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九中毕业44年后相聚感言

许巍唱的一首歌，里面的歌词有“总是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叫什么名字

”这个答案很无聊，对，我只能用这种无聊的答案对付这种无聊的问题。

\ 在我记忆中第一次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一个军人。

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学校在准备运动会的仪仗队表演，从部队请来了给我们训练的大兵。

大兵和我们这些小娃娃处的都不错，训练之余我们就聊天攀谈。

就是在一次聊天结束时，这家伙不知怎么忽然冒出这么一句来“你为什么不讲普通话

”，还指了指学校墙上赫然刷着的标语“请讲普通话”，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我这是最标准的普通话了。

”\ 我在青岛上学的年代，普通话不想今日这么有市场，特别是在日常口语中。

用普通话交流仅限于课堂上，平日里大家一水儿标准的青岛腔。

我想原因有这么几个，首先那时学生家长受教育的程度普遍都不高，本身自己就不讲什么普通话，感觉也没有必要强求子女在平日里讲普通话（声明：是否讲普通话和受教育程度无关，只是很多人被教坏了，认为讲普通话是一种文明的表现，自己讲不算，还逼别人讲，这种反人类、反文化的罪行，我将痛批之）；其次，在学校里，课堂上一般都使用普通话交流的，但课下老师不会做额外的强制要求。

有时上课也背不住有哪位猛哥悍姐，硬飚青岛话，用青岛话读个课文啥地。

每有这种情况发生，老师总是会尽责地在最后加上一句，在课堂上请使用普通话，然后是大家一片笑声；再者，那时青岛的外来人口也不像今天这么多，大家用外祖母语交流没问题（汉语是母语，家乡话是比母语还母语，故称外祖母语）。

如今同学聚会最过瘾的就是和小学同学、初中同学，语言丝毫没有收到任何沾染，大家一口地道的青岛话，还是老市南口音，倍儿有面子，你要是李沧区口音都不好意思开口打招呼。

大家飚的都很High。

\ 青岛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惹来了许多人对他的向往，所以她也成了一个“移民”城市，自从有这个城市起，就不断有外地人泊来，所以青岛人的人口构成很复杂，不过还是以山东境内青岛市区周边的居民为主。

以我家来说，我都不算是纯种儿的青岛人了。

我祖上是定居青岛的，以前老户口本上，籍贯写得“青岛市崂山县棘洪滩镇南万村”，那是我的老老家。

祖辈从村里出来，在青岛市安了家，父辈们算是在城市里长大。

之所以说我种儿不纯主要是因为我妈。

我姥爷老家是日照人，我姥姥家是胶南人，所以我是青岛、日照、胶南的“混血”。

放眼望一下我们家父辈们的配偶就都——不是青岛人了。

复杂的人口，构成了青岛独特的语言文化。

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语言很丰富。

在大学里同学以山东人居多，我渐渐发现许多非青岛地区的方言土语，在青岛话中也有有，所以很多词语他们彼此之间听不懂，我却知道。

我不是语言专业的人，对青岛话的内涵也就只见此一斑了，深了也搞不清。

\ 我个人是个喜欢方言的人，很留意不同地方不同的方言，很喜欢通过别人的口音去辨别，他们的来路。

甚至注意到不同地方的人，他们讲普通话是什么样的，总结其特点，像广东、闽南、江浙人说普通话的强调电视上都司空见惯，我自己独特发现的是安徽人和山东烟台地区说普通话的特点，不能说猜得百发百中，但是一旦听出来，八九不离十。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方言，这些方言中隐含了各地不同的历史，我相信这其中是有文化价值的，但好像很少有人注意保护。

