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苏俄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由 故事会 分享时间：2024-05-11 06:18:46 加入收藏我要投稿点赞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苏俄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篇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属于中文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即二级学科，其研究范围涵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百年的文学。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原因，也为了教学上的方便，大学的课程设置一般都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分开，其实两者联系紧密，又同属于一个学科，进入研究写作时完全可以“打通”。

如何进行现当代文学论文的选题，重要的就是靠平时读书、上课思考和问题积累。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听一堂课，总会有自己特别的印象，或者有什么不解的问题。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知识面的拓展，会发现许多问题前人已经解决了，或者发现原来对自己是问题的，其实通过知识的获取，也已经不成为什么问题了；但也可能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即是自己所感觉的问题，学术界也还没有能够解决，甚至是被忽略了，这时你就会围绕这些问题做更多的思考，慢慢就会引起研究的兴趣，很可能就由此产生写论文的冲动与题目。

大家学习现当代文学课程时，可能比较注意如何应对考试，精力多用在理解和掌握课文方面，按照每次课提出的知识点和思考题，去寻求相对标准的思路与答案。这样的学习可以了解必要的文学史知识，培养审美和归纳分析的能力，但考试的目标往往把人给框住了，难于充分发挥学习的创造性。如果不满足于考试过关，就应当把“应试式”的学习再提高一步，转向更主动的创造性的学习。尝试写研究性的论文，就是有利于提高整体能力的综合训练。写研究性的论文和一般考试或做作业有所不同，那就是更强调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发现，能在前人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所突破，最好自成一说，或者能自圆其说，而不止是“回答”得“正确”，符合“标准”。就是说，研究性论文写作，包括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应当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有所创新，而不只是简单重复既有的学术观点。如果只读教材，将其中内容和有关材料组合一下，不一定能成为研究性的论文，因为论文多少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或发现。

论文题目的选择是写好论文的第一步，也是最主要的一步。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题目选得太难，工作量太大，自己限于能力、时间或材料等条件，做不下来，或者功力不够，做成虎头蛇尾，那就不合适。所以题目的大小难易要适中，最好还有研究的兴趣。如果平时对某个问题早就有所思考，又感兴趣，题目刚好从中产生，那当然就顺理成章了。无论是对论文早有一些准备，还是临时找题目，都必须先做一项工作，那就是了解本学科研究的大致情况，逐步收缩范围，从问题入手，掌握学术界对相关课题研究的进展，然后再决定选择什么题目。毕业论文的评价标准中第一条，就是选题的学术意义如何，值不值得做。一般而言，学术界已经有人做过很多，你也提不出什么新的见解的题目，就不值得重复去做了。当然，有些题目尽管前人做过，但如果你换另一个角度、或者使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去重新解读，那也是创新，是“老题新做”，这也是有价值的。因此，在选题之前务必通过了解相关领域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来决定自己进入研究的方位。

（一）著作：《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对于大家写论文应当是有帮助的。这本书的写法带有较多研究的色彩，或者说，是在示范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展开分析论证，可以为选定以现当代文学作为论文范围的同学提供参考。这本教材有16讲，评论了16位作家，同时也论涉了许多相关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中多数章节都有类似学术史以及研究现状的内容，介绍了学术界评论界的各种代表性观点和主要的研究成果，建议同学们注意其中罗列的书目以及所引发的问题，也许可以从中找到论文的题目。

如果要更全面了解本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寻找自己进入研究的方位，大家还要看一些学术史或学科史方面的书。如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数十年来各种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与教材有全面的评述；徐瑞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以专题述评方式介绍了各种文体、流派与主要作家的研究历史；崔西璐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概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系统总结了1990年代之前的当代文学研究状况。

（二）期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出版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资料库，它每月一期，复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新发表的有代表性的部分学术论文并分专题对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了索引。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已经出版20多年，设有资料专栏，每年还有研究述评，概括主要的研究成果和倾向。《文学评论》、《新文学史料》和一些学报，也不时有类似研究述评的论文刊出。有些专题性的研究刊物如《鲁迅研究月刊》、《延安文艺研究》、《茅盾研究》、《郭沫若研究》，等等，也注重资料和研究述评。更重要的资料整理成果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发起编纂的大型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包括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30种，作家（170位）专辑合集150卷，还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索引》合《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等。这些工具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在选题之前，浏览查阅这样一些“研究之研究”和相关的资料，对本学科以及某些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状况有大致的了解，就像有了一份地图，帮助我们掌握基本的方位，熟悉必要的路向，帮助我们确定选题的范围。

（三）论文：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硕士、博士论文数据库等等。

传统做学问讲求先有“书目学”知识，其实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有这种必要，在选题基本确定后，征求老师的指导，给自己列出一个基本的参考文献书目，认真阅读研究前人的成果，可以从中引发问题，获得启示，形成思路。

这里从同学们学习写作和准备毕业论文的实际出发，为大家介绍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与选题类型。

（一）“作家论”研究。现当代文学有代表性的著名的作家几乎都已经有专门的研究，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所论列的十多位作家，就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选择比较著名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要有所突破，难度比较大。如果全面论述，很难做到不重复别人的观点。所以，对本科生来说，以作家研究特别是著名的作家为题，不宜全面展开，最好集中在某一点上讨论阐述你的新发现，或者尝试用新的角度、新的方法重新阐释问题。举例来说，曹禺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如果全面评论曹禺，再写一部“曹禺论”，必须有大量的前期研究准备，对本科生来说，是太过艰难的任务，不容易完成。但不等于象曹禺这样的著名作家的课题就不能做了，关键是选题要适合。这些年有些年轻学者和大学生就选择某些特别的角度，仍然将曹禺研究向前推进了。如有的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解析曹禺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与创作实践，有的集中分析《雷雨》“悲天悯人”的主题，有的专门探讨曹剧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出走模式”及其特殊的意义，有的讨论曹剧的“背景艺术”，有的专门赏析曹禺剧作“诗意特征”形成的因素，有的研究几十年来《雷雨》演出的历史，有的比较分析曹剧的各种修改版本，等等。这些选题范围不大，但角度新颖，便于操作，有利于通过扎实的钻研得出己见，甚至能够在某一点上把研究引向深入。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如果以作家作品研究为题，必须先要了解既有的同类研究的状况，根据自己的兴趣、实力与条件，选择比较具体集中的研究课题，尽量不要贪大求全。以小见大往往更能发挥本科生的才能，也更适合做毕业论文。另外，有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等级”不是很高，以往研究较少，但他们的创作有特色，或者能通过他们看到某种文学史现象，也值得作为论题。如《理解路翎》（陈阳春）和《蹇先艾论》（马佳）两篇毕业论文，所论的作家虽然不是最知名的，但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位置，论文以此为题，论述比较全面，对学科也有所贡献。

（二）文学思潮、流派、社团研究。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几乎是热点。一部分是关于重大的文学思潮溯本追源，如考察诸种“主义”的影响和流变，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已经有专著出现。另一部分是流派社团研究，如学衡、创造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左联、九叶派、朦胧诗派等等，研究也比较多了，特别是京派、海派的研究，还有文学的区域文化特色研究，一度成为热闹的话题。最近又有许多人对报刊传媒的研究感兴趣，如《新青年》、《新潮》、《现代》、《小说月报》、上海生活书店等等，都成为讨论的课题。这些方面的研究仍然有许多空间，本科论文完全可以就其中某个方面进入研究。例如，文学史对《小说月报》的关注多是1921年经过改革、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打刊物之后，对该刊在此之前的状况不甚了解，一般评价很低。有的同学就专门考察1921年之前的《小说月报》，澄清了过去的一些模糊的认识。这样的文章选题集中，适合作为毕业论文。当然，这类研究非常强调占有材料，如果以这方面为题，也要考虑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也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把思潮、流派、社团或报刊传媒的研究与作家作品研究结合起来，生发出一些新的课题。如果切入的角度合适，问题集中，也是适合作为本科生的论文选题，并写出新意来的。如《茅盾与自然主义》，利用关于自然主义传入中国的材料，结合茅盾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际进行分析，就是一篇有理有据的文章。

