为轻易地将一切文学的分歧一律视为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
40年代的文学论辩有自己的特点,与30年代革命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长期对垒不同,此时这一对峙虽依然存在,但已不在核心位置,更多的是同一政治阵营或政治立场并不根本对立的文学派别之间的论辩。
诗歌界围绕九叶诗派的形成和他们的诗歌道路选择发生过三次分歧和辩论。
它们分别是:《诗创造》的内部分裂,七月派诗人对他们的批评及论辩,新诗潮社诗人对他们的批评及论辩(此外,人民文艺论者在批判自由主义文艺时,将他们视为朱光潜、沈从文晚出的后辈,一并牵扯批评)。
论辩标示了诗坛的分化,同时又促成了诗人的聚合。
一、《诗创造》的内部分裂《诗创造》作者面很宽,但基本队伍却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臧克家周围的年青诗人,如康定、林宏、劳辛等;二是编者杭约赫的诗友,包括后来的九叶诗派成员及其他有私交的诗人,如方宇晨、马逢华、李瑛等。
前一批诗人在政治倾向与诗歌观念上和臧克家接近,遵从革命现实主义,主张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后一批诗人大多出身大学校园,接受过较系统的中西文学教育和诗歌影响,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现代主义色彩。
这是一个主要以个人私谊为纽带的松散的诗人组合,兼容并收的编辑方针除了借以营造自由探讨的宽松气氛,可能更是缘于人事上的特殊考虑。
因此,《诗创造》创办初衷,显然不在于创立一种风气,形成一个流派,标示一个方向或探求某种诗歌发展的明确道路,它是年青而热情的诗人们在诗歌的萧条与寂寞中证明诗歌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的顽强努力,对不同倾向、不同风格的诗人作品的勉强包容,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
包容性的编辑策略固然体现了宽容大度的民主作风,避免了同人刊物的排它性;然而,这种缺乏倾向性倡导和风格化标示的编辑方针,必然是以牺牲主持者独立的艺术追求为代价的,也容易使诗人们的个人特色淹没在一片模糊之中。
换一种说法,缺乏个性的包容还容易为有倾向有个性的诗人流派提供批评口实。
还在创刊伊始,即有人在赞扬《新诗歌》“成为代表人民求解放的强烈的革命呼声、战斗号角”时,批评《诗创造》旗帜不够鲜明。
[1]事实上,《诗创造》从一开始就没有严格遵守臧克家“刊物一定要搞现实主义”[2]的指导。
包容,这是既无奈又明智的选择。
追求战斗性而过于暴露必然遭到政治强权的剿杀;我行我素则只有另立家门,势必不能相安于同一刊物。
在包容中给予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一点生存空间,在允许讨论的恳求中促进私心偏爱而处境艰难的诗艺探求,这是杭约赫主持下的《诗创造》对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切实贡献与有力推动。
如果仅仅以作者与作品数量来比较,那么现代主义诗歌在《诗创造》里所占比例很小,但在当时的历史与文学氛围中却更为引人注目。
所以,等《诗创造》分裂已成定局,杭约赫在后记中承认《诗创造》渐渐稍带同人性质,这“同人”只能是指唐祈、陈敬容、辛笛、唐氵是他们而不会是其他诗人作者。
《诗创造》的分化以人事和编辑思想的变动为标志,据林宏、郝天航回忆:“我们这些朋友,……大目标是共同一致的,但在艺术思想上却有分歧,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1948年春,林宏、康定、燧伯从外地相继来到上海,开始参加《诗创造》的编辑工作,逐渐在刊物的选稿标准上,林宏、康定等人的意见与辛之,唐氵是等人不时发生矛盾。
前者认为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下,要多刊登战斗气息浓厚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的作品,以激励斗志,不能让脱离现实、晦涩玄虚的西方现代派诗作充斥版面;后者则强调诗的艺术性,反对标语口号式的空泛之作,主张讲究意境和色调,多作诗艺的探索”,而臧克家支持林宏他们,多次与杭约赫争论几至面红耳赤。
[2]在第二年第1辑题名“一年总结”的文章中,新的编者正面倡扬,“我们要以最大的篇幅来刊登强烈地反映现实的作品,我们要和人民的痛苦和欢乐呼吸在一起”;“我们对于艺术的要求是:明快、朴素、健康、有力,我们要提倡深入浅出使一般读者都能接受的用语和形式,……使诗的艺术性和社会性紧密地配合起来”。
又从反面说明,“我们……不需要仅仅属于个人的伤感的颓废的作品,或者故弄玄虚深奥莫测的东西”;诗人必须“突破自己”,“摆脱知识分子的习性和生活”。
他们检讨包容性的编辑方针实际是“对于新的好的风格的形成的损害,而且表现了自己阵营内的混乱和作战步调的不一致”。
熟悉《诗创造》前后历史的人不难明白,这些话针对的是什么,编辑方针确实变更了,而诗人的分化也就此铸定。
公正大度不等于没有偏好与倾向,将《诗创造》的“正文”与“编余小记”对照阅读往往就能发现端倪,分歧与矛盾早就存在,而且半公开地表现出来。
相对地说,后记是编者发表私见的场所。
试举数例:《诗创造》第2辑刊出许洁泯的短论《勇于面对现实》,在“尽管”、“然而”的转折语式中,他首先褒扬了激情饱满却不免空泛的任钧、蒲风的战斗诗歌,接着认定今天的“诗文学,是被课以神圣的战斗任务的”,提醒“诗人应该认清现实,看明读者”;而“一切的战斗的现实的内容,也必须是政治内容”,所有的诗,无论诗体形式,“都是政治内容的。
”这篇文章代表当时一种权威性的声音,它要求诗歌应积极参与历史伟大变革,诗人要投身现实政治斗争,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的战斗功能。
