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关于读书的名言-经典名人名言

余秋雨关于读书的名言摘抄

【第1句】：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第2句】：学术无界，文化无墙，永远不能画地为牢。

【第3句】：历史有自己的生命，它就像一个人，既随和又自尊。

【第4句】：我看到，最典雅的友情被无知的彩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第5句】：诗人比美人更加自我，他们用诗情筑造了又一堵尊严的城墙。

【第6句】：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只能变得更沉着。

【第7句】：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第8句】：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第9句】：人折腾人，人摆布人，人报复人，这种本事，几千年来也真被人类磨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第10句】：一种文明，能安顿个体精神已经不错，而如果能安顿群体性的政治智慧和社会理性，则就更好了。

【第11句】：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

【第12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这是我碰到最多的提问。我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第13句】：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但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害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第14句】：为什么把择定终身的职责，交给半懂不懂的年岁；为什么把成熟的眼光，延误地出现在早已收获过的荒原？

【第15句】：历史上的很多罪名，是不正常人对于正常人的宣判，而不正常人总会以超强度的道义亢奋，来掩饰自己的毛病。

【第16句】：如果你喜欢文学，喜欢原创文学，我建议你到文博苑里看一看，读一读，同时也希望大家亲自写一些自己的东西作为锻炼。

【第17句】：当今天下百业，文化最大。当今天下百行，文化届最小。那么，岂能再让一个日渐干涸的小池塘，担任江河湖海的形象代表？

【第18句】：要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作出选择时，首先要给自己减压，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在沉重的压力下，连空气都是扭曲的，最容易作出错误的决断。

【第19句】：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

【第20句】：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第21句】：很多老人的长寿，是牺牲很多乐趣换来的。例如，拼死冒险的乐趣、孤立无援的乐趣、遭受围攻的乐趣。文化也是一样，长寿的代价就是失落太多。

【第22句】：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第23句】：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想来难理解；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第24句】：大地所负载的精神流向，比它所负载的其他一切都更难判断和预见。但我们已经看到，大地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决定力量，那么，就让我们先来阅读大地。

【第25句】：在文化上，无效必然导致无聊，无聊又必然引来无耻。但是，即使到了这种“三无”的.低谷，也不必过于沮丧。因为只有低谷，才能构成对新高峰的向往。

【第26句】：善良，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它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它与人终生相伴，但人们却很少琢磨它、追问它。

【第27句】：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们为观看者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一堵壁画，加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

【第28句】：真正的文化精英是存在的，而且对国家社会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年来，由于伪精英的架势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了，结果连真的精英的名声也败坏了。真精英总是着眼于责任，伪精英。

【第29句】：历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颂青年来弘扬社会的生命力。但这里显然横亘着一种二律背反：越是坚固的对象越需要鼓动青年去对付，但他们恰恰因为年轻，无法与真正的坚持相斡旋。

【第30句】：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第31句】：判定一种文明的优劣有多种标准，而最高标准和最低标准又常常首位相应，形成一个循环圆形。中华文明至少在一点上既符合最低标准，也符合最高标准，那就是：自己好好活着，不去招惹别人。

【第32句】：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宁静下来了的周际环境和逐渐放慢了的生命节奏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余秋雨谈读书

余秋雨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余秋雨谈读书，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余秋雨谈读书

书就像水，读书像游泳，怎样面对水的诱惑?

【第1句】：年轻人要不要读书?

这是个伪命题，其实大家都在读书，这儿指的“读书”主要是指课外书，指课程学习外的业余阅读。

只有读书才能摆脱平庸!

有人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是靠社会关系、机遇、方向的正确选择等等，我认为都是次要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偶然看到的几本书，从这些书里面的某些地方获得了力量，从而把他拉出了平庸。只要跨过山坡，人生就不一样了。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这儿的人都不识字，妈妈从外面来了，她是这儿第一个识字的人，此后办起了识字班、学校，学校有个图书室，书不多，老师定下一个苛刻的制度，要写100个毛笔小楷才可借得一本书。读书使人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现在我们家乡的人已经很富裕。

怎样才能提高生命质量?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

集中人类历史上别的力量加固自己，才能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而个人的魅力会传递给学生、孩子、家人和周围的人……

感谢妈妈，从来没让我做家庭作业(家庭作业都是妈妈替我做的，包括假期作业)，从而让我有更多时间看书。

我读过一些古典名著，开始可能会读错，但宁可读错也要读，逐渐会走出错误，从而提高自己。

开始宁可读错，但走出错误，会更加有魅力。

学生应该有发傻的时间，这时候思维就像插上了翅膀。

无数正确加在一起的生命不一定是优秀的生命，只有不断地犯错误，动态修正，才能使生命更加优秀。

不要适应平庸!

