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泪落下,到底得多久,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母亲滴下那颗泪,用了整整20年。
母亲出身贫寒,姊妹很多,为了让生活能好些,她千里迢迢嫁给了远在新疆农场干活的父亲。但生活却并没料想的那般好,随着哥哥和我的相继降世,家里的生活更加艰难了。我刚满月时,母亲发现我对光线反应特别迟缓,眼球上长了一层浑浊的白膜。焦急的母亲领我到医院仔细检查,医生告知这是重性白内障,由于是先天性的,能否治愈不好定论。
这样的诊断结果让母亲不知所措。为了给我一个良好的治疗环境,1985年冬天,我们全家又迁回了胶东老家,唯一的家当是一个木制的大板箱。父母还是继续靠种地为生,日子依旧不宽裕。我5岁那年,母亲用全部积蓄,给我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但效果不是很理想。从那以后,我不得不戴上了一副一千多度的眼镜。远远望去,宽大的厚眼镜压在我的小脸上,极不协调。
1998年冬天,家里发生了一场灾难,我那善良的父亲因抢救落入水中的邻居父子,不幸身亡。父亲的突然离去,让我们这个家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母亲显然一时无法承受这中年丧偶的沉重打击,她呆呆地坐在板凳上,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父亲撒手而去,我家生活顿时陷于步履维艰的境地。为了挣钱,母亲发疯似的干活。夏天,顶着烈日,她帮助人家修理果树;冬天,她上山采过草药,最后她终于劳累得病倒在床。
为了让我全心读书,母亲不得不让正准备高考的哥哥辍学。母亲哽咽着对哥哥说:“儿子,妈对不住你,希望你理解妈的难处。”哥哥哭了,18岁的大小伙子趴在母亲的肩头,一个劲儿地抽噎着,苦难让他懂得了牺牲和责任。
哥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若一路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很好的前途。我哭着对母亲说:“妈妈,还是让我退学吧,哥哥学习那么好,辍学实在可惜,我的眼睛有病,考上了学也没大指望,还是让哥哥去念书,我来帮你一起养着家。”母亲听了我的这些话,低声对我说:“你还是别争了,这个家只能牺牲你哥哥,你也要始终牢记,你是一个残疾孩子,只有勤奋学习,将来才能生存。”
哥哥站在一旁,语气坚决地说:“弟弟,你一定要努力上进,让哥来给你铺路。”
亲人们的话,顿时让我热泪狂淌。
因为我读书的缘故,家里慢慢有了外债。为了凑齐500元钱的学费,母亲硬着头皮登了大伯家的门。大伯母明白母亲的来意后,张口就说:“城里上班的儿子单位最近要集资了,这钱不能外借,你还是另想想办法吧。”母亲无奈地又去了在镇办工厂上班的小舅家。小舅倒是很爽快地掏出了钱。而一旁的小舅妈却赶紧拿出了纸和笔,说什么也要让母亲立下个借条:“亲姊妹也要明算账,现在很时兴这个的。”母亲一笔一画地写下了那张字据,回来告诉我这一切时,她的眼睛里满是哀愁。
日子就这样缓缓走过,母亲实在拉不动生活的纤绳了,她选择了第二次嫁人。我们默认了母亲的这种选择。一个大母亲5岁的男人走进了这个贫困的家。
继父也是一个憨厚朴实的人,有过一段不幸的经历,他很珍惜和母亲的这段缘分。我们家的简陋和家境的困难没有吓住继父,他欣然分担了母亲的重担,并与母亲一起种上了十几亩的庄稼,还把哥哥送到了城里的一个家电专卖店打工。我们家的生活慢慢有了起色,债务也越来越少。母亲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容。
那年八月,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让我们这旮旯山村沸腾了,我这个不起眼的残疾盲孩被浙江大学录取了!我一下子成了全村最抢眼的人物,家长们都把我视为榜样,教育孩子要向我学习,希望将来与我一样有出息。
那天晚上,母亲破天荒地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还买回了一瓶白酒。我们一家四口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滴酒不沾的母亲第一次破了例,喝了满满两大杯,边喝泪水边往外淌,多年压在她心中的苦和累一泻而出。最后她终于禁不住号啕大哭了起来。我站起来,扶住了母亲抽动的双肩,也一起落泪。我知道,母亲的那些眼泪,在她心头,已经整整忍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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