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口号癖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人是大善于喊口号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口号癖”。据说这个癖好也是由来已久的。即如古人伐檀，也没忘记来上一段“坎坎伐檀兮”的。这是最原始的口号。渐渐地，人们便发现，喊着这样的口号去伐檀，倒确是有劲头得多，口号于是乎就大行其道了。青天大老爷升堂，会在背后悬上“正大光明”、“明镜高悬”之类的匾额。当然，究竟是否做到了，只有他自己知道。但这也不失为一个极响亮的口号，所以几千年来悬之不懈。地方官员向百姓做什么承诺，会叫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类的口号，并且多半都是会大博百姓的喝彩的。但这样的口号说得不少，听得也不少，真的回家卖红薯去了的，却实在没有几个。渐渐地，百姓对这口号本身也就不怎么地信奉了，后任者再那么喊叫的时候，喝彩也就不怎么热烈了。“红薯”者，有的地方称之为“苕”，是专骂人冒失愚蠢的代名词，其实这官员正是把百姓当作“苕”给卖了的。
这么说也许会被激进的爱国者——我们中国现在正多这样的人——所指，因为有这样的口号癖的实在不仅仅只是我们中国人。这大概是真确的。人类的共同的一大特点就是会伪装自己；而口号正是人类伪装自己的极好方法，又不用花什么本钱，只需小小地张一下自己的金口，自然有人感动流涕，真是何乐而不为耶？但就我本人的意思，我还没发现有其他的哪个民族像我们中国这般热中于喊口号的。上至于政界高要，下至于贩夫走卒，喊口号差不多是生活的一大部分，少了口号则不成其为生活似的。
其实呢，关于口号——在很大的程度上，“空谈”二字几乎可以算得“口号”的代名词——究竟能给喊口号的个人带来多大的信誉度，我是很怀疑的。一直以来都觉得，口号本身就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虽然这个类比并不怎么地贴切——因为“此地无银三百两”本身就是一个蹩脚的口号。小时候看地方电视台的`电视剧，在某某会议上，通过了某个决定——好比搞什么工程建设之类的——，就见到某某领导器宇轩昂地宣布要在这工程开始之前先将某个口号打出去。一见到这样的情况，立马就觉得这领导并不是个什么好鸟。以后在剧情的发展过程中确也渐渐发现了这领导确实不是个好鸟的。一个小孩子都能够准确地预言出来发口号者是不是好鸟，这不能不说是口号政策的极大失败。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口号政策，在我们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官场上是历久不衰的，直到今天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论坐立行走，皆可随处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某些领导与古时将百姓当作“苕”给卖了的官员们正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为中国计——至少是为了这官员本身的信誉度计——我以为这样的口号政策还是早日结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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