（三）文学史现象研究。即集中考察在文学史上曾经代表某种倾向、形成较大影响的现象，可能是交叉涵盖上述几方面的研究。如蒋光慈的创作艺术成就并不算大，能流传的作品不多，但历史上的影响非常大，一度代表文坛的潮流，有的同学就把蒋光慈作为一种文学与文化的现象来研究，从革命思潮、社会心态和文化传播等方面探讨其产生的原因与得失。又如这些年“女性写作”成为文坛突出的景观，其中也蕴含某些文化现象，有的论文选择某一个女作家的创作为切入点，涉及社会心理、文化转型诸多方面的探讨，也得出一些深入的见解。总之，“现象”研究应当真正抓住在文学和文化发展中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个案，提升为“现象”的观察与剖析。这方面有很多题目可做，如“红色三十年”、“革命加恋爱”的写作风尚、“赵树理方向”、“红色文学史”集体写作、1958年民歌运动、样板戏、“王朔热”、“张爱玲热”、“金庸热”、校园文化与文学、80后青春文学等等，都可能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内涵，可以作为某种文学史或文化史现象来讨论。做这类题目除了要占有文学史材料，还要有较多的理论概括与提升，对理论思维和综合能力的要求较高。

（四）文体研究和作品细读研究。即对现当代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作为不同的文体创造与衍变的考察研究，也包括诸如“冰心体”“语丝体”、鲁迅杂文、十四行诗、爱美剧、秧歌剧、小说散文化、新诗戏剧化等等。这方面的成果也很多，作为本科毕业论文，可以选相对小一点的文体流变现象或艺术形式的创新作为研究题目。如某一个时期某一方面的文体变化，甚至某一个作家在文体某一点上的创新，都可以作为论文选题。这类选题除了对文学史、文体史脉络的了解，还要求有比较细腻的艺术分析。如《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吴晓东），运用叙事学理论探讨鲁迅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不同功能，揭示了鲁迅作品意义表达方式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并关注其对现代小说范式创建的特殊贡献。这种研究，将文体研究和作品细读结合起来了，题目不大，但探讨的问题很深入，有助于理解鲁迅作品价值和现代小说文体的衍变。

（五）文学史的史料钩沉、收集、整理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本科论文一般较少以此为题。其实，做史料整理的题目也很能培养学问的功底与扎实的作风。比如考证某一个文学史事件、某一个史料，或者为某一位作家撰写年谱，都适合作为论文的选题。不过这类课题除了必须熟悉文学史、文化史的知识，还要具备查阅资料的基本条件。

（六）跨学科研究和文化研究。这是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生长点，应当鼓励同学们做这些方面的题目。比如近来很受学界关注的城市文化形态研究，出版传媒研究，影视研究，图像研究，网络研究，等等，都有可能在和文学研究的结合中产生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与课题。

以上只是大致介绍几种选题的类型与范围，这几种类型也互相交叠，另外还有其他各种选题的路向，不可能一一列举。大家完全可以触类旁通，根据各自的兴趣、条件与特长，在导师的辅导下选择最适合自己做的题目。

下面再谈谈论文写作中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

（一）要认真阅读作品，熟悉材料，珍惜自己的阅读印象和体验。人文学科包括中文学科的学术研究要有相对完整的训练过程，通过自己亲身反复触摸研究对象，大量阅读原始材料（尤其是作品）和既有的研究成果，不断地思考、摸索、讨论，才能发现问题，也发现自己治学的潜质以及研究的方位。有些同学论文定题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题目是临时决定的，时间比较紧，那也要尽可能补充那个“发现问题”的准备过程。常常见到有的同学原来准备就不足，题目是仓促决定的，定下来就急于拉框架，出观点，模仿别人的论述，这容易先入为主，以论带史。因此，题目决定后，如果思路还不清楚，先不要着急，必须认真读作品，熟悉材料。尤其是作家作品研究，个人的阅读体验、审美的感觉可能就是阐释问题的出发点，文学研究是特别强调主体性的。自己阅读过程的印象、体验和思考最重要，要抓住一些鲜活的体验、思考的火花，以及一些不解的问题，很可能就在其中生发出新意，所谓创新的基础可能就在这里。

（二）不求面面俱到，只求一些观点创新。初学论文写作的人容易受教科书的讲述方式影响，总要拉开架势，方方面面都罗列，结果反而淹没了自己的观点与发现。其实学术论文不能等同于教科书式的通论，一般常识性的内容不必罗列，必须突出创新点并加于充分论证。例如，当代作家汪曾祺有许多人研究过了，再以他为研究对象，就必须某些方面有新的见解，不能重复学术界既有的一般结论。如《试论汪曾祺的传统性》（吴宇宏）就突出“传统性”这一方面的论述，有些属于文学史知识的内容，也是一笔带过，不加展开，笔墨重点放到关于传统性的几个层面的解释上，包括仁爱之心，韵白之美，民风余韵，水气阴柔，乐感精神，每一个层面都紧扣着“传统性”展开论析。这样，创新的见解就很突出，超越了以往同类研究。所以在酝酿观点，形成思路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如何把创新的见解，或者阐释问题的新的角度突出起来，整个构思要逐步收拢，放弃那些常识性的一般化的介绍，要让读者明白你的研究创新点和突破点在那里。

（三）要有理论的提升。除了纯粹资料性的论文，一般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论文写作都要求有理论的分析和概括，而不是就事论事，罗列组合一般的作家生平、时代背景、作品情节或文学史常识。常常见到有些同学写论文已经准备了许多材料，也有一些思考，但写起来感到很平淡，没有多少话好说，或者有些观点提出后不会深入论证，这就是缺少理论的提升。理论分析能力当然不是短时间可以养成，但写作过程也应当是提升理论能力的机会。我们可以带着问题去寻求合适的理论。写不下去了，问题难于解释，不妨先放一放，问问老师，寻找和学习某些理论方法，一当找到了适合的理论，就会豁然开朗，文章的思路结构也可能出来了。例如《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吴晓东），所讨论的“人称”与 “视角”问题，一般读者也都会注意到，但其中丰富的形式意义，不加于深掘和解释，又是不容易发现的。一些感觉到的问题，不提到理论的层面，可能终究说不清楚。该文作者可能是先接触到w.c.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理论，也可能是先对鲁迅小说的叙事特色有感触，带着这个问题去读布斯的理论。不管那种情况，论文作者都是注重将作品阅读中发现的问题做理论的解释和提升，所以这篇文章有见解，有理论品格。我们在强调理论提升的同时，应当注意防止机械地拿某种新理论去套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地选择必须适合研究对象，不要喧宾夺主，不要为了标明自己在用某种新鲜理论，而不惜把研究对象当作“证明”理论的“材料”。常常见到有些文章理论架势很大，很新潮，但内容单薄，不过是观点加例子。这种文风不值得提倡。