一次在一本杂志中看到一篇论方言的文章，也长了些见识。

特别是文章中提到天津话形成的历史，竟和我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不谋而合。

天津话我们听起来感觉特别的幽默，很贫，我有时喜欢模仿，但学着学着就往烟台话中串，我发现两种方言确实很相近，但是没有根据。

从那篇文章中知晓，天津人主要以山东龙口和安徽的移民构成，所以从我的体会来看，天津话有些像烟台话就不足为奇了。

方言中不仅蕴含了历史，也体现者不同地方人的性格特征，每当你听到不同的方言总会联想到特定的生活情景，让你忍俊不禁。

一听北京话，就是一副善侃胜聊的腔调，你总会想到那生活在市井之间，皇城根下，喝着大碗茶，聊着深宫轶事的侃爷们；天津话那股贫劲儿，透露着这方人的幽默和独特的生活视角；东北话，能看到粗犷剽悍和艰苦生活环境下，那种狡黠的乐观，又很滑稽；上海话透露着精明和琐碎、陕西话透着爽气和莽撞、四川话慢着透着闲适，快语透着血性……这些丰富的方言让生活变得鲜活灵动。

方言绝对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悉心呵护。

\ 言归正传，说说俺为啥不常讲普通话。

我不是反对说普通话，提倡都用方言交流，我是对那些蔑视方言、排斥方言者的气愤（或说生活中蔑视、排斥青岛话的那帮人。

特别有一些单位领导嚣张着自己的特权，竟然拿着普通话说事儿，可笑

）\ 首先，“请你讲普通话”我认为这是一件“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就是说是政治上的正确。

普通话是一种官方语言，推行他是为了便于交流，不影响重要的事情，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生活失序。

特别是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方言，不是所有的方言都以北方语言为基础，有些确实很难拿来交流。

我有个同事江西的，据说他们那隔条河、隔座山，说话都不一定能懂。

但这并不代表，这普通话多么神圣多么不可侵犯，高方言一等，只是大家约定的一种语言表述方式。

推行官话和通用语古来有之。

近代，在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

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

据说当时有两种备选语言作为国语：所谓普通话和粤语，议员们来决定选择哪一种语言。

据说最后以一票之差（另一说三票），“粤语”落选了，要不然我们今天一见面就是“雷耗（你好）”“返屋企”“洒洒水”之类的鸟语。

\ 其次，当下的外来者对青岛话的不齿，使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我故而更愤怒。

青岛是我的家乡、青岛话是我的外祖母语，我对这两者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的不齿就伤害到了我。

现在青岛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城市也随之膨胀浮躁，现在的外来人口，我估计要占到七成以上。

青岛人向来朴实好客，并不排外，来了我们欢迎，不喜欢就请你离开。

当然，在哪个城市生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免受到委屈和挫折，人在这时候往往会将这种不满投射到他们生存的环境之中，他们不敢当面指责领导自己的领导，大骂自己的上司，他们就开始抱怨，说他们谋生的城市这不好那不好，房价贵、交通不便利、吃的不顺口等等诸如此类，最后地方口音也逃脱不了干系。

还有几位不会当领导的领导却会做官样，有事没事儿地就想摆弄一下自己的特权，展示一下自己萤光般的威力“口音要改改。

”去你妈的，不愿意听给我滚

毛泽东、邓小平都不说普通话，伟人

普通话本来就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的官话，敢说听不懂，少装孙子。

\ 我承认，我对普通话是有偏见的，不管这种偏见有多少合理成分，反正我现在是没这种想法。

我认为普通话在生活中有相当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

我们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说普通话是一种文明行为的表现，说方言是粗俗的。

虽然这没有什么道理，但人们都有这种潜意识。

可能是因为它是一种官方语言，官方就代表的另一个阶层和另一种特权，这个阶层和特权有知识的人（我们认为的文明人）比较容易进入，所以就造成了人的这种认识。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也曾经有这种认识，当看到一位口操普通话，带着小眼镜的同学，心中很仰慕，甚至对他的出身、家庭都有着美好的想象。

可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一件和品德、精神文明程度毫无关系的事情。

也不知为啥，青少年成长中碰到的这类家伙行径也大都很恶心，他们喜欢口操普通话来伪装自己，从小就攻于心计，揣测俗人的心态，迎合俗人的口味，所以恶心也就不足为奇。

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都向往城市的生活（其实古往今来都是如此），特别是大城市的生活，人们的出身的城市也成了划分人的一个标志。