而文中对现实内容的政治化限定,对诗的艺术成就与社会效果的对立性解释(“与其读一百首意境朦胧的东西,还不如聆一篇感人肺腑的叫喊”),体现了当时有代表性的思维模式。
这种带着特定历史烙印又不无偏狭的现实主义诗论,从行文语气到具体结论显然不对九叶派诗人胃口。
陈敬容后来在三篇诗论中均侧面作了驳正①。
本辑《编余小记》立即表示:“他(洁泯———笔者)特别强调诗的政治内容。
这种看法,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新诗距离决定性的结论尚远,它之前的路决不仅仅只一条”,表明编者与作者立论的距离。
《诗创造》第4辑又刊出了与臧克家关系密切的诗人劳辛的《诗的粗犷美短论》,论文从时代、阶级与艺术风格的形成关系入手,强调“今日的中国社会……是带悲剧性的苦难的日子,这时代有着粗犷美的性格,所以我们要求那些能与时代脉膊底拍节符合的作品”,如田间的《给战斗者》和臧克家的《眼泪》。
作为反证,认为纤禾农细腻和精致的风格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指名批评袁可嘉《空》一诗“无论其气质和表现的手法都是与今天的战斗的时代精神不统一的”。
作者对时代精神、诗歌风格及二者关系的理解、解释简单而直接。
劳辛的批评对象虽选的是远在北平的袁可嘉,但物伤其类,此时杭约赫他们正与彭可嘉等互相寻找,确认共性,企图南北联手,有所作为呢。
这些均足以说明,分歧早已存在,而当矛盾发展到不能彼此包容相安无事时,分裂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
二、与七月派诗人的批评与反批评对于来自七月诗派的批评,九叶派诗人很可能猝不及防。
因此,双方批评与反诘的往来也是极不成比例的(这在稍后与《新诗潮》社的驳难中可比较看出)。
九叶派诗人尤其唐氵是对七月派诗人如胡风、绿原、阿垅颇有好感。
唐氵是他们以现代哈姆雷特自许,多次称赏七月派诗人唐吉诃德式的严肃、果敢、矜持和不无偏狭的清教徒精神。
胡风则企望双方相互补充、救助、渗透,形成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融汇,来一次深沉的河与崇高的山的交铸,激荡起一片开阔的诗的现代化潮流,并寄意《诗创造》负起组织责任。
[3](P8)七月派诗人对九叶派诗人的批评起因颇为复杂,如阿垅在批评臧克家时拉上杭约赫等,“初犊”在抨击沈从文、朱光潜时涉及袁可嘉等。
批评范围也十分广泛,既有社会历史观、诗歌价值观的龃龉,也有诗歌艺术风格和形式特征的区别,但就七月诗派而言,批评立场和批评方法则相当单一。
就在《诗创造》创刊同月,稍后出现的《泥土》(七月诗派后继刊物和外围刊物)第3期发表署名“初犊”的长篇评论《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用人身攻击性的粗暴语言横扫“沈从文集团”,包括穆旦等人和《诗创造》社。
原因大概是由于沈从文、袁可嘉此前在《益世报》、《大公报》发文对当前诗坛现象有所评论。
沈从文指出:“诗应当是一种情绪与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重范原则的表现。
容许大而对于宇宙人生重作解释,小而对个人哀乐留个记号”,强调“诗必需是诗,征服读者不在强迫而近于自然皈依。
诗可作为‘民主’、为‘社会主义’或任何别的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并对所谓空头“大诗人”、“人民诗人”予以揭示与讥讽,[4](P51)这些文艺观确与九叶派诗人的诗学观不无吻合之处。
接着袁可嘉则批评“拜伦式浪漫气息的作崇”,而七月诗派恰恰是40年代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流派。
沈、袁的评论原本只是对文学现象的一般化批评与感慨,针对性并不强,但前后相继持论相近的表述很容易被对方认为是有计划的联合行动。
“初犊”的反击全面而急切,他先认定沈从文是出卖灵魂制造毒药的文艺骗子,接着说袁可嘉等人只会“玩弄玄虚的技巧”,而在“现实面前低头、无力、慵惰,因而寻找‘冷静地忍受着死亡’的奴才式的顺从态度”,称他们为“乐意在大粪坑里做哼哼唧唧的蚊子和苍蝇”,是应大力扫除的对象。
最后评论《诗创造》“公然打着‘只要大的目标一致’的旗帜,行其市侩主义的‘真实感情’……,这正是我们的敌人该打击之。
”历史地考察,这是第一次将流派形成之前的九叶派诗人放到一起作为一个有共同政治倾向与相似艺术特色的“准流派”来评论,虽然是不伦不类地置于“文艺骗子沈从文集团”名下。
答复在四个月后,在第5辑后记中,编者(杭约赫)希望诚恳与善意的探讨能够清除泼妇骂街式的粗暴习气、宗派主义的门户之见和唯我独革的狰狞姿态,因为“生活在这个窒息的地方,黑色的翅膀时时在我们旁边闪动着。
还能够呐喊能够呼号的我们当向他们学习;在挣扎苦痛之余发出一点‘呻吟’,或有时为了烦恼和忧患发出一点‘低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1948年8月,唐氵是在回击《新诗潮》社的指责时旧话重提,认为《泥土》对穆旦、郑敏的批评,是由于直觉推论方法的误解,自我扩张的结果导致自蔽更昧于人。
[5]这就更象流派发言人的自辩与反驳了。
阿垅全面代表了七月诗派对九叶诗派的批评与批判。
阿垅是七月诗派的重要理论家,并且他把诗派已有的某些偏狭发展放大了。
阿垅诗论的首要主题是将诗的探求引向人生与政治的讨论,他1943年的文章《我们今天需要政治内容,不是技巧》,从题目就可见一斑;其次是反复申张诗的情绪本质,认为“它们要有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仿用恩格斯人物典型定义,将情绪作为诗歌结构元素的基石。
而九叶派诗人,主张诗在反映现实之余仍然享有艺术生命,认为对于激情的热衷是现时诗坛最大的迷信之一,应将激烈的情绪转化为沉思的经验。
