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古文运动口号汇编200句

韩愈与古文运动

引导语：中唐后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国古文发展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我们熟悉的唐代文学家中，韩愈或许是最具士大夫品格的一位。我们从“古文运动”的文学史高度理解韩愈，也对韩愈谏迎佛骨、夕贬潮州、祭鳄鱼、兴边鄙的掌故耳熟能详。

但其实韩愈也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洞见和行动能力的政治家。而韩愈平叛的事业，也与其文字生涯互为表里。

众所周知，藩镇割据是导致唐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韩愈生活的德宗、宪宗、穆宗时代，藩镇割据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癌症。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本是叛将田承嗣之侄。

田弘正感于大义，归降唐朝，被擢升为中书令兼成德节度使。然其部将王廷凑率部兵变，杀死田弘正及其将士、家人三百余人，自立为节度使留后兼知兵马使。王廷凑本是回鹘人。唐朝因藩镇离心，军权松分散，便只好雇佣异族武人以对抗。

然雇佣军毕竟难以控制，终究离心离德，酿成祸乱。当时韩愈刚刚从潮州谪居任上回京，担任了短暂的国子祭酒之后转任兵部侍郎。倾危思重臣，而韩愈故友元稹的一句“韩愈可惜”，也让穆宗皇帝再次想到韩愈。穆宗以河东节度使裴度充任幽、镇两道招抚使，韩愈也临危受命宣抚，并被授权便宜行事。韩愈孤身进入王廷凑营地，王廷凑摆开阵势，以大军相迎。

当然，王廷凑知道韩愈不好对付，便忙将责任推给士卒，说田弘正之死完全是士卒哗变的结果。韩愈不吃这一套，厉声说：“皇上赏识你的才能，赐你节仗，你却辜负皇恩，大逆不道，是何道理?”王廷凑的军士中也有人站出来说：“先太师(田弘正)曾平定朱滔叛乱，血衣犹在，我们也流血流汗，不负国家，国家为什么以我们为反侧?”这名士兵显然是在偷换概念，把朝廷镇压王廷凑置换成了追究田弘正。

韩愈抓住这一点说：“我以为你不记得先太师了。记得就好。天宝以来，背叛朝廷的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都有子孙在吗?有继续为官的吗?”大家只能回答“没有”。韩愈又说：“先太师田弘正以魏博六镇归顺朝廷，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人忙抢白：“田弘正刻薄少恩，所以我们才不安。”韩愈顺势说：“但你们杀了田太师及其家人，究竟谁更无理?”大家无可置对，只能说“对”。王廷凑害怕众军人又反过来倒戈于自己，只好做出让步：“您想让我怎么样呢?”韩愈说：“神策军将领如牛元翼那样的虽然不少，但朝廷顾全大局，不忍处置。您擅自围攻，是何缘由?”神策军是唐朝的中央军。然而唐朝中央集权的松散，使得神策军复又成了宦官掌控的私人军队。虽然如此，在中央军与藩镇之间，朝廷自然要偏袒中央军。

虽有姑息之嫌，也是无奈之举。王廷凑忙说：“那我马上解围。”韩愈说：“如果真能这样，你便不会受到追究。”于是王廷凑暂时屈服，镇州的危机暂时得到纾解。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然，这并不是说乱世之音便只有怨怒，衰世之音便只有哀思。

相反，乱世中也有不少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士，用文字来对抗时势的艰危。这是一种对时代的“逆反应”。“古文运动”与其说仅是一种文体的焦虑，不如说更是一种政治的焦虑，是唐王朝国运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对唐王朝内重外轻的衰微局面的逆挽。骈文与散文表面上是文体的差异，实质上则是其背后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秩序的差异。

梁朝裴子野说“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适。”六朝骈文体现了一种封建化的小共同体的趣味。六朝骈文以门阀政治和偏安王朝的政治形态为基础。六朝文体之卑弱，正是因为它们只是没落贵族小共同体“用以自适”的产物。六朝骈文作为去政治化的“纯粹文学”，已脱离大共同体的政治生活，沦为小共同体成员之间汲引应酬的玩物。

正是小共同体分利自肥的性质阻碍了国家的统一。而韩愈力图恢复的三代两汉古文，则寄托了儒家的大一统理念：“古文”既是“书同文”格局下的“形四方之气”的`“雅言”，是统一的政治生态的产物，也是先王政典的载体，是公共性对私人性的超越。

由文体而引发的“古今之争”不啻是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的交锋，以期重建唐王朝的大一统秩序。所以韩愈的“文以载道”，所载的也并非腐儒呼天的迂阔之道，而是急用先学的经纶之道。而作为平叛有功的士大夫，对于古文的推进，自然也比导其先路的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家高出一个层次，因为这是韩愈自身政治经验的自然指向。

韩愈：古文运动

引导语：中唐时期的文风虚浮、文章空洞,文人多不通事务,却热衷于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首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

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文案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文案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

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韩愈古文运动

引导语：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主要由文学家韩愈引导，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韩愈古文运动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兴起了“骈文”。这是一种讲究对仗、声律和词藻的文体，全篇以上下对称的双句为主，每句四个字或六个字相间，所以也称“四六文”。骈文发展到后期，越来越讲究声韵对仗的工整，追求华丽的词藻，运用的典故晦涩难懂，而文章的内容却很空洞，有时甚至让人不知所云。