城市人意味着见过世面、时尚、不土气、思想开放等等，特别人又是一种虚荣的动物，喜欢攀比，所以那些羞于自己故乡的人不喜欢暴露自己来路。

“方言”是一种是说明你来路的最直接特征，但普通话就可以消除这种差别。

你很少听过北京人要刻意掩饰自己口音，那“儿”话音飚的格外高，就怕你不知道他是北京的，尽管现在北京周边地区的人们已经把北京话说得个荒腔走板；还有上海人，甚至在明知你听不懂，即便是在开正式场合的多方交流会的时候也说上海话，这个确实欠揍，为了客观期间也必须要指出来。

我大学有一位同学，老家是山东某地区的，但是据说她北京有个什么亲戚，平日里说话恨不得说得比北京人儿还像北京人儿呢。

\ 语言交流以达成交流的目的和效果为准则，双方听得懂，感到舒适，我认为说什么话无所谓。

在我高中毕业以前不知道青岛话外地人会听不懂，感觉发音都差不多，只是语调不一样。

高中毕业后在家旁边的一家饭店打工，小饭店，老板倒是没有强制我将普通话，就是叮嘱我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否则外地人听不懂。

那时候我才晓得，原来语调语速上的差别也会带来交流的困难。

到了大学之后同学大部分是山东人和北方人，所以平日里也基本讲青岛话。

刚入学那会儿，不知为啥有一种可笑的担心：周围的人都不说青岛话，语言环境没了，我会不会时间久了以后青岛话就说不标准了

我的担心最终还是落空了，人的语言机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脆弱。

大学毕业时在北京和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相聚，大家青岛话相向，旁边他的一位同学说，我的口音比我那位同需要要重好多。

有一段时间放寒暑假回到青岛，忽然有一个奇特的发现，周围人说的青岛话忽然变得别扭，不顺耳了。

起初我以为是我就不再这个环境中，乍一回来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后来逐渐发现不对，他们说的确实有问题，他们是后来“学的”。

现在的城市动辄就要搞大都市，市区的范围日益扩大，很多以前我们认为不是青岛的地方也属于青岛了，人口流动也频繁起来，很多人不甘被定性为青岛人所说的“老巴子”，所以赶紧改口。

（其实现在还有什么“老巴子”不“老巴子”的，这句我们小时候成天挂在嘴边说的口头语早就不说，在我自己的口中几乎绝迹，因为周围全是“老巴子”，你说谁呢，你就是想说也不敢了。

“老巴子”，是青岛人对乡下人的蔑称，后来发现“巴子”一词来源于上海话）。

工作后，我硬朗的作风依然没变，在单位进进出出的还说青岛话，开始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对，因为太习惯了。

后来渐渐发现了问题，竟然有人看不顺眼，至于原因前面说了好多了。

我最气不过的是个别领导，又不是交流工作，工作之外不自觉说两句青岛话也有意见，忘了他自己在哪儿了

凭什么决定我要选择什么话和你交流，你以为你谁

特权耍惯了，这事儿也他妈想做家长。

当然我也不是硬朗到不可收拾，只是对干预我私下生活的人看不惯，现在说普通话多多了。

在公司至少和领导还是将普通话的，毕竟是工作，他们也好这口儿。

和公司外的人交流一水儿全说普通话，这也是我的原则。

不过在山东境内例外，要看对方普通话的水平，根据情况而定。

有时你说对方也逼着自己说，但是说出来的那话，让你浑身不自在，对方自己也肯定不自在。

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尽量让大家都回归到正常人。

其实说普通话也是个习惯，现在讲的多了，有时别人和我将普通话，我也不自觉地变普通了。

\ 我说青岛话最本真的理由就是，这是我最能熟练驾驭的语言，我的喜怒哀乐，只有用这种语言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其他的语言都不行。

我也想让出现在你面前的我是一个真实的我，但是发下别人并不太在乎。

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那些乐于，不羞于说自己家乡话的人大都很性情的，比较好交往。