再扩大地看,相对七月派诗人浪漫主义的激烈单纯、理想主义的热情乐观和英雄主义的坚定自信,九叶派诗人对40年代末期的社会历史态度确实有些暖昧,对个人投入时代及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有所疑惧,对人类命运深怀忧虑,这是激情的现实主义与沉思的现代主义的碰撞。
据查(可能不全),阿垅涉及九叶派诗人的批评性文字近10篇,其中《〈旗〉片论》(1948 3 23)[6](P251)值得单独分析,不仅因为它是针对九叶派诗人的专论,不属于“顺便一刺”的批评,是40年代对穆旦屈指可数的有份量的长篇评论;而且,它以个案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批评家敏锐不凡的感悟怎样转化为头足倒置的偏见与成见。
阿垅在此文中对穆旦的抗战诗作做了全面检阅,当然,政治意义的索求几乎完全取代了艺术形式分析。
阿垅开首谈到初读穆旦诗集《旗》时那种惊心动魄永不平静的体验,油然回想15年前的军旅生活,感觉强烈而奇特的感情的袭击与吸引,使自己狂热地倾慕又冷酷地拒斥。
这一“奇特类比”表明阿垅已经探入穆旦诗歌的灵魂:深刻的矛盾与巨大的痛苦,以及冲突无法化解所导致的灵魂撕裂的尖锐失衡,雄健坚忍的气度与沉郁冷硬的风格,备受压抑的诗思内核要挣脱诗形的躯壳奔腾而去。
批评家已经触摸到了一个深沉浑厚而矜持自觉的生命在走向圆熟澄明之前的搏求与挣扎,站到了进入穆旦诗歌世界的幽深入口。
然而,社会历史观与思想方式的隔阂限制了他,不同的艺术价值观念和艺术感知方式阻碍了他,面对这些惊世骇俗新鲜刺人的作品,阿垅作了另外的解说。
如穆旦的《赞美》一诗,本是诗人对一个民族在抗战中挣扎奋起的“带血的”深沉祝祷。
在表现上,为了突出人民艰难的主题,诗中大量铺叙了历史与现实的深长的忧患、屈辱和巨大的荒芜、毁灭,雕塑了人民“受难的形象”。
作为对于人民或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描写,是真实有力的,胡风也曾反复告诫人们注意发掘人民原始强力下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对此,阿垅进行了先扬后抑的评论,他说:“在《赞美》和《控诉》中,对于人民,似乎突入了世纪底背光面而称颂了他们,信赖着他们底地下的力而为他们的负荷和创痛发言。
可是这一切结果却是宿命论或者定命论的”。
诗人着力展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前的历史“负荷与创痛”,批评家则以人民在抗战中的现实表现为立论背景,从而认为诗人偏于“世纪底背光面”的抒写是将战斗着的人民形象“凝固”在苦难的宿命上,对于人民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不同认识,穆旦偏于消极面的揭示,而阿垅侧重积极面的颂扬,穆旦偏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时和之前的创痛挣扎,而阿垅偏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之时和之后的意气昂扬,两种社会历史观的区别十分显然。
三、与《新诗潮》社的论辩《诗创造》曾因对现代派诗的“包容”而得到“不够前进”的批评,当《中国新诗》为九叶诗派别标新格的诗歌道路选择张目时,更严厉的斥责随之而来,发难者是《新诗潮》社。
此时,伴随政治交锋与军事决战的白热化,形势日趋明朗。
这些批评者已没有丝毫的耐心来作不同风格流派的比较,当然,在他们眼里,艺术问题早就与政治胶合不分了;因此《新诗潮》社诗人的批评是从新诗发展方向的政治“高度”来进行的。
他们举办茶会,接连撰文,逐期对《中国新诗》进行批判。
张羽的《南北才子才女大会串》(1948 7)首先认为《中国新诗》的作者构成是“上海的货色”与“北平‘沈从文集团’的精髓”的合流,“集中国新诗中的一种歪曲倾向的大成”;然后对穆旦、郑敏、陈敬容的创作和唐氵是的诗论一概否定,杭约赫的《严肃的游戏》庄肃之义出以诙谐风格,也被讥讽为绅士作风;最后判定仅出一期的《中国新诗》“已经走向了一极端恶劣的道路”,里面充满了个人主义、才子佳人、没落阶级的流行通病。
在堆砌了大量“罪状”后说“实在是中国新诗的恶流”。
舒波的《评〈中国新诗〉第3辑》(1948 8)沿袭了张羽的思路与观点,继续认为《中国新诗》是“无廉耻的‘白相诗人’集中的大本营”,他以解放区“人民文艺”的枪杆诗、墙头诗、报告诗、朗诵诗和李季等人的民歌体新诗为评判尺度对照《中国新诗》的作品,除杜运燮外,九叶诗派的所有诗人无一幸免都享受了一番粗暴批评。
除了对知识分子“情调”照批不误”“朦胧、暖昧、晦涩难懂”的表达形式也受到挞伐。
结论依然是《中国新诗》代表今日诗坛的逆流,“所以,在今日开展诗歌批判运动,我们认为是非常必要的”,语气已十分冷峻尖锐。
在此之前,《新诗潮》社还出面举办茶会,对《中国新诗》所代表的方向进行讨论,认为陈敬容的诗故弄玄虚,没有抓住现实,是与人民无益的“糊涂文学”。
紫虚、吴视等人的意见较为宽容,认为大众化不应完全排诉知识分子的特殊爱好,但平实的议论很快淹没在暴烈的批判之中。
[7]九叶派诗人的反应迅捷而全面,袁可嘉发表《诗的新方向》的评论,结合两辑作品,着重指出《中国新诗》出现的双重意义:一是具体象征了南北青年诗人在诗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破例合作,二是代表着新诗发展多种路径的可能。
唐氵是1948年8月刊发长文《论乡愿式的诗人与批评家》,正面的申说与反面的讥讽双管齐下,并且由于对方攻击的无端和用语的刻毒,本文也有冲动性的言辞,平和冷静的心态终于稍稍失去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唐氵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业已认识到这种空洞浮嚣的政治化批评何以能够振振有辞蔚为风气,他在文中括号内加注:“当然,如果没有假借时代激荡的力量,它们当然不能风魔别人”。
