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集卷之三诗五言《咏二疏》
引导语：《咏二疏》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一首五言诗。此诗吟咏西汉宣帝时以“知足”为宗旨而急流勇退的疏广与疏受叔侄二人，讴歌了二疏立功不居、功成身退、有金不私的贤达事迹。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这首诗的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说明]
这首诗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三年(422)，陶渊明五十八岁。全诗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二疏实现功成身退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描写二疏辞官回乡的场面，第三部分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参见《咏三良》说明。
二疏，指疏广与疏受，汉宣帝时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人。疏广任太子太傅，其侄疏受任太子少傅，任职五年;疏广认为名已成立，不离去恐有后患，便与疏受一道辞职还乡。当离去时，公卿大夫等送行者车百辆，观者皆叹日：“贤哉二大夫。”皇帝和太子送给二疏很多财物，他们还乡后便以赐金日与亲友宾客宴饮共乐，而不留金为子孙置办房屋田产。事见《汉书。疏广传》。这首诗就是颂扬二疏的行为和品德，从而表现出诗人的志趣所在。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1)。
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2)?
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3)。
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4)。
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5)。
离别情所悲，余荣何足顾(6)!
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7)!
厌厌阎里欢，所营非近务(8)。
促席延故老，挥筋道平素(9)。
间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10)。
放意乐余年，逞恤身后虑(11)!
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12)。
[注释]
(1)大象：指天，大自然。《老子》：“大象无形。”又：“执大象。”王弼注：“大象，天象之母也。”转：运行。这两句是说，正如自然运行、四季更替一样，功成者亦自当迟去。
(2)借问：请问。衰周来：自东周末期以来。趣：旨趣，意旨，道理。
(3)游目：随意观览，这里是放眼、回顾的意思。复：再，恢复。此举：这种行为，指“功成者自去”。
(4)高啸：犹高歌，形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长揖(yī衣)：旧时拱手高举，自上而下的相见或道别的礼节。《汉书。高帝纪上》：“郦生不拜，长揖。”诗中是指辞谢。储君傅：指太子大傅与太子少傅的职位。储君：太子。
(5)饯(jiàn荐)行：以酒食送行。倾：尽。华轩：华贵的`轻车，指富贵者乘坐的车子。盈：满。《汉书。疏广传》：“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指饯行)，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
(6)余荣：剩下的荣华。即指二疏所辞去的官职俸禄。
(7)胜：盛大，佳妙。贤哉岂常誉：《汉书。疏广传》：“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位。“常：普通，一般。
(8)厌厌(yān烟)：安逸、安祥的样子。《诗经。小雅。湛露》：“厌厌夜饮。”毛传：“厌厌，安也。”阎里：乡里。近务：眼前之事，指日常平凡的事情。
(9)促席：接席，座位靠近。表示亲近。延：邀请，挥觞：举杯，指饮酒。道：叙说。平素：指往日的事情。
(10)问金终寄心：指疏广的子孙托人间疏广，给他们留下多少钱财以置办房舍田产。寄心：藏在心中的想法，关心。清言：指疏广所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等语，参见《杂诗十二首》其六注(7)。晓未悟：晓谕不明白的人。
(11)放意：纵情。余年：剩下的岁月，指晚年。遑恤身后虑：哪有闲暇考虑死后的事。遑：闲暇。恤：忧虑。《诗经。椰风。谷风》：“遑恤我后。”笺：“追，暇也。恤，忧也。”
(12)其人：指二疏。道：做人之道，指清操。弥：更加。著：显著，昭著，指广为人知。
[译文]
天地四时自运转，完成功业当归还。
请问东周未世后，几人能把其意传?
放眼汉代朝廷内，二疏举止可称赞。
欢快高歌返故乡，告别太子长辞官。
皇朝官吏皆出送，华贵轻车填路问。
悲叹之情为送别，荣华富贵岂足恋!
德操高尚感行人，贤哉之誉岂一般!
乡里安逸相聚欢，经营之事不简单。
邀来故老促席坐，饮酒共将往事谈。
儿女关心遗产事，疏广晓谕出清言。
纵情享乐度余年，死后之事不挂牵。
谁说二疏已亡去?日久其德更粲然。
赏析
此诗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六句，为作者对二疏实现“功成者自去”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第三部分开头八句笔法一转，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们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接着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汉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汉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尚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
名家点评
宋代苏轼：“《咏二疏》诗，渊明未尝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谓既出而返如从病得愈，其味胜于初不病，此惑者颠倒见也!”