（四）注重研究的历史感与审美感。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是文学的学科，又是历史的学科，是两者的统一。文学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理论，也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批评或文学赏析，所以要讲求历史的分寸感，同时有审美的意味。这些年有许多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文章，着重点不在文学，甚至完全不再顾及文学，而是把文学史作为文化史、思想史的印证材料，文学性的东西被忽略了。作为个人的选择，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那未可厚非。但思想史或文化史的研究，其内容范式都不完全等同于文学史，也不能够代替文学史研究。做文学史的论文，应当注重文学的、审美的因素。还有，讨论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社团流派、事件论争，都应当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要有辨证的知人论世的眼光。如郭沫若《女神》，《理解路翎》（陈阳春），其研究对象路翎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史现象，过去的评论有很大的分歧。如果完全不考虑路翎作品的生成背景，以今天的流行审美标准来要求路翎，可能就不理解路翎的生涩与反叛。该文把路翎审美追求中的“偏执”，其有意反抗现实主义的挑战，及其创作得失都放到历史的场景中重新做出评价，从而获得新的理解，连“生涩”也有了特定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没有脱离文学研究注重审美分析的要义，又比较有历史分寸感，有说服力。学术论文写作是综合能力的训练，很难依照什么条条，就可以操作，所有提示与建议，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践去摸索体验。

苏俄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篇二

大多数国人对俄国经典文学并不陌生，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部分作品甚至被广大学生集体背诵过。但是说到俄罗斯当代作家，却鲜有人知。

8月的上海书展来了位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波波夫，他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莫斯科佬》（贝文力译）、《伊杰娅》（李宏梅译）、《火红色的猴子》（张鸿瑜译）。波波夫1957年出生于哈尔科夫（今属乌克兰），父亲是乌克兰人，从小在俄罗斯文化环境下长大，热爱乌克兰同时也痛心于乌克兰，身处于俄-乌对话的冲突中，他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莫斯科佬》一书，讲了个“继承者”的故事，不过这个“继承者”是位步入中年的糟糕“大叔”，身份是莫斯科建筑大亨的弟弟。

《莫斯科佬》作为俄罗斯当代文学代表作之一，它的汉译本的面世同时也向中国读者抛出个问题：什么是俄罗斯当代文学？

围绕着这样的问题，9月26日一场集结了多位俄罗斯文学、历史专家学者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译介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中俄文学何时脱节了？

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曾一度与俄国文学密切联系，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与俄国人文脱节了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认为，这应该追溯到前苏联时期，从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关键，“正是由于那段历史，我们和前苏联地区的文化和发展几乎完全脱节，只是通过非常有限的渠道，以及后来的补课，才可以大体捕捉到脉络。但是这一段文化交往的缺位，带来了很多偏差。尽管1990年代中期之后反弹得很快，但是大家还是能感觉到和上世纪五十年代不一样。五十年代中俄恢复关系之后，两国以精英作为交往的载体，九十年代以后，从事边贸的以及一些商人冲在第一线，那时候的交往质量完全不一样。随着国家发展，关系不断深化和提升，同时交往的参与者的水准也不断提升。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鸿沟，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更多，相比而言与在人文方面的发展不成比例。”

冯绍雷引用了一位研究者的观点，认为那些计算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比不上人文研究，“因为人文研究是穿透人的心灵的。相反关于苏联解体大家都没有预判，倒是人文研究的领域把话说得更接近于这种领域，正是因为人文研究有这样一种特点，不光是功能，而且它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它把问题看得更深更透更远。” 当下的俄罗斯文学是怎样的？

关注社会，是俄罗斯文学很突出的特点，体现于表现这个社会、干预这个社会，所以作品本身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以小说《莫斯科佬》为例，看似好像是一个侦探小说，但是这只是一个切入点，人情在书写俄罗斯历史时段里得到展示，之后就是作者领路进行的深入思考。

而当下的俄罗斯社会生活是怎样的？投射到文学又是怎样的？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现在的中青年作家有的虽然在本国已经功成名就，但是在中国知晓度还是很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称，很多人跟他谈法国、日本、德国文学今天是怎么样的，却很少有人提俄国文学怎么样。他认为，对俄罗斯文坛现状的无知也流露出了，我们包括普通中国人，对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生活状态的无知。苏联解体后的25年，他们经历了什么？

郑体武指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当代文坛大体上呈现出转型的特征，这种转型指的是思想上、创作方法的特征，这也是很大的题目。凡是历史上的文学转型期，往往一个人身兼多职。像鲁迅时期的很多文人既是学者也是翻译家，转型时期往往会这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都体现了文体综合性和体裁的综合性，现在中国文学上比较流行写流水帐，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当代文坛也有。日记承载了比传统日记更多的功能，表面是日记实际上是杂糅的创作方式。

郑体武对于从外部角度观察当代俄罗斯文坛，给出了途径和角度：“需要把握俄罗斯文学的国家与文学这样的特殊关系上的角度。俄罗斯文学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学都不一样，就是因为俄罗斯文学和国家的关系非常特殊、非常复杂，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家、诗人、学者，都赞成这样的说法，因此研究观察俄罗斯文学，仅仅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是不足的，尽管这一个角度我们花一辈子研究可能都不够。俄罗斯人有两极性，一方面他们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渴望有一个沙皇这样的人来领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俄罗斯历史、自然等等方面，他们也是天然无政治。俄罗斯双头鹰的形象，一边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边是国家主义者。”

“如果我们强调了自由主义的角度，俄罗斯文学受国家干预太多了，甚至普希金的作品不能幸免，但是有没有仔细想过，他为什么和国家之间有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因为俄罗斯的性格。俄罗斯的民族特点，非常重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俄罗斯任何时候都可以大行其道，就是因为俄罗斯本身性格讲文以载道，文学不是你纯粹的文学，文学要承担很多很多的功能。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讲，国家认为文章乃精国之伟业，乃不朽之盛事。国家当然有责任关心文学，从这角度看苏联解体以后，这个传统没有泯灭。”

郑体武举例子，今年4月，第二次俄罗斯国家文学大会上有意见认为俄罗斯语言文化的现状已经到了国家非关心不可的时候了，并称：“现在年轻人讲的俄语，已经不是俄语语音了，听上去像英语，甚至电视台主持人讲话都不像标准的俄语，经常把外来词拿过来。思维也已经都西化了，尤其是年轻人思维都西化了，不是俄语思维而是西方英国式思维。”该意见还指出，“青少年在求学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国家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全社会的责任，作家有责任，出版社有责任，教师有责任，甚至新闻记者都有责任，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也有责任。” 对于俄罗斯当代文学不景气的说法，郑体武提出新的角度，他介绍说俄罗斯现在有文学奖项374种，其中有政府性质的也有地方性质的，多是民间行为，由各种基金会设立，奖金少则几千美金，多则上十万美金。此外俄罗斯现在的文学期刊繁杂，但大多印数只有两三千，有些时候是求寡头资助才得以存活。郑体武认为文学确实也是全民关注的事业，俄罗斯文学的现状是好是坏，他不急于下判断。中国俄侨文学研究看到什么？

俄罗斯文学，是由所谓主流文学与地下文学，以及俄罗斯境内和境外的文学，组合而成的。其中，侨民文学也是非常重要组成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王亚民是这方面的专家，她回忆道，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关注在华俄侨，最早的研究文章是1992年开始的，至今24年。她将这24年梳理称三个阶段：一个是1992年-2001年作为起步阶段，2002-2009年系发展的阶段，2010年-2023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王亚民指出，24年来的整体刊发量还是特别少的，仅有114篇研究，群体和受众也有限，其中有历史断层的原因。

王亚民的另外一个研究是中国俄侨文学属性的问题，到底是俄罗斯文学还是中国文学？她称现在已经把它纳入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不仅仅是俄罗斯这块，还把日系纳入进来，她解释称“这与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系”。

