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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点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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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点大明王朝

对朱元璋研究得比较仔细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这段话可视为毛泽东对明史的整体印象和基本评价。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是一个落魄的和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后来居上,逐步歼灭群雄,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他通过对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朱元璋大字不识一个,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多谋而又善断。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指挥的诸多战事,在新的思维制高点上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

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两手并用。

毛泽东对朱元璋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对如何评价这位历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见。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

朱元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晚年以猛治国,用严刑峻法惩治贪污,澄清吏治,结果倒使人人自危。毛泽东并不是认为朱元璋没有过错,只是认为对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并再次呈送毛泽东以博指教,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满意。

称朱棣“搞得比较好”

毛泽东在读清人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时,仔细揣摩了朱棣造反夺取皇位的过程,并多有评论。朱棣在与南京对峙的过程中出生入死,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特别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沟河战役(战场在今河北雄县),朱棣将李景隆等率领的勤王之师打得大败。但在随后的东昌战役中,朱棣骄傲轻敌,结果被盛庸等击败,被擒斩万余人。当时朱棣身处重围,奋力死战才得以逃脱。毛泽东在对比了两次战役之后评论道:“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这就是说,朱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注定会有闪失。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军事将领不要“犯大胜之后骄傲的错误”。想必是从中得到过启发。

朱棣后来重整旗鼓,千里奔袭,竟然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营,许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为所动,口口声声要捉拿“奸臣”。毛泽东读至此写道:“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将矛盾尖锐化,以遂其夺取天下之志。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迁都北京,并屡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员之广超越汉唐,受朝命而入贡者几达50国,可谓武功赫赫,威震殊俗。所以毛泽东称赞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较好”,同属于有作为的皇帝。

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

人们谈到明朝的历史,大都以为万历皇帝对明朝走向灭亡负有重大责任,认为明朝“实亡于万历”。其实不然,明朝真正走下坡路,是从嘉靖开始的。

毛泽东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说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嘉靖初登大位时曾大刀阔斧地革弊图新。裁汰特务机关,广行宽恤之政,颇有明君气象。但不久便玩弄权术,耽于享乐。他倚重严嵩等奸臣残害忠良,经常廷杖大臣,又特别崇信道教,醉心于方术、祥瑞等无聊之事。

鉴此,御史杨爵沉痛进谏,可嘉靖皇帝听不进意见,还将杨爵下狱论罪。毛泽东在读《明史·杨爵传》时旁批了四个字:“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见诸《诗经》。意思是说人们大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

对“海瑞精神”心存矛盾

杨爵获罪后,朝臣无敢言时政者,唯独海瑞冒死进谏。毛泽东熟读《明史·海瑞传》,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出的气概所打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他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失误大胆陈言,将“五不怕”精神与海瑞的直言进誎结合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曾建议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又问周恩来看过没有,周恩来说看过了。毛泽东这样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海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期望党内讲真话,以便及时纠正政策失误的急迫心情。

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党内出“海瑞”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早在1958年5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就提醒大家讲话要善于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他举例说:“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即使在上海会议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间,毛泽东还私下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

毛泽东在对“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说明从历史中吸取教益也并非一件易事。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披肝沥胆上陈“万言书”。结果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

1960年,明史专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了以“左派海瑞”与“右派官僚集团”作斗争为主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而这出戏在“文革”前夕却被视作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的扑朔迷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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