《中国新诗》第2辑的《编辑室》也可视为一个答复,“杭·祈”重申办刊宗旨,并表示“我们要在实践中冲出一条可走的道路”。
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的宣传和贯彻,国统区的人民文艺运动逐渐蓬勃高涨。
继左翼文学思潮之后,一场全面而严密的文坛整风运动随即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展开。
客观地说,九叶诗派与人民文艺运动之间存在不小距离,后者服膺于当时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政治形势,在文艺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和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等原则问题上,代表了时代主流方向。
人民文艺论者对40年代自由主义文艺的批判,部分地包涵了对九叶诗派的某些批评。
气氛已不适宜九叶诗派“新诗现代化”的探索,他们勉力支撑半年以上,终于园地丢失人员星散,一个流派和它所代表的40年代现代诗运动也偃旗息鼓。
关于刘伯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刘伯承 1892年生，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
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1982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
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故事1 巧妙用兵 两伏七亘村 1937年10月25日，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获悉日军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平定县城开进，其运送军械弹药粮草的辎重部队约千余人在测鱼镇宿营。
测鱼镇东部的七亘村一带地形复杂，道路弯曲，正太公路由此通过。
刘伯承判断，测鱼镇之敌第二天必定经七亘村向平定县城运送军用物资，即令三八六旅三营利用七亘村一带的有利地形，力求打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歼击敌军，夺其辎重，切断二十师团的后方补给线。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听说八路军要在七亘村伏击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非常怀疑。
认为国民党的数万正规大军都不能阻挡日军入侵山西，八路军又怎么能与日军相匹敌呢
刘伯承要用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治一治国民党军队的“恐日症”。
10月26日拂晓，天刚蒙蒙亮，驻扎在测鱼镇的日军辎重部队，在200余名步兵的掩护下，沿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平定方向开进。
9点钟左右，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了三营的火力范围，三营战士把这股敌人放了过去，其他敌人看到先头部队部队平安无事，即紧随其向前运动。
当敌辎重部队进入三营的伏击圈时，三营抓住战机，向其发起突然攻击，以猛烈的机枪、手榴弹火力大量杀伤敌人。
顿时，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
随即，八路军战士个个像猛虎下山，向敌群冲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使敌人的队形大乱。
敌人前后被三营的火力和冲入敌阵的战士所截，左右被道路两侧的地形所阻，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发挥，掩护部队也发挥不了作用，被八路军战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完全失去了指挥和抵抗能力。
后尾掩护的少数兵力见大势已去，惧怕被歼，丢下物资和其他人员，狼狈地向测鱼镇方向回窜。
这次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胜利。
敌运输部队被八路军歼灭后，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计划落空，前方急如星火，后方亦如热锅上的蚂蚁。
日军依据用兵“不得遵常”的道理，认为八路军伏击胜利后，一定会转移别处，绝不再再在七亘村设伏。
所以，一面组织部队到七亘村收集、搬运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继续从七亘村一带通过，向平定方向运送军用物资。
刘伯承神机妙算，准确判断敌人运送军用物资未成，前方弹药粮草告急，一定会千方百计再次运送。
且向平定前方机动没有道路绕行，七亘村是再次运送物资的必经之路。
另外，刘伯承抓住敌人用兵教条的心理，对“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反其道而用之，大胆决定再次在七亘村设伏。
为了进一步迷惑日军，诱骗其上当，刘伯承又使用了疑兵之计。
当日军派重兵来七亘村实施报复时，他让第三八六旅主力佯装慌忙败退，制造八路军已被驱走的假象。
第三八六旅主力在附近山里绕行一圈，乘夜又秘密返回到七亘村设置伏击阵地，主攻任务仍由第三营担负，不过伏击地点由村东移到了村西。