同时王亚民指出如今的侨民文学研究问题还是很多：

“一是我们对邻居关注不够。从俄侨文学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刚好可以作证这一点，而且研究成果不丰富。另外研究质量不高，就是主题研究多，其他艺术性、思想性的几乎不涉及。第三，是研究视野不开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就文学而进行文学研究。你想我们实际上跨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而且俄罗斯侨民文学不止我们在研究，还有法国、巴黎、美国也在做，我们做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第四，是批评和争鸣根本没有形成有效对话，我们还是在自己小圈子里面讨论，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各自为政。

苏俄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篇三

俄侨诗人的“中国声调”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英男

20世纪20-30年代是旅居中国的俄侨社团的全盛时期。据原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阿勃尔

1金（又名阿瓦林）统计，30年代初仅东北地区就有26万俄罗斯侨民。俄侨社团的社会生活非常活跃，与其他外侨社团相比，表现了较突出的文学爱好和文学创作倾向。其中诗歌创作所

2占比重相当大，1918年—1947年间共出版了近180部诗集和难以统计的大量的零散诗作。难怪美国学者克雷德认为：“中国俄侨的文学创作成果足以构成一个富裕国家的不太贫乏的文学3遗产”。

俄侨如此重视文学和诗歌创作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从社会成份来看，俄侨当中知识分子的比例较大，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多数。“侨民社团总的文化程度超过俄罗斯革命4前的平均水平”。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中学教育侧重于人文学科，以语文课程为主课，为俄侨打下了较雄厚的文学底子。特别是19至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对广大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爱好起了导向作用。此外，“白银世纪”的强大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30年代，在“白银世纪”余波的熏陶和推动下，俄侨知识分子把尼·古米瘳夫、阿赫马托娃、勃洛克乃至早期的马雅可夫斯基等著名诗人立为自己的偶像，倾心于诗歌创作，并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们的风格、情趣和底蕴。

当然，俄侨诗歌不能说全部是模仿性的。俄侨诗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立足于自己的特殊经历，用他们特有的题材、情感和语言为俄罗斯侨民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我们评价中国俄侨诗歌创作的时候，一方面，正如b·阿格诺索夫教授所指出的，“不应扩

5大哈尔滨侨民文学对俄罗斯文化宏观发展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俄侨诗歌的文学价值和不可否认的艺术魅力。美国学者m·拉也夫提出，“由于俄侨社团在地理上的分散，俄侨诗歌大合唱以巴黎的声音为主调，还可以分辩出布拉格、柏林，或许还有哈尔滨等各6种不同的声调”。笔者认为，“俄侨诗歌大合唱”中出现别具一格的“哈尔滨声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因素所造成：正是中国的氛围、中国的意境和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哈尔滨俄侨诗人的创作特色，因此，所谓“哈尔滨声调”实际上可称为“中国声调”。

“中国声调”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与中国生活相关的专门词语（包括词汇学中所称的“异国词语”--варваризмы）。翻开俄侨诗歌集，诸如：будда（佛）、кумирня（庙）、лама（喇嘛）、мандарин（官吏）、паланкин（花轿）、лотос（荷花）、бамбук（竹子）、джонка（舢舨）、иероглиф（象形文字）等词语比比皆是，其中还有不少是直接来自汉语的外来语，如：чай（茶）、гаолян（高粱）、тайфун（台风）、фанза（房子）、кан（炕）、рикша（人力车）等。这种词语的复现率大大超过了俄语中的通常情况。此外，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边境地区，中俄居民频繁交往的地方曾出现以大量吸收汉语词语为标志的一种俄语方言，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哈尔滨俄侨诗歌中被用作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段。例如：

--а сабля, гляди на ем...– золотая!--瞧，他佩带的长剑...是黄金做的!знать, чин охвицерский...这可是个大官呀!12参看b·阿瓦林：《“独立”的满州》，第9页, [俄]党内出版社 1932年版。

统计数字参看《中国俄侨诗歌》，第5页，b·克雷德、o·巴基奇主编，莫斯科《时代》出版社，2001年版。3 同上，第6页。4 同上，第8页。5 b·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第54页，“特拉-运动”出版社，莫斯科1998年版。6 m·拉也夫：《海外俄罗斯：1919-1939年俄侨文化史》，第147页，“进步-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94年版。--кан-ка пуе!

--不要乱动!h·斯维特洛夫（николай светлов）《在街头》中国的环境使俄侨诗人联想翩翩，产生新颖、优美的形象语言。中国是铜、瓷之国，诗人们就时常以铜、瓷作比喻。k·巴图林（кирилл батурин）写道：“杏树开花时，天穹如兰瓷”。л·叶辛（леонид ещин）把自己的声音比作铜锣，把月光描绘成“古铜色”的。中国人最喜爱的黄色，也常用来做比喻的，诸如：“黄色的晚霞”、“我那黄皮肤的故乡河”、“黄眼睛的阴森森的黑夜”、“晚霞般的金黄色的姑娘”等等。中国被俄侨诗人称为“黄色国度”，中国人是“温顺的黄种人”。植根于中国文化现象的生动比喻还可以列举很多：“象佛像一样，缄默、沉静”（a·阿恰伊尔 – алексей ачаир），“月光用黑墨在地上作画”（k·巴图林），星座在天上“画出自己的形象字”（e·拉欽斯卡娅 – елизавета рачинская）。m·沃林（михаил волин）把西下的太阳视为“徐徐熄灭的龙的火眼”，阿恰伊尔则把渐渐笼罩天空的夜色别出心裁地比作“越擀越大的满州大饼”。

同一个历史文化现象折射于诗人的内心世界，产生不同的文学效应。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还经常采用斩首示众的刑罚。a·涅斯米也洛夫（арсений несмелов）在《中国画册》组诗中对车马店墙外插在竹竿上的土匪（红胡子）的头颅作了现实主义的仔细写照，又添加了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结束语：

и шептал любопытным труп: 死尸向围观的人们发出嘘嘘的声音： «берегитесь!..пришла холера».“你们要担心！...霍乱正在蔓延”。

b·别列列申（валерий перелешин）基于同样的现实，萌发出另一种令人心寒的联想，把俄侨比拟为“永生不死的俄罗斯被坎掉的头颅”（отрубленная голова неумирающей россии），生动地刻划了俄侨与祖国俄罗斯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也表达了诗人对俄侨命运的哀伤。

在题材方面，俄侨诗作的“中国特色”也十分醒目。有不少作品是以中国的山水、名胜古迹或农村风光为内容的，如：k·巴图林的《在路上》、m·维季（мария визи）的《中国风光》、《中国村庄》、bс·伊万诺夫（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的《黄昏》、a·涅斯米也洛夫的《在中国》、b·别列列申的《山海关》、《赴东陵》、《在碧云寺望北京》等等。也有以观赏中国艺术作品为引线抒发情感的，如：m·谢尔巴科夫（михаил щербаков）的《中国的刺绣画》、m·科罗斯托维茨（мария коростовец）的《画册》等。还有献给心爱的中国姑娘的：h·斯维特洛夫的《献给苏州姑娘》、k·巴图林的《月亮》、《妞》，b·别列列申的《界限》、《南风》、《白霜红叶》等。另有大量诗作以中国的日常生活为内容，真切描绘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中国老百姓的情感世界。a·帕尔卡乌（александра паркау）的《阴历年》和h·斯维特洛夫的《中国的新年》展示了中国人民欢度春节的热烈气氛和多姿多彩的中国民间风俗；o·斯科彼钦科（ольга скопиченко）细笔刻画了上海里弄的生活场面（《上海偏僻的街区》）；m·维季以怀旧的情调展现了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对北京的怀念》）。