清代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咏二疏去位，所以自况其辞彭泽而归田也。”
现代龚望《陶渊明集评议》：“叙二疏事处，清婉可嘉。”
陶渊明集卷之三诗五言《咏三良》
引导语：《咏三良》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创作的一首咏史怀古诗。全诗写三良从具体参政到殉死身亡，刺秦康公而美三良，其意在刺唐宪宗信谗言贬贤，自抒强烈的孤愤之情，作者将自己的切身参政经验融入对历史事件的观照，赋予史事以丰厚的现实内蕴和情感深度，写得有声有色，情感激昂，极具现实意味，下面就是这组诗的知识，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说明]
这首诗同《咏二疏》、《咏荆轲》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当为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当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后不久，暂系于永初三年，陶渊明五十八岁……
三良，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zhēn针)虎。他们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是秦穆公的宠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遗嘱为之殉葬。《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锨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事见《述酒》诗说明)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1)。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2)。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3)。
出则陪文舆，人必侍丹帷(4)。
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5)。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6)。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7)!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8)。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9)。
良人不可赎，该然沾我衣(10)。
[注释]
(1)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指准备出仕为官。见《咏贫士七首》其七注(2)。乘：驾驭，占据。通津：本指交通要道，这里指高官要职。《古诗十九首》之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时我遗：即“时遗我”的倒装句，时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2)服勤：犹言服侍、效劳。《礼记。檀弓上》：“服勤至死。”孔颖达疏：“服勤者，谓服持勤苦劳辱之事。”尽岁月：一年到头。功愈微：功劳甚小。愈：更加。
(3)谬：妄，自谦之词。获露：得到表现。私：亲近，宠爱。
(4)文舆：华美的车子。这里指穆公所乘之车。丹帷：红色的帷幕。这里指穆公寝居之所。
(5)箴(zhēn针)规：规谏劝戒。响已从：一发言就听从。初无亏：从不拒绝或轻视。亏：枉为。这两句是说，穆公对三良言听计从。
(6)言：语助词，无意义。同此归：一道去死。《史记。秦本纪》之《征义》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hōng轰，周代诸侯死之称)，皆从死。“
(7)君命安可违：《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遗嘱，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车氏三于亦从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违”即指此事。安，怎能。
(8)临穴罔(wǎng往)惟疑：面对坟墓没有犹豫。罔：无。惟：语助词，无意义。疑：犹疑，犹豫。《诗经。秦风。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投义：献身于大义。攸希：所愿。
(9)黄鸟声正悲：《诗经。秦风。黄鸟》：“交交(悲鸣声)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10)不可赎：不能挽救赎回。语本上引《诗经》。泫(xuàn眩)然：伤心流泪的样子。《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译文]
出仕为官居要职，只怕蹉跎好时光。
一年到头勤效力，常恐功绩不辉煌。
忠情偶尔得表现，于是得宠近君王。
出门陪同在车边，入宫服侍丹帷旁。
规劝之言即听取，建议从来不虚枉。
一旦君王长逝后，愿得一道把命亡。
君王恩厚难相忘，君命怎能敢违抗!
面临坟墓不犹豫，献身大义志所望。
草丛笼罩高坟墓，黄鸟啼鸣声悲伤。
三良性命不可救，泪水沾湿我衣裳。
赏析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名家点评
清代学者何焯《义门读书记》：“此诗(指柳诗《咏史》)以燕惠王比宪宗，……下《三良》篇亦有指斥。”
现代学者高平《柳宗元〈咏三良〉诗质疑》：“柳宗元的《咏三良》一诗的写作是失败的。”(载《古典文学知识》)
陶渊明集卷之三诗五言《咏荆轲》
引导语：《咏荆轲》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一首借史咏怀、托古言志的咏史诗。此诗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对黑暗政治、强暴势力的憎恶和铲强除暴的愿望。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这首诗的相关知识信息，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说明]
这首诗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三年(422)，陶渊明五十八岁。全诗有详有略的写作特点十分明显，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写荆轲之行，以此着力渲染荆轲不畏强暴、义无反顾的慷慨悲壮之举;刺秦王的过程只以“图穷”以下四句简要叙述;诗的最后两句，体现了诗人对奇功不建的无限惋惜之情。此诗写得笔墨淋漓，慷慨悲壮，在以平淡著称的陶诗中别具一格。参见《咏三良》说明。
此诗咏赞荆柯刺秦王之事，事见《战国策。燕策三》及《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战国时齐国人，迂居卫，后来到燕国，好读书、击剑，与高渐离为知友。燕太子丹曾质于秦，秦王赢政待之不善，丹怨愤逃归。时秦国东伐，将至燕。燕太子丹欲刺杀秦王，尽力招募勇士。荆轲被招，受到燕太子丹的恩遇和敬重。荆柯奉燕太子丹之命，带着燕国督亢地图去迸献秦王，在地图中暗藏一把匕首，以便借机行刺。易水送别之后。荆轲义无反顾去见秦王，献上地图，图穷匕首现，追刺秦王，终因剑木不精而没能刺中秦王，反而被杀。陶渊明这首诗即咏赞此事。诗人以豪迈的诗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除暴勇士的生动形象，用惋惜赞叹的语言歌颂了荆柯的壮烈活动，抒发了诗人内心无限的感慨。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1)。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2)。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3)。
