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穿了白衬衫、蓝牛仔裤,脚上却依然是一双黑色户外鞋,站在西装革履的冯绍峰身边。之前十分钟他身旁出现的是西装革履的杜琪峰,从不爱参加颁奖礼和记者会的杜琪峰特意从香港赶来,给韩寒新片《后会无期》首映发布会站台。他很诚恳地赞美这位新导演,“看过他的书,看过他赛车,也听过他的音乐,80后里有这样一位人才太难得了。”只是他的普通话太不标准,一开口就把“80后”说成了“八十后”。
7月21日中午,这位“80后”才子显然还没适应自己的角色转变:“三天之后,片子就要上市——哦,不是上市,不好意思,新书发布会参加惯了,是上映了……”他的第二句话则是嘲笑自己的作息:“上午起床,对我来说真的很艰难。”
“给朋友写东西从不收费”
劳雷影业老总方励和路金波、韩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四年前。当时方励和导演李玉、范冰冰在东京电影节凭《观音山》拿下两个大奖,就想请韩寒为这部电影写个歌词。路金波说可以,但是必须得韩寒喜欢这部电影才行。方励就亲自带着电影DVD去了上海,为了怕被拒绝面子上难看,他甚至安排李玉和范冰冰坐稍晚一班的航班赶来。
之前方励和李玉知道韩寒是因为拍《观音山》时张艾嘉跟他们推荐了《长安乱》。这是一本语言俏皮结构散漫的小说,豆瓣有句书评说是“拿金砖盖茅房,每一段话都很经典,但故事不经典”。不过方励看完很喜欢,因为他之前跟李玉合作编剧的电影都是故事性极强的,“但韩寒善于刻画人物,这其实就是电影的魂,只要人物的精神状态、对世界的看法都完整可信,就够了”。
方励、路金波和韩寒的首次见面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套房,三个人看完电影,韩寒觉得还不错,方励赶紧发短信给李玉、范冰冰,表示可以见面。五个人一起吃了午饭,席间李玉终于提出了约歌词的想法,韩寒一口答应。在回程路上,方励才小心翼翼问了歌词的费用,韩寒的回答是:“我只为朋友写歌词,给朋友写东西从不收费,再说收费你们也付不起……”再后来又有为《二次曝光》写的歌词,方励当时就许下承诺,只要韩寒以后拍电影,“老方给你扛,一分钱不收”。
导演韩寒很敬业
其实韩寒想拍电影的想法已经酝酿了多年。“但是韩寒兴趣太广泛了,又超级贪玩,如果不是有人推动逼迫他的话,就会无限制搁浅下去。两年半前我们就已经决定要做《后会无期》这个故事,一直聊了两年半。”
在这两年半里,方励经常会在凌晨三点给韩寒打电话,问他故事的进展。2012年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方励劝他:“拍电影比写小说更难,能拍出来不是什么都证明了?”
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去年。五一放假那天中午,路金波给方励打电话,让他赶紧飞到上海来,因为韩寒终于下了决心。方励挂上电话就订了机票,赶到上海跟他们吃了午饭。然后三人上楼,开始划分架构,韩寒负责创作、方励负责制作、路金波则负责所有的商务合作。不到一小时,三个联合出品人的职责范围讨论清楚,接下来的问题是,拍什么?
韩寒讲了一个原本想写成小说的素材,叫做《东极岛少年往事》,是发生在中国最东边岛屿上的故事。然后韩寒讲了三个可能的故事点,离完整的结构框架还有十万八千里,但已经有了主人公的灵魂,以及片子想表达的情绪和视角。那天晚上三个人谈了五个小时,一直到凌晨。
至于剧本写了这么久,韩寒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写剧本来讲,三四个月一点都不长,好多剧本一写就是半年一年。我就写了一稿,因为我不习惯修改。要修改的话也只会在脑海里或是在现场自己修改,我不喜欢在纸面上改来改去。我本身就不喜欢写剧本,就像是写说明书一样。我非常非常讨厌人家把我的剧本发给别人看(核心的人除外),包括我自己都很不喜欢看剧本,看着剧本心里就难受。”
虽然写剧本时韩寒还有当作家的习惯性拖延症,但导演韩寒在剧组变成了一个敬业的人。“永远比演员先到现场,比剧组更晚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经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因为他晚上还要写微博,还要修改第二天的台词。”剧组副导演刘作涛也说导演经常会在转场的车上睡觉。因为每次遇到新的场景都会有很多灵感,韩寒喜欢当天修改台词,然后微信群发给演员,所以现场的一大奇观常常是每个演员都举着手机不务正业,其实是在背台词。
“很精细,几乎连一个语气词觉得不对他都重拍。”方励打趣说韩寒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写书有时还会糙,电影倒是做得很细。”冯绍峰则幽怨地表示,当时拿到剧本虽然觉得不错,但没想到开拍后根本没按上面来。“故事的主旨和脉络没变,但台词基本已经变掉了。”
“我不喜欢渲染苦难”
《后会无期》不出意料的大卖,让很多人觉得韩寒做什么事都很轻松,写小说一写就成名了,当车手拿了很多冠军,拍电影好像也是轻轻松松的。对此韩寒觉得那是因为自己不喜欢渲染苦难,“不喜欢标榜有多难,比我难的人多得是,我辛苦归辛苦,至少还住五星级酒店呢,出来还有头等舱呢,在飞机场休息还能睡得好呢。多少人辛苦,可家里连空调都没有。所有我有什么值得标榜自己艰难啊、不容易的啊。但这次的确花了一些心血,我很努力,也在学习。这是真的。”