哈尔滨是俄侨最集中、文学创作最活跃的地方，在俄侨诗歌的题材中自然占据突出的地位。描述、歌颂哈尔滨的诗作颇多，并从内容和情调上有别于其他题材。例如：描绘上海时，诗人们注重于其大都市的风貌，把上海形容为“不知怜悯”的“虐待狂”、“残酷无情的城市”，强调城市与人之间的距离、乃至对立给人造成的孤独、迷惘和压抑感。与之相比，哈尔滨则呈现出充满人情味、温磬可爱的小城市氛围。俄侨女诗人e·拉欽斯卡娅指出：“哈尔滨的魅力在于她把大型文化中心的所有特征（……）与给人以温磬感的小地方色彩和井井有条的老式的纯俄罗斯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1。h·列兹尼科娃写道：“回忆在哈尔滨的岁月，没有一个俄侨不感到深深的感激之情。（……）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俄侨都没有产 1 e·拉欽斯卡娅：《生活的万花筒》，第121页，ymca-press出版社，巴黎1990年版。生象在哈尔滨那样的如同在家的感觉”1。这种情感恐怕是哈尔滨全体俄侨所共有的。a·帕尔卡乌挥泪告别哈尔滨时，写出充满激情的诗行：

ты столько раз в годины испытаний 多少次遇到艰苦考验，в смертельный час волнений и тревог 多少次面监生死难关，давал приют уставшим от скитаний 又每每是你

и душу русскую берег.为流浪失所的人提供了庇护，保佑了俄罗斯的灵魂。

в суровый век разгула и наживы 在这放荡不已、唯利是图的冷酷年代里，хранил, как клад, все то, чем дорожим, 是你把我们所珍惜、赖以生存的人生价值 чем ценен мир и люди в мире живы...当作宝藏，给以真心保护……

《去陌生的远方》

另一个女诗人e·达尔（елена даль）深情地写道：

и теперь ни от кого не скрою, 这可爱的城市征服了我的心，милым городом покорена, 现在我就要直截了当地声明： что мне стала родиной второю 庇护我的国家

приютившая меня страна.已经变成了我第二个祖国。《献给第二个祖国》

哈尔滨的俄式氛围有利于产生这种“第二个祖国”的感觉。俄侨诗人的作品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扎根于中国土地之后所发生的心态变化过程。特别是从未闻到过“故土芳香”的青年一代已经“辩不清哈尔滨与梁赞”（и·列斯纳娅 – ирина лесная），站在松花江畔，只能隐隐约约地想到涅瓦河。俄罗斯大地已渐渐地退入梦中，显得如此遥远，可望不可及，“如同缥缈的白烟”（л·哈茵德洛娃 – лидия хаиндрова）。从中国飘游到其他国家的俄侨对哈尔滨充满了依恋之情。年轻的爱玛·特拉赫腾别尔格（эмма трахтенберг）患上肺结核，被送往欧洲治疗，她的心却从比利牛斯山脚下飞向中国。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她执着地表示：“我的内心不会改变，我依然把中国称为祖国！”

忧患意识很重的涅斯米也洛夫非常关注俄侨的“小世界”与中国社会的“大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敏锐地觉察到“俄罗斯的哈尔滨”日末途穷的未来。《哈尔滨诗篇》、《老墓地》、《老毛子》、《墓志铭》等诗作表达了他对哈尔滨俄侨命运的深深忧虑和悲观预测：

и через сколько-то летящих лет

日光似箭，不知到哪一年，ни россиян, ни дач, ни храма – нет, 俄罗斯人连同他们的别墅和教堂销声匿迹，不复存在，и только память обо всем об этом 留下的只有记忆中的印象，да двадцать строк, 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оэтом.还有诗人这草草的字行。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结束了“俄罗斯哈尔滨”的黄金时代，许多俄侨纷纷离开，以逃避战乱。回顾往事，展望前途，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一生中的“哈尔滨时代已被舀干、饮尽”，历史递上新的一杯苦酒，不得不咽下（e·亚什诺夫--е.яшнов语），然而他们心中的哈尔滨会永远保存自己的引力和光彩。

哈尔滨的俄侨社团一直过着自我封闭的生活，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世界。俄侨中也确有不少人对社团以外的中国广大天地漠不关心，甚至自动排斥，表现出俄罗斯民族固有的优越感和大国主义。老俄侨列兹尼科娃后来不无遗憾地回忆道：“中国文化与我们在哈尔

2滨的几乎所有的人是擦肩而过的”。但是，这种提法也未免有些夸张。值得庆贺的是，俄侨 12 h·列兹尼科娃著：《俄侨的哈尔滨》载《新杂志》1988年第172-173期。

同上，第386页。知识分子、尤其是许多俄侨诗人能够认识到，在他们周围不仅仅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国。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哲学，特别是丰富多彩的古典文学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

正如别列列申提出的：“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并可以说把全部灵魂灌注于文字的人民，他

1所创造的诗歌如同无边无际的浩瀚大海”。不少俄侨诗人敢于在大海中探路，他们认真学习汉语，钻研中国历史、文学，并着手于中国古诗的翻译，成为中俄文化之间的桥梁。在他们的努力下，出版了若干部中国诗集（俄文译本）和大量的零散译作，使俄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

2个新的、即陌生又美丽的诗歌世界”。

中国的魅力是难以抵住的，华夏文化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俄侨诗人的心灵和作品之中。正如m·斯普尔戈特（михаил спургот）形容的那样：“老子的智慧海洋上一小片思想浪花足以引起我心中的台风，骤然令我心潮澎湃”。中国的历史人物、伟大的诗人和不朽的古典作品成为诗人灵感的源泉。《杨贵妃》、《李太白》、《独鹤》、《汪浩之花》、《元朝皇帝之诗》、《食日大龙》等独有特色的诗篇相继问世，把中国的古典题材和文学情调引入俄罗斯诗歌之中，其开拓意义不言而语。应该指出，这些作品不是中国名著的翻版，而是原基础上的创新，通过俄罗斯诗人的眼光，再现了中国的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的情节，并添加了许多新的色彩和内涵。女诗人ю·克鲁曾什特恩·别捷列兹（юстина крузенштерн-петерец）在《杨贵妃》一诗中转述《长恨歌》的故事时，改变笔调，突出了杨贵妃的形象及其爱情悲剧。在《李太白》一诗中，诗人笔下的李白增加了几分俄罗斯人特有的豪爽、放纵和对自由的挚爱。б·沃科夫（борис волков）在题为《食日大龙》的长篇诗中，以崔颢和李颀的诗句为引子，利用边塞诗的格调和俄罗斯诗歌的传统韵律，塑造折戟沉沙、全军覆没的悲状场面，表达了战士在悲哀绝望之中思念情人的强烈心情。

中国文化不仅对俄侨诗歌的题材，也对其意境和格调产生了深层的影响。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应是别列列申的作品。别列列申曾经翻译过《道德经》、唐诗等，对中国的文学、文化独具只眼，怀有深厚的情感。他把中国称为“温柔的继母”、“第二个祖国”，在1953年所著的《来自遥远》一诗中写道：“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啊！我安然坚持一个朴素的信念：在我离世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回归中国”。在这位多产诗人的遗作中，《模仿汉语》一诗全部用俄语单音节词汇写成，体现了对中国单音节古诗的迷恋。《桥上》仿照古诗的结构、情调，写景写情，景情结合，引出简明、深刻的哲理。《中海》以描绘中海的景色为主线，表达了对人间天堂的向往。《最后一枝荷花》颂扬了北海深秋中的荷花：