素骇鸣广陌，慷慨送我行(4)。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5)。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6)。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7)。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8)。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9)。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10)。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11)。
凌厉越万里，透迄过于城(12)。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13)。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14)!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15)。
[注释]
(1)燕丹：燕国太子，名丹。姓与国同，是战国时燕王喜之子。士：门客。报：报复，报仇。强赢(yíng营)：强秦。赢指秦王赢政，即后来统一六国始称皇帝的秦始皇。
(2)百夫良：百里挑一的勇士。荆卿：即荆轲。卿，犹“子”，是燕人对他的尊称。
(3)死知己：为知己而死。燕京：燕国的都城，今北京地区。
(4)素骥：白色骏马。《战国策。燕策三》：“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白色是丧服色，白衣冠以示同秦王决一死，以壮荆轲之行。此处用“索骥”，就表达这层意思。广陌：大路。慷慨：情绪激昂。
(5)雄发上指冠：怒发直指，冲起高高的帽子。雄发，怒发。冠：帽子。《战国策。燕策三》：“复为羽声慷慨，土皆瞋目，发尽上指冠。”缨(yīng英)：系帽子的丝带。
(6)饮饯：饮酒送别。易水：在今河北省西部，源出易县境。
(7)渐离：高渐离，燕国人，与荆轲友善，擅长击筑。《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位，旁若无人者。”这里是指送别的击筑。筑(zhú竹)：古击弦乐器，形似筝。宋意：当为燕太子丹所养之士。《淮南子。泰族训》：“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
(8)萧萧：风声。淡淡：水波摇动的样子。《战国策。燕策三》载荆柯临行时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陶诗此二句即从《易水歌》第一句变化而来。
(9)商音：古代乐调分为宫、商、角、徵(zhī止)、羽五个音阶，商音调凄凉。奏羽：演奏羽调。羽调悲壮激越。《战国策。燕策三》：“至易水上，既祖(饯送)，取道。高渐离击筑，荆何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复为羽声慷慨，士皆膜目，发尽上指冠。”
(10)且：将。名：指不畏强暴、勇于赴死的英名。
(11)登车何时顾：《战国策。燕策三》：“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谓决心己定，义无反顾。飞盖：车子如飞般疾驰。盖：车盖，代指车。
(12)凌厉：意气昂扬，奋起直前的'样子。逶迤(weīyí威移)：路途弯曲延续不绝的样子。
(13)图穷：地图展开至尽头。《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事自至：行刺之事自然发生。豪主：豪强的君主，指秦王。怔营：惊恐、惊慌失措的样子。《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以匕首刺秦王，王惊而拔剑，“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
(14)剑术疏：剑术不精。《史记。刺客列传》载：秦王以佩剑断荆轲左股，荆轲坐地“引七首以擿(zhì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结果荆轲被杀，行刺失败。同上传载：“鲁勾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奇功：指刺秦王之功。遂：竟。
(15)其人：指荆轲。没：死。余情：不尽的豪情。
[译文]
燕丹太子爱侠客，立志报仇刺赢政。
百里挑一招勇士，年终得士名荆卿。
君子能为知己死，荆卿提剑出燕京。
雪白骏马嘶大道，慷慨众人送我行。
怒发上指高冲冠，男儿猛气冲长缨。
饮酒送别易水上，四周列坐皆豪英。
渐离击筑音悲壮，宋意引吭高歌声。
萧瑟悲风骤吹过，凄寒水上波纹生。
商音凄婉闻流泪，羽调激昂壮士惊。
此去心知不返归，将能后世留英名。
义无反顾登车去，疾驶如飞赴秦庭。
奋勇直前越万里，曲折艰险过千城。
地图展尽匕首露，赢政突然心恐惊。
可惜剑术未能精，盖世之功未建成。
壮士虽然久已逝，千年之下寄深情。
赏析
陶渊明的这首诗取材于《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等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荆轲刺秦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而形成了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结尾。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说明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园田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
此诗按照事件的经过，描写了出京、饮饯、登程、搏击几个场面，尤其着力于人物动作的刻画，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剑出燕京”，写出了荆轲仗剑行侠的英姿;“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更以夸张的笔法写出荆轲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的神态。而“登车何时顾”四句，排比而下，一气贯注，更写出了荆轲义无反顾、直蹈秦邦的勇猛气概。诗中虽没有正面写刺秦王的场面，但从“豪主正怔营”一句，可以想见荆轲拔刀行刺之时那股令风云变色的虎威。
这首诗还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来烘托荆轲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饮饯的场景。在萧杀的秋风中、滔滔的易水上，回荡着激越悲壮的乐声，“悲筑”、“高声”、“哀风”、“寒波”相互激发，极其强烈地表达出“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主题。
名家点评
宋代朱熹《朱子语类》：“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
清代龚自珍《己亥杂诗》：“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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