这有时也成了我用来试探对方的一种工具。

很多人在和我说话的时候，在我带动下不自觉地说起了外祖母语。

\ 一部《疯狂的石头》，让青岛话出尽风头，让很多人都认识了青岛话。

一位新疆的客户打电话时戏称，一听到黄渤的声音就想到了我（其实这说法让我很尴尬，让我领导知道了还以为我在客户那也说青岛话，根本不是那样的）。

作为平民的我，也为青岛话增光不少，很多人也喜欢听我说青岛话，从我身上认识到了我们青岛人的爽气。

我说青岛话也没那么难听，一次我大学的一位女同学到青岛来玩，相聚时，她说，我来青岛目的之一就是来听你说青岛话。

听听，真他妈的会说话

为什么说青岛是异常、美丽的海滨城市

【第1句】：你知道石老人但你不一定知道女儿岛相传，石老人原是居住在午山脚下的一个勤劳善良的渔民，与聪明美丽的女儿相依为命。

不料一天女儿被龙王抢进龙宫，可怜的老公公日夜在海边呼唤，望眼欲穿，不顾海水没膝，直盼得两鬓全白，腰弓背驼，仍执著地守候在海边。

后来趁老人坐在水中拄腮凝神之际，龙 王施展魔法，使老人身体渐渐僵化成石。

姑娘得知父亲的消息，痛不欲生，拼死冲出龙宫， 向已变作石头的父亲奔去。

她头上插戴的鲜花被海风吹落到岛上，扎根生长，从而使长门岩、大管岛长满野生耐冬花。

当姑娘走近崂山时，龙王又施魔法，把姑娘化作一巨礁，孤零零地 定在海上。

从此父女俩只能隔海相望，永难相聚，后来人们把这块巨礁称为“女儿岛”。

【第2句】：你能看到琴女的雕塑，但你不一定知道琴女的由来 很久以前，天上有一位会弹琴的仙女，看上了岛上一位青年渔民，就偷偷下凡与他结为夫妻。

每天早上丈夫出海捕鱼她就在家中织网，傍晚时分，她就站在海边弹琴，让丈夫寻着琴声归航。

玉皇大帝知道后大为震怒，让海龙王兴风作浪，将小伙子的般掀翻了。

琴女一直在海边弹着琴等丈夫归来，一等就是几十年，头发白了，眼睛也瞎了，丈夫再也没有音讯。

人们为纪念琴女便塑造了这座雕像。

【第3句】：在青岛吃过海鲜，但你吃过崂山的仙胎鱼吗 当年八仙一行从蓬莱仙岛来崂山游玩时，何仙姑发现清澈、甘洌的崂山水中，见不到鱼游，便顺手从身边的一棵千年高龄的崂山人参的枝杈上，撸了一把红色的种子撒到溪水中。

只见那人参种子一落进水里，立时变成了一条条奇特的小鱼。

因它出自何仙姑之手，山里人便给它取了个带神话色彩的名字“仙胎鱼”

我记得电视上说赵薇是青岛人

是安徽芜湖人

老舍与青岛 引言 结篇论文

老舍与青岛老舍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的一些作品如《四世同堂》、《茶馆》等，成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

1951年他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

“文革’中受迫害而辞世。

20年代老舍便以《赵子曰》、《老张的哲学》等长篇小说而传名。

1934年初秋，老舍由济南到青岛，应聘于国立山东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从内陆“火炉”来到“北国的一个绿洲”，长年生长在北京的老舍自己的选择十分满意。

在学校，老舍为学生们开设了《文学概论》、《小说作法》、《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等课程。

到山东大学时，老舍35岁，是著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小坡的生日》、《二马》、《牛天赐传》等多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艺作家。

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老舍同样身手不凡，他的《文学概论》独具风格，是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专著。

他的《小说作法》，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朴实生动，令学生受益匪浅。

出色的作家同样是优秀的学者，老舍展现了颇为不凡的双重身份。

老舍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又是一名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他讲课认真，表达风趣，有一套有成效受欢迎的教学方法。

如他上写作课，总是非常认真地批改作业，从结构、段落，到标点符号，一一加以审阅，予以眉批。

他总要找几篇好文章，在同学间传阅讨论。

老舍热情支持文学青年在校内创办《刁斗》，作为学习创作的园地。

更可贵的是，他为刊物撰写了《我的创作经验》等文章，他还帮助做一些具体的修改稿件方面的指导工作。

大学是学术中心，是思想中心。

老舍在山东大学作过多次学术讲演，从《中风民族的力量》到《诗与散文》到《文艺中的典型人物》，向广大师生宣传民族精神和文学知识。

对青岛，老舍表现了深厚的感情。

他写了《青岛与山大》，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充满爱国思想情感。

他编了《樱海集》、《蛤藻集》两本小说集，流露了对青岛的眷恋之情，他参与创办《避暑录话》，记录了青岛生活。

1936年夏，老舍辞职离山大，成为专业作家，在青岛写作了其代表作《骆驼祥子》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舍离青岛至济南，就职齐鲁大学，后离山东，投身抗日爱国运动。