торжественная тишь

隆重的静默

над мертвыми стеблями.笼罩着枯死的莲杆。последний лотос лишь 唯有最后一枝荷花

один воздет, как знамя.高高挺立，活象一帜战旗。

стой.и не бойся ран.愿你挺身站立，不要惧怕创伤。стой, гордый и отвесный, 愿你自豪地站立，直如悬崖，как древний великан, 象古代的巨人

держащий круг небесный!顶着天穹和太阳！

引人注意的是“荷花颂”这个中国的传统题材，经俄罗斯诗人发挥，把原来形容纯洁、高尚、一尘不染的荷花转变成坚强、勇敢的象征，并引发作者对自己作为“最后一个自由歌手”的哀叹。

俄侨诗人大都有各自的坎坷经历，曾被历史风暴卷入、裹挟，背井离乡，漂游异国，心 12 《圆扇歌》，第1页，b·别列列申编译，“播种”出版社，1970年版。《俄罗斯杂记》1939年第14期评论。底里隐藏着难以倾诉的创伤和痛苦：“我们来自被大火吞噬的故乡，浑身醺透了烟的苦味”（б·沃尔科夫）。在国外的“青年时代全部在贫困中度过，想方设法给自己糊口，又要为家人寻找养生之计”。（m·科洛索娃--марианна колосова）。这种“侨民的倦累、侨民的辛酸”如何才能摆脱呢？有些人心中产生了“假如我能改变命运……”的念头，诗人们也对这种想法作了各自不同的解答：有人表示愿意当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农妇，有人以为“森林中的生活会更简单一些”，也有人幻想脱胎换骨，完全融入于中国社会，以获得心灵的安宁：

не раз задумывался я 我不至一次地想到，уйти в далекие края, 要离去、躲进偏僻的乡区，и в фанзе поселиться там, 住进中国农舍，где(...)кана под окном тепло.来享受（……）热炕的温暖。на скользкую циновку сесть, 坐在平滑的凉席上，свинину палочками есть 提起筷子、夹起猪肉，и чаем горьким запивать;把苦涩的绿茶慢慢地送进口。потом курить и рисовать, 饭后抽烟、作画，писать на шелке письмена – 在绸绢上练习书法。и станет жизнь моя ясна, 愿我的生活象汉字一样，ясна, как сами письмена.变得清晰如画。

б·贝塔（борис бета）《满州诗篇》

别列列申也表达过类似的心愿：

я б родился в городе южном – 我想投胎到南方城市，баошане или чэнду 或者宝山或者成都，в именитом, степенном, дружном 出生在一个规规矩矩的名门大族，многодетном старом роду 一个团结、和睦、多子多孙的大家庭中。

这种希望当然无法成真，但从中可以看到俄侨诗人对中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认可和接受，甚至有一定程度的羡慕感。

乱中求静的心态驱使一些诗人对佛教信念产生兴趣。b·杨科夫斯卡娅（виктория янковская）写出《佛山》、《佛像与我》等一组以同佛像对话为内容的诗篇，向大佛探讨人生的秘诀，所得的教诲是：“人生如同沙滩上的沙粒，岁岁月月充满了悲欢与坎坷”，唯独肉眼不可识别的永恒才没有虚无缥缈的本质。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引导之下，诗人寻求“融入于青水蓝天”的感觉，力图忘怯痛苦、忘怯一切，在失去自我中建立新的自我，把“人间泰安”立为意愿的极限。

把自己比作“受伤的野兽”的б·沃尔科夫在北京东正教使团所在地北关写出绝望的《日末途穷》一诗，向东正教的上帝宣告：“我现在什么也不相信，也不愿去采集你的花朵。”日后，他流荡于华北地区，来到深山古庙，在老僧的开导下，悟出新的人生之路：“在纷乱交错的道路上盲目徘徊，左右碰壁，不料之中，找到早已被忘却的路径，便在夕阳的光照下，踏着磨损的石板，终于来到这永恒松林的怀抱。”

“静”也是别列列申诗歌中的关键词。在北京的中海、碧云寺、杭州的湖心亭、河北的山海关……，他到处在寻觅安逸、幽静，把“静”定为终身追求的目标：“这似花似锦的幽静是我梦寐以求的奖赏”。“静”是人世上的恶、乱、烦的对立面，诗人背着“人间的悲痛和耻辱”，走到北京那些静谧的湖畔，象孩子扑向母亲的怀抱一样，把这沉重的负担投进“宽容一切的玉渊”。通过这些例证，可以看到，“静”、“安”等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被俄侨诗人接受，丰富了诗歌的意蕴。

“中国声调”还包涵着诗人深层的中国观。概括而言，俄侨诗人的中国观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将中国的人、物、景当作美学对相加以观赏和赞颂。其中的“人”大多为皇帝、公 5 主、僧侣、美女等想象中的优美形象；“物”为楼台亭阁、宝塔寺庙、香炉、古画之类；景的描写刻画田园式的安宁或神秘、诱人的异国风光：

над зеленым каналом 绿茵茵的运河，и над рощей бамбука 静悄悄的竹林，в небе сонном и алом 红彤彤的天空，ни дыханья, ни звука.屏住呼吸，在默默地沉睡。m·维季《中国的景色》

отсюда так прекрасны вдалеке 远处的景色多么秀丽，минувших лет немые очевидцы – 睡梦中的岛上楼阁，и сонный павильон на островке, 皇后遗留的古老的船舶……

и древняя ладь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啊，这都是默默的历史见证！b·别列列申《中海》

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景物，在诗人眼里也披上了美学色彩：“你看这景色有多美：停靠在小岛上的渔船象一串串的葡萄，紧紧地贴在一起”（a·阿恰伊尔）。这种美化现实的趋向带有h·古米廖夫等高峰派诗人追求异国情调的印迹和“白银世纪”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

第二种趋向则遵循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在诗歌中努力塑造活生生的中国现实。这里的“人”，有菜农、苦力、人力车夫、流浪儿等；“物”，有村庄、饭馆、渡船、马车等等；景的描写力图真实、细腻，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купец-китаец едет на ослице.中国商人骑着疲惫的母驴赶路。за ним с кнутом бежит погонщик стройный, 细瘦的车夫手里拿着长鞭，держась за хвост ослицы утомленной, 抓住驴尾巴紧跟在后面，напев твердит сонливо-монотонный.嘴边哼哼叽叽地唱着单调的旋律。в его косе вплетен шнурочек белый – 他的辫子系着白布条，знак траура по близком человеке(...).为去世的亲人表示哀悼。b·马尔特《在付家店》

此类现实主义作品大都以同情、怜悯的笔调塑造了中国的苦力、船工、人力车夫、贫穷农民等下层老百姓形象，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关注“小人物”的传统。典型作品有a·涅斯米也洛夫的《菜畦》、b·马尔特（венедикт март）的《三个灵魂》、《小母指》、и·奥尔洛娃（изида орлова）的《来福》等。

从理想主义的视角去寻索“中国神话”或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反映中国的实际，这两种趋向代表了俄侨中国观的内部张力和矛盾的对立。随着俄侨与中国生活的逐步贴近，“中国神话”开始渐渐涣散，被较为现实的态度所取代。a·谢列布连尼科娃（александра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а）在《中国歌谣》中风趣地叙述了这种从“神秘”、“古怪”到习以为常的中国观的变化。