但即使是如此洒脱的韩寒,也有焦虑的时候,“刚开拍的那段时间,因为造型等各方面都有欠缺,筹备的时间也很短,演员的档期放在那里,不拍就没档期了。”但是韩寒还是尽力使电影“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之下,呈现出了最好的结果”,不过也难免有遗憾,“有些地方的处理我现在都觉得有些遗憾,包括后来我已经没办法动剪辑了——如果我动了0.1秒剪辑,那这0.1秒之后所有的声音部分都要让他们日以继夜地重新工作两三周。还有一个字,就是(陈柏霖和冯绍峰)他们在撞到狗之前,说了句‘他死了吗’,我写那儿时,清清楚楚写的是单人旁的‘他’,但最后上字幕时,他们可能是出于好心,觉得这是狗嘛,怎么能是单人旁呢,就用了‘它’……我这里所有的拍摄手法都是隐藏悬念式的,如果用‘他’,别人就会以为撞到人啦。看到‘它’呢?字幕第一秒就剧透了……这也是遗憾。”
“我一直都在妥协”
在城市之间跑宣传时,韩寒大多数时候都穿着一件白衬衣,妆也不化。记者问他为什么总是穿白衬衣,他有点腼腆:“我也不知道该穿什么,觉得白衬衣比较不会出错,就买了两三件,换着穿……”这个瞬间的韩寒,让人很难和他文字里那个犀利直接的韩寒联系在一起。
很多人说韩寒变得平和了,或者说,更懂得妥协了。这样的评价,放在一直以叛逆形象出现的韩寒身上,更多的是种贬义。面对记者,韩寒却说:我一直都是在妥协。
“妥协不是贬义词。我一直都是在妥协,但在妥协之中我会尽可能多地保全自己。不承认自己妥协的人,那就是装的。”韩寒说。
有很多人看了韩寒的文字,觉得他是愤怒的,但韩寒却认为,那是他们不了解他。他从十六七岁以来一直都是平和的,叛逆和愤怒都是对他非常肤浅的解读和认知。
相比写小说,拍电影更需要妥协和合作。有人说,韩寒的特别在于,他一直是以叛逆的形象出现,他拍电影,那就注定大家对韩寒投射的希望或者幻象落空。
但韩寒似乎并不在意这种希望或幻想的落空,在他来看,作为导演的他需要的不是张扬个性,而是承担责任,“就电影来讲,除了我自己,我还要给投资方、给演员、给很多人负责,所以我要做很多的宣传,不能让他亏。我只有做了这些,才能够确保我做另外的作品时,更加自由。”
但对于电影的创作,韩寒却觉得没什么可妥协的,“我只对老天妥协!天气不行你就拍不了,除此以外没什么可妥协的。写小说是最自由的,但也得有个交稿时间,写着写着也会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赛车也是妥协,因为永远不可能得到一辆车况100%完美的车。你做的所有事都是妥协。你要学会妥协,尽可能地保全自己,才会得到更好的。”
导演韩寒的对于电影创作的不妥协,直接导致了拍戏时制作费不断超支,最终从开始预估的三千多万到了快五千万。
最大的一次挑战是,在转场去内蒙古的时候,韩寒希望方励能做一个火箭残骸出来。方励的另一身份是劳雷科技公司的总裁,对火箭也是相当熟悉,但是他一拿到韩寒给的参考图还是傻眼了,“那是美国最大运载火箭土星五号,直径六米,根本就没法运到沙漠里去,而且他只给了我十天工期”。
后来方励真的让工程师做出了那个火箭的尾喷管,就是海报上那个巨大圆锥状的钢梯。他们加班加点做完后大卸八块,几千公里运到内蒙古沙漠,又运输焊接机和技术团队过去重新焊接拼装。电影中马浩汉经过那个巨大不知所云的残骸时,有一种渺小悲凉的宿命感。
“做事情完全不能考虑粉丝”
《小时代》票房上的成功让很多人把这种非专业导演拍摄的电影称为“粉丝电影”。即靠粉丝支撑票房的电影。《后会无期》在未放映时便引起诸多争议,其中最大的争议便是韩寒会不会把《后会无期》拍成粉丝电影。
对于这样的争议,韩寒似乎并不在乎,“我没办法照顾所有人的口味,我就照着自己的审美和风格来,自己的风格就是一切。”
对于是否会照顾到粉丝,韩寒也否认了,“我也不会照顾他们。做事情完全不能考虑粉丝。粉丝再多能有多少?一个人的死忠粉丝,最多也就几十万,你要是照着这几十万人的口味来,你拍一部电影也就只能讨好这几十万人。”同时,韩寒也表示他并不担心票房,“观众是个非常大量的群体。有这样的观众就有那样的观众。当时我们发朴树的歌,有人说这歌不够商业啊,要找其他的,找看起来更火的歌手。我说不要,所有的东西都是风格的体现,你想想你上学时是听杀马特多还是听高晓松的多?你身边潜伏着很多有不少可能性的年轻人,只要有合适他们的,就能把他们抓出来。一部电影,票房哪怕8亿10亿也就两千多万人看,中国有那么多人哪!你不要觉得文艺青年是个非常小的受众(群体),其实很多很多很多。”
韩寒虽然表示不会刻意地照顾他的粉丝,但他的粉丝却不愿意错过他的电影,因为太多人都想去靠这部片子找回自己失落失败的人生,就像一个粉丝在韩寒微博底下留言那样:“我是一个32岁的大叔,从来没有去过电影院。但是过几天我会去看《后会无期》的。即使不知道哪里买票哪里进去,但是我还是会去。就是为了去见我的三个老朋友——韩寒,朴树,青春。
“我没办法照顾所有人的口味,我就照着自己的审美和风格来,自己的风格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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