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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顶女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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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渊小时候,就很少见到一家团聚的日子。她的父亲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工作了40年,母亲在上海石库门房子里照料一家老小,同时在一家街道小厂兼任会计。为了养家糊口,母亲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做粗活来贴补家用。她刷洗过牛奶厂的玻璃奶瓶,为小旅馆搓洗那些粗重的窗帘与床单,还为煤墼厂打过煤墼。

小渊记得,打完煤墼回来,母亲洗头发能洗出一盆黑水来,指甲缝里都是黑乎乎的煤屑,剔都剔不掉。而此时,这位昔日纱厂老板的二小姐,已经干活干到十个指甲都劈裂了。

母亲毫无怨言。小渊在小时候见识过同学父母的各种猜忌、计较、吵嘴,倍感困惑一自家父母,是怎样在这样两地相隔、无所扶持的情境下,一直保持着安之若索的和谐的?小渊成年后终于明白其中的奥妙。原来小渊父母的情感纽带有两个,一个是两人对古诗词的热爱,另一个居然是,父亲这一生为母亲做了43顶帽子。

只说后者。小渊母亲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患上日光性皮炎,只要一晒太阳,脸上就会起红斑。偏偏她为养家承担的很多活计,都要顶着毒日头完成。父亲知晓后,一声不吭,很快托回沪探亲的同事为母亲带回一顶米黄色的草帽。那是父亲找编草帽的老乡学习,自己用青稞秆编织的。为了让母亲戴在头上舒服,父亲把青稞秆浸水3次,捶软3次,又曝晒3次。

之后,父亲一发不可收,专门以一名航天工程师的智慧,为母亲做帽子。布帽子、粗麻帽子、竹丝帽子、软藤帽子……礼物源源不断地从酒泉寄回,或者托人捎回,而帽子永远是母亲一个人的。这让母亲在逐渐成年的女儿面前都有点不好意思。

然而,无病无灾的美好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在父亲即将退休的那一年,母亲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病情逐渐发展,到父亲退休回沪的第5年,母亲连女儿和外甥都不太认得了。

她还认得父亲吗?也许是认得的。至少,她对这个每天拉着她的手,带她一起去菜市场、去超市、去图书馆的男人,有着一股莫名的信赖感。她并不反感他在身边,絮絮叨叨把古诗词吟咏给他听。她也许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忘了他为何坐在她的近旁,忘了他们共同经历的坎坷岁月。但是,只要他哄她戴上帽子,只要他伸手将她帽子上的饰带系好,把帽檐小心调整到既不会遮挡她的视线,又能为整个面部遮阳的位置,她就一反原先的烦躁、焦虑,她的脸上不再有与病魔争斗拔河的苦楚与虚弱。安详的感觉回到她脸上。那一刻,她像是一个无病无灾、一辈子过着安逸生活的儒雅老太太。

父亲对母亲已经迁就到连女儿们都看不下去的地步了。母亲抱怨过饭软饭硬、茶烫茶凉,抱怨过帽子太重、帽檐太大、帽顶太深、帽箍太紧。“你看我一戴上帽子,就像孙悟空被念紧箍咒。”偶尔清醒时,母亲还会开这样的玩笑。为了母亲的舒适与平静,父親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已经70岁了,骑着自行车,跑遍了所有卖女帽的地方,不顾营业员的白眼,一顶一顶地试戴帽子。他对所有现成的帽子都不满意,最后,他终于在布料城买到一种类似《红楼梦》里提到的“软烟罗”面料,自己画图,为母亲设计各种英式遮阳帽。

父亲得意的设计成功了。这种帽子拿在手上几乎没有分量,表面却有无数反光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反射阳光。它像一只小小的飞碟或者鸟巢,驻留在母亲白发稀疏的头顶上。帽檐上盛开着手工卷制的玫瑰花,或者蹲踞着一只光彩熠熠的蝴蝶,这让母亲有点佝偻的身躯忽然散发出一点点美的光辉。邻居们见到“梁家阿婆”出门,都会停下来,由衷地夸赞她的帽子,夸赞她的气色与风度。母亲带着一点茫然的单纯表情,很受用地听着。邻居们有点困惑地对小渊父亲说:“阿婆依旧漂亮、有风度,不像一个病人呀。”

小渊意识到,父亲是以他独有的方式,维护了母亲迟暮之年的尊严。基于心中深沉、默然的爱,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为家庭承担了半辈子重担的妻子,因为老病相催,再也不能体面、优雅地活过最后一段岁月。

他做到了。他以43顶帽子,构筑了一个只有他们夫妻能懂的小世界,一个唯有他们携手搀扶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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