28日上午，敌人由测鱼镇出动，沿原路向平定方向开进。
这次，敌人吸取上次遭伏击的教训，以100余名骑兵开道侦察，300余名步兵殿后掩护，辎重部队摆在中间，相信可以万无一失。
敌先头部队接近七亘村后，其侦察分队进行了严密搜索。
三八六旅三营的战士沉着镇静，严密伪装不动声色，以致敌人走到跟前都没有被发现。
在敌人确信没有伏兵，其先头部队的骑兵才摇摇晃晃地通过八路军的伏击地区。
待敌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三营指挥员一声令下，埋伏在七亘村西侧的战士，对敌发起了猛烈袭击。
随后，战士们又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
激战到黄昏，又毙敌100余名，缴获骡马数十匹，余敌向平定方向逃窜。
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刘伯承指挥八路军部队，采用“重叠的设伏”战术，在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毙敌400余人，缴获骡马近400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侵华日军尝到了八路军的厉害。
七亘村伏击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将缴获的日军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拿出一部分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让他看看八路军是怎样战胜侵华日军的。
卫立煌亲自点验过目，对刘伯承率领八路军战士对日军作战取得的辉煌战绩，敬佩不已，称七亘村伏击战是大胆巧妙用兵的奇迹，不得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故事2 “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像一支利箭直插大别山。
25日夜，当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敌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占领了。
河上船只，已被敌人搜砸一空。
这时，在后面尾追野战军的3个师，距汝河北岸仅五六十里。
情况尤分紧急，真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刻，刘伯承把指挥部前移到六纵司令部。
在北岸河口附近一间小屋里，召集六纵干部举行紧急会议。
屋里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
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眼光巡视了每张焦急的面孔，他开了口：“同志们
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
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仅影响战略跃进，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
’”他用拳斗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
同志们明白吗
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
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 政委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
午夜12点，部队开始行动。
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到河边，具体指挥强渡。
六纵队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在天亮前杀开了一条血路，突过汝河，占领了南岸阵地。
但整个形势仍很紧张。
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夺回阵地，堵住口子，阻止大部队渡河。
担任打开道路、副食全军渡河的前卫团，遭到了敌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时地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内。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来到指挥所。
前卫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开敌人的炮火，他们没有理会，蹲在院子里，摊开地图，仔细地研究起来，敌人炮火更加密集，刘伯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详细地询问前卫团指挥员是如何部署兵力的，甚至连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也查问到了。
平时，部队指挥员都非常喜欢刘伯承这样提问题，可这会儿，因为担心首长的安全，他们确实有些不耐烦，急得搓手跺脚。
刘伯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信不过，而是你们的任务太重要了
现在，还不能松劲，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保住阵地，可是关系到全军的命运啊