【第1句】：民族文化需要优秀的人;【第2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地球的历史如此悠久，生命的出现，动物的出现，人类的'出现，自我的产生，成为一个人很不容易。白蛇传里面白蛇经历那么多磨难也没成为人。既然成为人，就应该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世界上有99%的力量把你拉向平庸，只有1%的力量使你脱离平庸。而这1%的力量就与阅读有关。平庸容易使人滑向邪恶。

【第2句】：努力读第一流的书

读书的横向并不最重要，纵向才是重要的。所谓横向就是指各个专业，理工农医等;所谓纵向就是指梯度，所谓的【第1句】：【第2句】：三流。各学科的最高等级都是合在一起的。

像爱因斯坦去世前，有人问他感到最遗憾的是什么?他说的不是再也不能研究相对论了，而是说再也不能欣赏莫扎特了。

从事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找最高等级，要寻找“山顶”，“山顶”也许永远不会到达，但光辉会一直照耀着你!

第【第1句】：【第2句】：三流等级的划分并不是爬坡。读一流的书并不比读【第2句】：三流的书花费的时间更多，相反，后者可能所用时间更多些。其原因有三：

【第1句】：第【第2句】：三流的书读多了，反而离“山顶”更远了;【第2句】：第三流的书反而可能浪费更多时间，而第一流的书因为思路清晰，更能节省时间;【第3句】：第三流的书量太大。

人生早些时候读的书会沉淀为生命结构，成年后读书主要是为了工作和养家糊口了，所以，年轻时还是应该多读一流的书。

作为教育工作者或者长者，要给年轻人推荐第一流的书。

不要看坏书，不要以为无所谓，认为不好就可以扔掉。要知道，当你占领了坏书时，坏书也占领了你，你和坏书就会有适应关系。

有人说，一本不好的杂志，年轻人看一年，生命方向就会很难逆转了。

主要读的书应该是一流的。要树立书籍分级的观念，让生命更贴近最好的书。

第一流的书能快速获得知识，占领制高点。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字不识的年轻人想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于是他去了码头，当了一名工人，由于艰苦的劳动，练就了一副好的身体;然后他去请教名家，要学习俄国文学，询问最优秀的作家和其最优秀的作品，反复阅读，掌握精髓，这就掌握了“制高点”。然后再用同一方法学习外国文学，最后他变成了当地最有学问的人。

我自己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首先对每个领域排队，分清主次。分清主要、次要顺序，然后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样就首先掌握了制高点，很快就能获得成果。例如研究明史等等。我的研究方向很多时候是随兴趣转移的。

记得上大学时，我认识一个图书管理员，他对我说，通过借书卡上的借书记录，就知道读者将来有没有发展前途，说的神乎其神，就像会算命一样。借书最多的和最少的，都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只有对读书加以选择，并在一段时间内阅读同一方向书籍的同学，将来最有可能成功。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读什么书就决定了成为什么人。

胡适之和郭沫若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左的，但他们都说了相同的话：“我的书桌上永远不放第二本书。”也就是不乱看书。

我自己的方法是，对要学的每一点都要真正掌握，然后转移，虽然可能漫无边际，但在转移到一个新问题后，也要真正深入。

【第3句】：看和自己有缘分的书

第一流的书太多怎么办?解决的办法是要看自己最喜欢的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构有直接关系的知识只有一小块，但总会找到……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其中的用语，思维方式等都很喜欢，这说明你和作者有“同构”关系，通俗地说就是一种缘分。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读书也是这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你会发现原本不喜欢的作品变得喜欢了，原来喜欢的作品也可能不喜欢了，这都是正常的，是因为生命结构发生了变化。

这方面我个人也有体会，上大学时，我的同室对角同学，读了六编《红楼梦》，一位女同学读了十二遍，我却一遍也没读完，暑假强迫自己读，就是不太喜欢。但大家知道，后来我在红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随着知识结构的变化，对书的选择也可能出现变化。

阅读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业余阅读，不是职业阅读，所以不必太难为自己。

如果发现有使自己心动的书，也不要不好意思，觉得是小孩子做的事情;同样，如果你没有读过所谓知名度高的书，也同样不要不好意思，你可以大胆地说，我不喜欢这本书。

同构关系其实是缆绳关系，是把你和伟人连接起来的纽带，沿着这条缆绳，更容易达到伟人的境界。

有人认为自己出生的地界，国家等等会决定自己的喜好。其实是错误的，出身并不决定你和什么有缘分，也就是和谁有同构关系。文学无国界，文学是不等同于社会学的天域。比如，安徒生是丹麦人，丹麦语也是一个小语种，但世界上很多人都喜欢他的作品。所以，你可能喜欢欧美的、日本的作家，也可能喜欢非洲的。在阅读中寻找和自己有同构关系的书，其实，也是在寻找自我。

余秋雨的读书故事

1946年，余秋雨出生在余姚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本分的基层公务员，而母亲则是一位没落大家族的小姐。在他出生那天，天上一直下着小雨，因此得名叫秋雨。