30-40年代，俄侨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民一道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战祸，加深了对中国的感情。一些诗作以悲剧性的口吻记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可怜的中国少年倒在地上，“赤身裸体僵死在街头，没有棺材，没有坟墓，没有留名……”（a·帕尔卡乌）。面对哈尔滨和上海的陷落，阿恰伊尔发出悲愤的呐喊：“啊，亚细亚，我可怜的黄种朋友，你已陷入火海之中！”现实中的战火吞没了“神话般的中国”，即便那些竭力寻求“被遗忘的神话”的诗人也不得不承认：“面对流血成河的时代，我们不懂得神话，也没有神话般的梦境”。（o·斯科彼钦科 – ольга скопиченко）

中国的文明与野蛮是诗人们常思考的另一个矛盾的对立。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将灿烂的历史遗产与当代的贫穷落后集中于一身，让人看到“最古老的文化，最古老的僻壤”（亚什诺夫）。对中国的这种两面性应该如何看待呢？有些作品反映的是中国落后的一面，认为即使在 6 现代大都市的面罩之下，也会露出“半野蛮”的东方真相，雅片馆前的“血红色的灯笼”“几千年来不停地在召唤”。但是，更多的作品注重刻画的是中国古老、智慧的形象，用充满诗意的夸张手法把中华民族的历史起源与“威力无比的大龙在空中自由飞翔”的神话时代连在一起。在中国的国土上，诗人们深切体会到历史的延续性：“皇宫的大桥珍藏着千年的传说”（巴图林）；东陵的古松飒飒地发出“百年之声”（别列列申）。a·涅斯米也洛夫眼中的中国就象农夫和他的老黄牛一样——几千年来眼朝下，抵着头，一直在顽强地向前行走。

黄牛的步伐是缓慢的，中国大地上历史的流速也似乎停滞不前。俄侨诗人经常把“中国”与“永恒”相连结，但中国的永恒是“徐缓的”、“一动不动的”：北京，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多少个世纪在你的头上络绎不绝地掠过，你可依然在沉睡不动！”——这是科罗斯托维茨发出的感叹。

中国的沉睡果真是“永恒”的吗？当中国这个“睡狮”苏醒之后，对西方是福还是祸？不同的答案反映了俄侨诗人不同的东西方观。东西方的对立与交叉问题在俄罗斯的文化心态及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同：提起东方，就必然想到蒙古统治时期，想到成吉斯汗、忽必烈、拔都汗……俄侨诗人也按照这个思路，常提到成吉斯汗的名字。o·斯科彼钦科登上北海的白塔，想到成吉斯汗曾在这里祈祷，遥望千里之外的斯拉夫大地，尔后阵亡，战死在草原上（《北京》）。这种想象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但从民族记忆的角度来说，它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此，诗人笔下的成吉斯汗不过是一个象征性形象，代表了与白塔佛像的永恒相对立的昙花一现的人间荣华。

身在中国，俄侨诗人对俄罗斯与东方血肉相连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如，b·罗吉诺夫（василий логинов）有这样几行诗：

россия – сфинкс.и от ее очей, 俄罗斯是斯芬克司。她的目光，от каменных очей, так сердце пьяно!她那石雕般的目光，令我心醉如狂！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е орды чингисхана...成吉斯汗铁军的隆重步态…… китай...монголия...и желтизна степей...中国……蒙古……

还有那金黄色的草原……

《学者》

骑马奔驰在蒙古草原上，诗人体察到自己的血管中也有东方的血液，确认成吉斯汗是自己的祖先，并对俄罗斯民族的东方渊源有了清楚的认识：

годы не могут отчерпать из крови 岁月的流逝不能从我们的血液中 влитую азией в сердце струю, 冲走亚洲所灌进的强流。и над глазами раскосыми – брови 斯拉夫大地上常能见到 часто чернеют в славянском краю.黑眉下细长的东方眼睛。

в·杨科夫斯卡娅《来自同一个篝火》

俄侨诗人亚什诺夫一生中走遍了亚洲许多国家，对东方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亚洲和中国的前途产生无限的希望。在他的心目中，亚洲是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发源地，必定能给欧洲带来新的创造精神。在献给亚细亚的一首诗中，他宣称：

чувствую я, из европы беглец, 我是欧洲的后代，отпрыск культуры постылой, 却厌恶欧洲文化，逃离欧洲，в гаме верблюдов, коней и овец 在这骆驼、马匹和羊群的喧闹中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е силы.体察着你的潜在力量。

(......)

вижу, мужает скуластый творец.你看，颧骨凸起的创造者在茁壮成长。

жатва – на западе, в азии – жнец!西方的庄稼必将由亚洲人去收割！

这种强调中西文化交融、突出东方地位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欧亚主义印迹。据哈尔滨诗人 7 b·斯洛勃德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лободчиков）介绍，欧亚主义在俄侨知识分子中曾经确实有一定影响。然而，另一些作品使我们感到b·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影响。如：m·沃林在《中国诗篇》描述黄昏时渡河的情景，他听到船夫呻吟般的歌声，觉得其中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力量和威胁：

нас мильоны, похожих, единых, 我们是千千万万，相貌相似，团结如一，с желтым телом и сердцем, как медь, 黄色的驱体，红铜般的心。мы когда-нибудь хлынем лавиной, 时日一到，我们变成洪流，приносящей мгновенную смерть.刹那间冲毁一切。

подожди, мы еще не проснулись, 等着吧，我们尚未苏醒，подожди, наше время придет.等着吧，我们的日子必将来临。мы, как пчелы, закрытые в улей, 我们象关入蜂房中的蜜蜂，копим мщения сладостный мед!一点一滴地积攒着复仇的甜蜜！

在这里，沃林显然是占在“纯欧洲”立场上讲话的，然而，我觉得，诗人的中国观不能简单地用“黄祸论”等政治术语来概述的。同一个沃林在同名的另一篇诗中对中国的觉醒表示深信不疑。他把中国比做“在暖洋洋的泥泞中暂且熟睡的雄牛”，并预言，时日一到，这头雄牛会猛然起立，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使拜占庭的十字架弯曲变形，使摩天大楼摇摇欲坠”。

在中国最黑暗、最危机的时刻，俄侨诗人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了坚定不移的信心。常年旅居巴黎的著名歌手、诗人a·维尔金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тинский）来华访问演出，1937年写出题为《中国》的一首诗。“于无声处”，他敏锐地发现在中国貌似顺服的微笑之下，“远方的闪电在悄悄地沉睡。总有一天，暴风雨会来临，大地会震动起来，发出吼声，打破神圣的陵墓几百年来所保持的沉默”1。

同一年4月，亚什诺夫也写下一首诗中预言中国的美好未来：

как тень пройдут враги.敌人会象黑影一样，一晃而过。и золоту из-за запретных стен 金光闪闪的紫金城，вновь улыбнется май.会重新看到五月的微笑。

все в мире суета и тлен, 芸芸众生最终统统变成灰烬，недвижим лишь китай.唯有中国依然如故，安如泰山。

相信这些铿锵有力的诗句一定会在华夏子孙的心灵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使我们确确实实地感到，中国俄侨诗人的优秀作品与我们是心连心的。

a·维尔金斯基著：《1916-1937年诗歌集》，勃罗诺夫斯卡娅出版社，上海1937年版。

苏俄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篇四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期末辅导

第一讲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与五四文学革命

1、为什么说文化机制的渐变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必要条件？ ① 洋务运动 ② 现代传播媒介 ③ 职业作家 ④ 受众队伍

2、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① 诗界革命 ② 文界革命 ③ 小说界革命 ④ 文明新戏 ⑤ 白话文运动

第二讲建国初期的文艺运动与共和国文学

1、共和国文艺是建立在怎样的历史基石上的？ ① 五四时期的萌芽 ② 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③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④ 左翼文艺运动 ⑤ 延安文艺运动