”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挥员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经过整整一夜的拚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强渡汝河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徒步涉过淮河，率大军进入了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脏，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开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故事3 “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
”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
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
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
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
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
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
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
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
通讯员急急忙忙距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
”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
”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 “那就走吧，用不骑马。
”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
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
”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
……孩子在哪儿
”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
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
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
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
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
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
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
”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故事4 刘伯承的办学公式 南京军事学院的一些老教员、老学员经常谈起这个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麦克阿瑟-“戈尔洛夫”=X
，其实，这个刘伯承办学公式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当然，在描述之前，应该稍加注释。
杨得志，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著名的战将，入学时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
入学后不久，即赴朝作战，先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罗哈里斯基，即H·A·韦廖夫金—拉哈尔斯基，苏军中将。
1941年8月至1994年6月，任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在军事学术上有较深造诣。
时为苏军总顾问，率20多位苏军顾问驻南京军事学院。
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39岁时任西点军校校长，典型的“西点式”军人 。
历任驻菲律宾美军兵团司令、总司令。
1941年任远东军总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
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总司令”。
“戈尔洛夫”，我国在40年代翻译的一个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目自大，保守落后的典型人物。
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这个话剧，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
这个公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杨得志——在这里代表“我”情。
因为杨得志是由军事学院调往朝鲜前线的，是将学院教学与战争实际联系起来的桥梁。
以我为主，就是从我军实际出发，为我军建设服务。
罗哈里斯基——在这里代表“友”情。
吸取苏军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作为军事教学的参考。
麦克阿瑟——在这里代表“敌”情。
即将朝鲜半岛的敌情与军事学院的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运用最新军事住处辅助教学，有针对性地研究美军装备、编制、指挥、作战等问题。
“戈尔洛夫”——在这里代表保守、落后、机械，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
其意自明，不必赘述。
故事5 “猫论”源自刘伯承 “猫论”，曾和“石头论”一起，被作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第一的两个主要论点。
“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下简称“猫论”），作为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仅在国内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在国外也遐迩闻名，广为流传。
而邓小平“猫论”的提出却是吸收借鉴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结果。
把“猫论”用来阐释一种思想观点的，首先是刘伯承。
刘伯承是我军著名的军事家，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教条，战略战术机动灵活，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
因之，这位农民出身的军事家，每逢大战在即，经常脱口而出：“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以此来说明一个相互而深刻的道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由于这句话生动形象，很适合当时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 ，深受一二九师和二野指战员的喜爱。
邓小平与刘伯承既是同乡，又是长期共同战斗的战友，加之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领导建设，都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
所以，对于刘伯承常说的这句家乡话，自然十分理解，非常赞同，将其从军事领域引入整个社会领域，以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极“左”思潮，倡导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
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在农业问题上，由于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违反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
所以，高速农业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调整时期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认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为了形象地表达这一正确观点，邓小平引用了刘伯承说过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话。
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
从此，“猫论”便不胫而走，很快流传起来。
设计理念：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中，把“读”落到实处，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在读中升华感情。
把课堂作为信息交流的平台，让学生在平等、自主的交流中丰富语言积累，情感得到熏陶，价值观得到培养。
教学目标：
【第1句】：通过文章重点语句感悟刘伯承的顽强毅力，从而使学生情感得到熏陶；
【第2句】：培养快速阅读能力，丰富语言积累；
【第3句】：培养学生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
教学重点：通过文章重点语句感悟刘伯承的顽强毅力，从而使学生情感得到熏陶。
教学难点：沃克医生为什么称赞刘伯承是军神。
教学过程： 一、揭题质疑
【第1句】：板书“神”字师提问：你知道传说中的哪些神
他们有什么特殊本领
【第2句】：再板书“军”字，师：“同学们
一提到神你们都神采飞扬的，说明你们非常佩服神的超人本领。
那么，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军神》一课，文中被称为军神的人是谁
通过你们的预习谁来告诉大家
”
【第3句】：汇报一下你搜集到的有关刘伯承的资料。
二、创设情境，读书感悟 （一）播放课件 课文背景资料（《川中名将》）引入新课。
（二）开展研读。
【第1句】：找出沃克医生称赞刘伯承的那句“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朗读。
【第2句】：读了这句话你有什么问题想问?