老舍在青岛的社会活动 (1) 相聚在海滨 (2) 老舍与聊城熏鸡 (3) 老舍与《避暑录话》 相聚在海滨 青岛是避暑圣地。

一九三四年前后，每到夏季，国内不少作家、学者在青岛山东大学相聚。

洪深、闻一多、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赵少侯、孟超、赵太侔、丁山、游国恩、杨金甫、王亚平、肖涤非等，或长期在山大任职，或短期到山大勾留，彼此之间，都有过密切的交往。

老舍同这些朋友，学问上互相切磋，生活上甘苦与共，结下深厚的友谊。

一九三五年夏，借避暑的机缘，老舍向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提议办一个短期文艺刊物，得到同意，又约请十二位作家担任撰稿人，这样，七月十四日青岛《民报》印出了刊物的第一期，是为《避暑录话》。

（注：见王亚平：《老舍与〈避暑录话〉》（老舍故事之一），《青海湖》1981年第4期。

） 《避暑录话》撰稿人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

“他们这十二个文人，作风不同，情调不同，见解不同，立场不同；其说话的方式，更是不同。

”“他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爱好文艺的人；他们都能看清，文艺是和政治，法律，宗教等，同样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

他们不能‘自甘菲薄’；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施所谓文艺者的威权。

”“此外，他们还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同人们相约，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避暑圣地的青岛，说话必须保持着‘避暑’的态度。

”（注：洪深：《避暑录话·发刊词》，1935年7月14日青岛《民报》。

）这是洪深在《避暑录话》创刊号上《发刊词》中说的话。

这段话委婉含蓄地讲明了这个短期刊物的宗旨。

老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小说《丁》，散文《西红柿》、《再谈西红柿》、《避暑》、《檀香扇》、《立秋后》、《等暑》、《完了》，还有《诗三律》。

他的这些诗文，同他的其他诗文一样，语言诙谐，风格幽默。

《再谈西红柿》就近取譬，从青岛“到处看见西红柿”说到青岛“洋派的中国人也甚多”，再说到“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大概也会不在少数”。

字里行间讽刺了一些人的“奴化”心理，文字从容、俏皮，内容却是严肃的。

《檀香扇》也写得好。

这个作品从另一个侧面接触到“国民性”问题。

“谈到民族老不老的问题，自然也不便刨根问底，最好先点头咂嘴，横打鼻梁：‘我们老得多；你们是孙子

’于是，即使祖父被孙子给揍了，到底是孙子年幼无知；爽性来个宽宏大量，连忤逆也不去告。

这叫作‘劲儿’。

明白这个劲儿，莫谈国事乃更见通达。

”作家并未止于对落后“国民性”的讽刺，而是笔锋又一转，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强敌面前的阿Q相，在戏谑的文字后面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忧愤。

其他几篇散文，因为要切中“避暑”这个总题目，内容显得浮泛些。

即使如此，因为每篇散文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所以仍有一种特别的亲切味道。

《避暑》一篇就透露着作者在迎来送往一片忙乱生活中的某种苦涩之情。

《避暑录话》每周一期，开初在《民报》刊出，后来供不应求，遂增印八百份道林纸的单页，折叠成八小页的小刊物，送书店代售，销路颇好。

刊物出到第十期，特约撰稿人陆续离开了青岛。

他们的“避暑原是带手儿的事”，“在青岛都有事作”，暑天一过，“克家早早的就回到乡间，亚平是到各处游览山水，少侯上了北平，伯箫赶回济南……”（注：老舍：《完了》，《避暑录话》第10期。