余秋雨的童年是在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度过的，乡村的生活简单、清贫而又快乐。从上海来的母亲几乎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在村子里开办了一个免费的识字班。儿时的余秋雨跟在母亲身边玩，竟然也认识了不少字。

4岁那年，余秋雨背上书包走进了乡村的小学。小学有一个图书馆，有几十本童话和民间故事，十分诱人。但几十本书怎么能满足得了几百名学生呢?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写100个毛笔小楷字才可借得一本书。余秋雨的毛笔字，就是在那时打下的根基。他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曾说：“我正是用晨昏的笔墨，换取了享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的权利。直到今天，我读任何一本书都非常恭敬，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前途，他们全家借住到上海市区。余秋雨在上海报考了中学。

中学的图书馆不小，但每天借书都要排长队，而且想借的书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来，余秋雨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叫“上海青年宫图书馆”的地方借书比较方便，就立即去申办了一张借书证。青年宫在江西中路200号，快到外滩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人们每天都吃不饱。余秋雨在晚饭后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宫，走到一半就饿了。当他走到图书馆时，离人家关门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从青年宫图书馆把书借出来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只能在那里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等找到书，就只剩下半个多小时了，能读几页?但是，就为了这几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每天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看完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精神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正是少年时那段艰辛的阅读时光，为他今后的文化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余秋雨的《长者》一文中，我们还看到了余秋雨在年轻时发愤读书的.情景。1975年世事纷扰，29岁的余秋雨因肝炎回乡下养病，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被安排到了奉化山间的一个蒋经国的图书室，专心阅读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书。这简直是上天的一个有意的成全，也使得余秋雨像金庸笔下的人物，仅有高人指点还不够，还让他在某山某洞中获得某种“武功秘笈”.这次阅读对余秋雨无疑是重要的，因为这正好和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张可的指导互为补充，形成双翼：张可指导他接触西方文化，这次他却走进了浩瀚的中国历史。

关于读书的方法，余秋雨有一个著名的“畏友”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余秋雨散文摘抄

一

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我去时，有几座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只见塔心是一个木桩，塔身全是黄土，垒在青砖基座上。夕阳西下，朔风凛列，整的塔群十分凄凉。

有一座塔，显得比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为主，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当家?中国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是羼杂互溶的，王圆箓几乎是个文盲，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也不抵拒，却会主持宗教仪式，又会化缘募款，由他来管管这一片冷窟荒庙，也算正常。

但是，世间很多看起来很正常的现象常常掩盖着一个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箓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读到潘絜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白，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的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锺。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二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因此，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窜而上，比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遗迹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几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赔偿一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里一作出进攻中国的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刹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几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的所有权，已经被悄悄地转移。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在考古专业水准上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第7句】：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了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篆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终于还是塞给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个几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箓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纷踏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惭愧，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

四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栓上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移世文物，所支付给王圆篆的全部价钱，我一直不忍心写出来，此刻却不能不说一说了。那就是，折合成了银子的一百三十英镑!但是，这点钱，对王圆篆来说，毕竟比他平时到荒村野郊去化缘的所得，多得多了。因此，他反而认为这位“斯大人”是“布施者”。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轻诗人的诗，他叫李晓桦，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斯坦因这些的学者，这些诗句也许太硬。但是，除了这种办法，还有什么方式能阻拦他们呢?

我可以不带剑，甚至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要告诉他，把世间文物统统拔离原生的土地，运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览，是文物和土地的双向失落、两败俱伤。我还要告诉他，借口别人管不好家产而占为己有，是一种与军事掠夺没有什么区别的文化掠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机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缴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细挑精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当然，更大的麻烦是，那时的中国处处军阀混战，北京更是乱成一团。在兵丁和难民的洪流中，谁也不知道脚下的土地明天将会插上哪家的军旗。几辆装载古代经卷的车，怎么才能通过?怎样才能到达?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

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嚎叫。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又一次在生死关头被他人认知，也被自己认知。

第二天，也就是斯坦因去世的那一天，伦敦举行“中国日”活动。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我知道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坦因不可能听到这两个消息。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铭文：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作家

通过极为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他平生带给西方世界最大的轰动是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在墓碑铭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国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肃。

我约略知道此间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文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谴责。

阿富汗的喀布尔，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一直想进去而未被允许，刚被允许进入，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就离开了人世。

他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灵魂又怎么能安定下来?直到今天，这里还备受着贫困、战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包围。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极端主义，正好与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对立。小小的墓园，是那样孤独、荒凉和脆弱。

我想，他的灵魂最渴望的，是找一个黄昏，一个与他赶着车队离开时一样的黄昏，再潜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黄昏，那么，他见了那座道士塔，会与王圆箓说什么呢?

我想，王圆箓不会向他抱怨什么，却会在他面前稍稍显得有点趾高气扬。因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虽然谁也没有投来过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远阒寂无人。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