【第3句】：师根据学生提出问题进行归并。
（可归并为“沃克医生为什么称赞刘伯承是军神
”） （三）学生快速浏览课文进行研读。
（四）集体交流，重点品读。
（引导学生重点学习以下内容）
【第1句】：“就诊”从容镇静。
（1） 从哪里能看出刘伯承从容镇静
（2） 他受了什么伤
（补充资料感受刘伯承伤势严重。
） （3） 你读懂了什么
（4） 带着这种敬佩之情朗读“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第2句】：“术前”拒绝麻醉。
（1） 刘伯承要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
（师随即出示语句“我可再一次愣住了……一刀刀割掉”） ①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手术很痛苦
②感情朗读，感悟刘伯承面临的手术的危险及痛苦。
（2）刘伯承为什么要拒绝麻醉
（3）他需要一个清醒的大脑做什么
（4）你读懂了什么
导语：这样的人配不配当军人，配不配称作军神
（5）感情朗读“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第3句】：“术中”一声不吭。
(1)出示语句“病人一声不吭……崭新的白垫单居然被抓破了。
” (2)病人一声不吭是不是不痛苦
从哪里看出来他痛苦
（3）感情朗读，感悟刘伯承的坚强毅力。
（4）带着敬佩之情再次朗读“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升华感情。
【第4句】：“术后 ”说出刀术。
（1） 感悟七十二刀的痛苦。
（2） 在我们看来，72刀只有割在什么上才一声不吭
（3） 你懂得了什么
你觉得刘伯承是一个怎样的人
（毅力顽强）带着敬佩之情再次朗读“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升华感情。
【第5句】：师总结：刘伯承一个年仅24岁的普普通通的军人，它不是传说中的神仙，不具备孙悟空的72变，也不具备哪吒的三头六臂，但是，他却有着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本领 顽强的毅力。
【第6句】：了解沃克的情绪、态度的变化，从侧面感受刘伯承的精神，学习文章侧面描写的方法。
过渡语：通过学习，我们感受到了刘伯承的顽强毅力，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得到了一次震撼。
那么，在震撼之余，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归根结底是什么原因让刘伯承拥有这种顽强的毅力，是什么原因让刘伯承甘愿忍受剧痛拒绝麻醉
”（爱国主义）是的，爱国主义的力量是伟大
在它面前，人的爱生之念，畏苦之情，算得了什么呢
在它面前，人本身又算得了什么呢
就让我们再一次读一读这篇文章，再一次感受一下这位五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顽强毅力与他的爱国情怀吧
【第7句】：角色朗读。
过渡语：刘伯承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刘伯承的事迹震撼了中华儿女， 沃克称赞他是军神，也有人称赞他 是“手术吓不倒的铁汉
”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祖国的自豪
”……我想，此时此刻你们一定也有许多话想对刘伯承将军说，请你们敞开心扉，让我们来一次真情流露。
三、个性表达，升华感情。
【第1句】：生自由发言。
【第2句】： 师：千言万语、万语千言都无法表达我们对军神的赞美，都无法表达我们对英雄的敬仰，都无法抒发我们内心的情感。
那么，就让我们把所有的话语，所有的情感都融注在这句话里（沃克赞美刘伯承的那句话）再有感情的读一读。
【第3句】：生齐读。
四、课件展示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的图片师配解说词。
（今天这节课我们认识了军神，感受了刘伯承这位英雄的一次惊心动魄的感人故事。
其实，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现在的和平年代，像刘伯承这样的军神还有许多，像刘伯承这样的英雄还有许多。
黄继光……） 板书 就诊 从容镇定 军神 术前 拒绝麻醉 毅力顽强 （刘伯承） 术中 一声不吭 术后 数出刀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