）时令已近深秋，“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打不到一块”，刊物于是终刊于第十期。

老舍的《完了》就算是《终刊的话》，登在第十期的显著位置上。

老舍很喜欢这个刊物，也很留恋这一年暑假朋友相聚在海滨的生活，他写有《诗三律》抒发了对远去的朋友的纪念。

老舍在青岛的社会活动（续） (1) 相聚在海滨 (2) 老舍与聊城熏鸡 (3) 老舍与《避暑录话》 老舍与聊城熏鸡 1935年的一天，老舍先生在青岛与肖涤非教授下馆子小酌。

肖教授带去一只聊城熏鸡，当下酒菜。

老舍品尝后，称赞道：“别有风味，生平未曾尝过。

”当得知这种聊城特产尚未命名时，老舍便说：“这鸡的皮色黑里泛紫，还有点铁骨铮铮的样子，不是挺象戏里那个铁面无私的黑包吗

干脆，就叫“铁公鸡”。

此事传开后，聊城的熏鸡也就这样得了个“铁公鸡”的名儿。

抗战期间，这种熏鸡基本失传，解放后才逐步得到恢复，而今人们可以品尝到香而不腻、别有风味的铁公鸡了。

老舍与《避暑录话》 如果有人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报纸的文艺副刊，他一定不会放过老舍曾经参与创办和编辑的《避暑录话》。

1935年暑天来临之时，12位作家、学者相聚避暑胜地青岛，然而谁也不想在这“文化荒岛”上当“专为避暑而来的”“真正闲者”，便相约即刻开辟个说话场所。

于是，依托《青岛民报》而实则独立编排、装订、发售的文艺副刊《避暑录话》便应运而生了。

这12位文化人是老舍、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

从7月14日创刊号面世、到9月15日终刊，历时两月，每周一期，零售大洋3分，共出10期，便寿终正寝了。

这是一份随暑热而生闻秋风而逝的很特殊的文艺副刊，一份典型的同仁出版物。

它充满文化人特有的灵感质素，却没有半点书卷气，处处显示着这群文化人“诗心苦、文骨遒”的高贵品格。

办刊者宣称，他们共同的追求是把文艺看做同法律、政治、宗教等一样“增进人类幸福的工具”。

作为《避暑录话》主力的老舍当时正任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一家居住青岛。

各地文友聚青，他当然要尽地主之谊。

除了生活上招待文友外，他最尽心的是办《避暑录话》了。

10期刊物中9期都刊有他的文稿，先后共有11篇，包括散文小品7篇，旧体诗3首，短篇小说1篇。

在这些文章中，老舍常常借题发挥，指斥时弊。

比如在散文《西红柿》、《再谈西红柿》中，借西红柿在中国的传播，提醒国人要警惕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哟”，对那些“吃洋臭豆腐而鄙视‘山东瓜子’与大蒜的人”则予以尖锐讽刺。

在小说《丁》中，老舍集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一天天“洋化”的担心。

他一面直击洋人、富人、贵妇人，一面表达了对地狱中的穷人、营养不良学生的同情。

这篇小说又是老舍较早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典型代表。

短文《暑避》与《等暑》旨意也隐含了作者对人世间贫富不均的愤懑：“有钱的能征服自然，没钱的蛤蟆垫桌腿而已。

”而《檀香山》一文则从另一面鞭挞了不信科学不接受新事物的“国粹”主义及落后国民性。

刊登于终刊号上的《诗三律》则是老舍真情和友情的坦诚流露。

他在诗前小引中写道：“今夏居青岛，得会友论文，乐胜海浴。

秋来，送别诸贤，怅然者久之

”美好相聚，“携手踏沙”，倏尔过去，怎不令一向重情的东道主伤怀

“故人南北东西去，独领江山一片哀

从此桃源萦客梦，共维桑海赏天才

”好在来日方长，寄希望于明年吧：“莫把卖文钱浪掷，青州瓜熟待君来

”只是历史难再重复，待1936年暑热来临时，老舍自然还款待一些到青的文友，但无心再去办刊，而且辞掉山大教职，一心扑在《骆驼祥子》的写作上了，此是后话。

毕业后的你们，过上了曾经想过得生活了吗

如果方便的话还是回去参加他的婚礼，友情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好朋友不在乎你给多少份子钱，人到场了比什么都好。

平时难道相聚，发小结婚这是个好机会，亲自到场祝福一下才是真情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