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情紧急，我来不及返回工作地广州。家人帮我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湖南湘雅医院接受手术。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８ 日，从早晨 ８ 时到下午 ４ 时，我在手术台上躺了 ８ 个小时。
手术相当复杂。当为我主刀的吕教授切除甲状腺上的肿瘤和证实转移的淋巴结以后，又在深层组织里发现多个细小的受癌细胞侵犯的淋巴结，手术延长了 ４ 个小时。这 ４ 个小时对于挽救我的生命极为重要，术后病理检验证明切下的 １４ 个淋巴结百分之百阳性！
可能术前麻醉只考虑了预定手术时间，在加强麻醉进行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大致是清醒的。那疼痛痛彻心肺，我的喉头插着呼吸器，不能呼喊，我只能在心里大叫：“让我去死吧，早知这么疼，不如去死！”时隔 ５ 年，想起这一幕，我都不寒而栗。
手术后第 ７ 天开始放疗。医生们希望这样做能巩固疗效。大剂量放疗使我手术刀口迟迟不能愈合，积液、化脓。放疗不能停，医生就每天用大号注射器插进伤口抽出脓液，注入抗生素。每天到这时，我就死攥住母亲的手，向来坚强的母亲总是把头扭开，不忍心看。放疗持续一个半月，到后来，照射部位的皮肤起泡溃烂、变紫泛黑，喉咙出血，说话、吞咽都非常困难。为了维持体能，保证放疗进行，我每天都要吞咽大量食物，这些食物真是和着血和泪咽下去的。
这所有肉体的痛楚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精神的痛苦。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死去，经过或长或短的挣扎，捱过许多的痛苦之后绝望地死去。见到白布覆盖的躯体、听到病人亲属哀恸的哭声，我不能不想到自己，不能不问自己：“我有多少希望？我能活多久？”在医院的夜晚我很难入睡，睡着了，病房外一点点动静都会让我惊醒，住了一个多月医院，我的体重减了 ２０ 余斤。 放疗结束，伤口逐渐平复，精神的创痛远没有停息。
结束放疗不到一个月，一个豆粒大小的淋巴硬结冒了出来。主持放疗的张教授采用腔内放疗，用探头把大剂量钴 ６０ 射向目标。据说这种方法无坚不摧。硬结消失了，那个地方留下了一个鲜红的疤痕至今不褪色。癌魔这样快卷土重来，给我精神致命一击。明天，以后任何一天，它都可能在什么地方冒出来。我虚弱的身体还经得起几次这样的放射线轰击？为了我身心的康复，我的父母，家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四处寻医问药，找来偏方，配齐制好，劝我服下。其中一个方子，我就吃下了６４ 斤蜂蜜，１０８ 条金头蜈蚣。听说甲鱼治癌，他们倾其所有购买，前后为我买了上百只。只要报刊上登出某个癌患者战胜绝症，他们就千方百计地买来借来，让我阅读。我的弟弟还别出心裁找来两个癌症患者和我做朋友，交流体会；楼下有个病人去世，贴出讣告，他怕我受刺激，晚上偷偷把讣告撕掉。我母亲并不迷信，为了安慰我，她去街头抽签问卦，将抽到的好签拿回来给我。她去埃及访问，竟捐钱给异国的神庙，求神保祐万里之外的女儿。可这时的我已陷入精神的牢笼，我不说不笑，整日枯坐着，满脑子只有疾病，谁也帮不了我。
越是担心的事情越是会来，谁也帮不了我。患病一年后做复查，有一项血液指标提示发生新的转移。为了证实，医生通知我再检验一次。结果要一星期才出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 ７ 天。第 ７ 天早晨，父母去医院取结果。我一个人站在窗前，凝视远处的人流与车流，贪婪地呼吸春天湿润清新的空气。如果我从这儿楼的窗口跃下去，一切痛苦就结束了。我多想活下去啊，我还只有 ２７ 岁，我一直想要个孩子。冲动之下，我扑倒在客厅的沙发前，跪着祈求冥冥苍天的怜悯，冰凉的地硌着我的膝盖，寒意透骨。不知跪了多久，身后门开了，父亲走了进来，用微微发抖的手扶我起来。我没有问结果，看他那哀伤的脸就明白了。
“孩子，站起来。人总有一死，不管剩下多少时间，好好活吧。人生在世，苦多乐少，你看我都 ５０ 多了，还要经受这个……”
父亲哽着说不下去了。巨痛之下，我奇妙地清醒过来。父亲是对的，剩下的时间，我除了好好地活，还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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