对这种靡丽、不健康的文风，很多有识之士都很反感，提出改革文风。隋朝时，隋文帝甚至下诏要求匡正文风;初唐的魏徵等人，在编写《隋书》等史书时，都没有用骈文，相反还在著作中批评了六朝时期的文风。他们主张使用“古文”(指秦汉时所用的'散体文)，恢复秦汉以前那种自由、质朴、实用的文风。

但由于这时期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佳作，所以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拥护。直到唐德宗时期，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以他们优异的散文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使唐代的“古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文学改革。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焦作孟县)人。韩家曾是昌黎(在今属辽宁义县)地方的望族，所以他又自称昌黎人，后人则称他为韩昌黎。韩愈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长兄韩会抚养。可不久韩会又去世了，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小名十二郎。韩愈叔侄是由寡嫂郑氏抚养长大的，他们过着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生活。

韩愈从小就学习刻苦，他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写文章。二十岁时他到京师应考，可考了三次都没考中，直到第四次才考中了进士，那年他已经二十五岁了。十年后，他才得到国子监四门博士(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官)这一职位，第二年又和柳宗元等人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可他上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奏本后，马上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韩愈在官场上一直不得意，但在文学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写下了《杂说》《师说》等传诵千古的好文章。在《杂说四》中，他以“伯乐相马”的典故，批评当政者不懂得识用人才。

他们埋没、摧残了人才却又哀叹世上没有人才。文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已成为精辟的警句和名言。

韩愈的文章有内容、有深度，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写的《谏迎佛骨表》，还差点给他招来杀身之祸。那是唐宪宗在位时，由于朝廷给予寺庙、僧侣不纳税等优惠，佛教在我国广为传播。宪宗即位后，于公元817年平定了持续三年的淮西节度使叛乱，他便以“太平天子”自居，幻想长命百岁。

他听说凤翔的法门寺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就派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去法门寺迎取佛骨，放在宫中供奉。韩愈便针对此写了《谏迎佛骨表》。在表中，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凡长寿的都不供奉佛，供奉佛的大都短命。唐宪宗读后大为震怒，要处死他。多亏宰相裴度和其他大臣求情，韩愈才免去一死，但被贬到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州)当刺史。

韩愈写了三百多篇优秀散文，同时又明确提出了“文道合一”的创作主张，这成为古文运动的核心理论。“文道合一”被后人解释为“文以载道”，而“道”指的是孔孟之道，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性。在这里，道是主体，是作文的灵魂;文是手段，是宣传道的工具。

韩愈曾四次进入国子监，从博士一直做到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他向青年学子们宣传他的文学主张，倡导古文运动。在他的精心扶植下，一代文学新人被培养起来，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大大扩展了。

韩愈和古文运动

导语：韩愈是个勤学苦吟的文人，他接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思想，他遵循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专心做学问，专心做人。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分享的韩愈和古文运动，欢迎借鉴！

文学发展至南北朝，唯美之风极盛，时人写诗论文，只注重平仄、音韵、偶句等外在形式，而忽略了文学自身的文学价值。于是，诗文在一片的靡丽的气息中，毫无生命力。当时的裴子野，即作《雕虫论》一书，指称骈文为淫文破典。后又有苏绰，他位高权重，想要以政治力量，提倡平实古直的古文，此举虽功败垂成，却为日后的古文运动播下种子。

此外，隋朝的李谔和王通，前者在朝，后者在野，他们都有推行古文运动的理想，可惜这分理想，均因隋朝的国祚短暂而埋没。

唐初文人作史书时，莫不在文学传、文苑传中抨击六朝骈文的靡丽气息，发挥明道宗经的文学理论，为日后的古文运动首开了风气。

而陈子昂、张说、苏颋等人，及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之士，皆对徒流于形式的文学风尚有所反省。到了柳冕，更主张文学与儒学合而为一，以利推行教化。

古文运动历经多人的鼓吹阐发，虽未成熟，实已离成熟的契机未远。

古文运动正式登场：

在文学运动中，理论可以指导作品；作品可以印证理论，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在中唐的古文运动中，由于《理论》和《作品》的健全，使古文运动蔚为一时风尚。

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在理论的架构上十分明确。在文学思想方面，他驳斥佛、老二家的.玄疏之论，而直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以无比魄力，欲扫除思想界空虚无根的意识形态，恢复中国故有的道统。在文学形式方面，他力斥华而无实的骈文，提倡文从字顺的新散文。主张《宏中肆外》的文学风格。《宏中》，是指文章内容应力求充实；《肆外》，是指文章的形式应有所创新，使作者能自由驰骋笔力。

韩愈不但在理论上有积极的建设，并且自己以不可一世的才气，写下了许多平易流畅的新散文。此外，其弟子李习之，得韩文公之醇厚，写起文章亦平易近人；皇甫湜得韩文公之奇崛，文章虽有险涩之气，但亦能自出新语，不流于时尚之华媚。而一代文宗柳宗元，更以其峻洁之笔，写下饱含生命感慨的永州八记，和充满批判意味的寓言式散文，这种真思想、真感情的笔触，真正体现了古文运动的精神。

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虽然成果裴然，但如昙花一现，在古文大家相继凋零之后，立即又被形式华美、音韵精工的四六骈文所淹没。直至北宋时期，欧阳修登高一呼，拔擢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人。此六人呼应中唐古文运动的精神，写出了质量俱优的文作品，使文从字顺的散文，成为散文界中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