2、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在共和国的文艺范式建立中的作用。① 历史的修辞 ② 经典的阐释

③ 现实的再现与作家的立场 ④ 艺术的缺席

第三讲社会转型期的小说创作

1、为消解意义，先锋小说家采用了哪些反传统的写作手段？ ① 元虚构 ② 戏拟 ③ 空缺

④ 语言游戏

2、新写实小说的基本叙事特征。① 视点下沉 ② 零度叙事

③ 随机性和偶然性 ④平面化和零碎化

第四讲巴金创作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论巴金创作的风格变化。① 直面惨淡的人生 ② 革命的罗曼谛克 ③ 清醒冷静的批判 ④ 热情的歌手

2、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① 家庭小说 ③ 接受外来与继承传统 ② 人格的建构 ④ 雅俗共赏

具体内容

第一讲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

与五四文学革命

1、为什么说文化机制的渐变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必要条件？ ① 洋务运动 ② 现代传播媒介 ③ 职业作家 ④ 受众队伍

但是，在逐步殖民地化的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正逐渐地向工业文明转化，传统的、古老的社会形态，思想观念正在向着现代转变。这种现代化的进程呼唤着文学的变革，也必然孕育着文学的变革。晚清以来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历史性事件，从社会机制、文化观念以及物质形态上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①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对清政府内部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洋务运动的兴起。1860年之后，清政府在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影响倡导下，开始了以“自强”、“求富”（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中心的运动，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办了中国近代的机器工业，不仅在当时抵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策略使中国出现了一批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刺激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以及文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② 现代传播媒介社会政治经济机制的变化带来的是文化机制的变化。1857年，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六合丛谈》在上海创刊，1872年，中国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申报》创刊。满清王朝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表面上规定了给予臣民言论、著作、出版等自由。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也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与报刊同时发展着的是现代出版事业。从1904年起，出版重心已经转移到民营出版业。民营出版业受制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与大众的需求保持着联系，决定着现代出版业的大众性与平民化的民主特性。它给那些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自由的、理性的交往的空间，保证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现代性实现的机会。总之报刊繁荣引发的是报纸副刊与专门性文学杂志的出现，是近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这一切初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③ 职业作家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天津等现代都市的形成，随着租界的出现和外国教会、文化势力的入侵，中国出现了一部分自由撰稿的知识分子。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这既中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同时也去掉了他们的功名之累。1907年，新创办的《小说林》第一次公布稿酬标准，又标志着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这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障。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在科举仕进与入幕帮闲的传统道路之外，又有了以“思想”与“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新的选择的可能性。正是这些使中国的读书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的作家职业化，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也由此有了创作队伍的保证。

④ 受众队伍在报刊传媒繁荣、出版业平民化和自由的文学撰稿人队伍出现的同时，文学的接受机制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都市的出现和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人数不少的市民阶层，新式学堂的兴起培养了大批不同于传统的“读书”人。不断壮大的城市市民阶层连同新式学堂的学生，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受众队伍。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和报刊的繁荣，文人们的策论正逐渐变为报刊上的自由论述，小说的接受也开始由听说书人叙述表演的欣赏变成了阅读的理解。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悄悄地孕育着文学创作方式与文学接受方式的变更。

2、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

① 诗界革命 ② 文界革命 ③ 小说界革命 ④ 文明新戏 ⑤ 白话文运动

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晚清的诗坛毫无生气，为了诗歌的革新解放，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发动了诗界革命。

这场目标在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只“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诗界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新思想与旧形式的揉合杂拌为奋进目标的改革，当然结不出诗歌的硕果，也难于开一代诗风。后来，朱自清对这场运动作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总结，他说：“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既指出了“诗界革命”的失败之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对于五四新歌运动的影响

2、从报章文体到新文体桐城派古文标榜“清淡简朴”、“恶熟恶俗”，骈体文词藻华丽专求形式，八股文更是内容空洞、格式呆板。这些陈腐的散文，“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获创，无益于社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只能“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害甚于焚书坑儒”，“为中国锢禁文明之一大根源”（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近代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些文体的危害，同时也认识到统治者默认、提倡、推行这些文体的意图。黄遵宪在他的《杂感》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精力疲丹铅，虚荣逐冠盖；劳劳数行中，鼎鼎百年内。束发受书始，即已缚纽械；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所以他叹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希望世儒能改变“老死不知悔”的态度，跳出这种毁灭人材、束缚文学的圈子。

于是，黄遵宪、康有为等人曾提出过“适用于今、通行于俗”（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情深而文明”（康有为《味梨集序》）的改革设想。但这种设想并没在理论上得到更多的探讨。后来，在报章文体出现，“ 新文体 ”流行，梁启超才适时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的。

近代开埠之后，中国出现了具有现代传媒特点的报刊杂志。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改良派的政治家、宣传家掌握控制或新创办了许多报刊杂志，用以传播他们的政治改良主张。在这过程中，报章上的文体逐渐地发生着变化：从报章古文化到古文报章化，再到报章宣传鼓动化。所以“新文体”实际上也就是随着现代型报刊杂志的繁荣和政治改良运动兴起而出现的“报章文体”。最初应用“报章文体”这一名称并加以阐述的是1897年谭嗣同在《时务报》发表的《论报章文体》一文，但这时的谭嗣同并没具体的文体创新的自觉意识，只是说明报章所载的文章，可以突破传统观念的限制，以便于放言和宣传。

“新文体”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梁启超等人所办的《时务报》。

后来梁启超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所分析的“新文体”出现的原因和特点就是突破桐城古文的藩篱，把文体从“义理、考据、词章”中解放出来，以俗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笔锋常带情感，以增进对读者的感染力。所以说，所谓“文界革命”的主张是在“新文体”流行之后，才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

3、着意“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

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艺末，不能登大雅之堂。入近代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出于社会政治原因，把小说看成是启发民智的得力工具，是进行社会革命宣传的重要武器，大力提倡和鼓吹。于是创作兴盛，译著流行，小说理论的探讨也比较深入，从而使小说的观念有了彻底的更新。对传统小说观念最早的冲击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梁启超他们对旧小说的批判以及对新小说的肯定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但他们的目的却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要提高小说的地位，要改变旧小说腐坏的状况，就必须发动大政论家、仁人志士，发动进步的作家加入到小说作者的行列，把中国小说的控制权从旧文人那里夺回到革命者手中。因为小说要成为“新民”的工具，就必须用新的思想来代替旧小说里的“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以及 “妖巫狐鬼之思想”。使小说成为“新民”的工具实际上是梁启超小说革命的真正动机。

4、戏剧观念的更新和文明新戏的萌芽在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出于同样的“新民”目的，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等宣传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新传奇剧本。他注意到戏剧与小说一样也具有“启智” “新民” 的社会作用。比较系统地质疑传统观念，并提倡新的戏剧观念的是陈独秀。

5、力主“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观念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的现代化。所以，提倡“言文合一”，发起白话文运动也成为近代的文学改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一样，这场白话文运动发起者最早的指向并不是文学，而只是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看到“新民”的重要性，为使语言和文学从古老的文言文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发挥改革社会的作用，便更系统、更有力地宣传言文合一的主张。首先提出“言文合一”这一问题的是黄遵宪。

第二讲建国初期的文艺运动与共和国文学

1、共和国文艺是建立在怎样的历史基石上的？

① 五四时期的萌芽 ② 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③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④ 左翼文艺运动⑤ 延安文艺运动

① 五四时期的萌芽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同时，作为这一革命运动在文化领域的直接反映，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意识也开始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中产生。② 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之革命” ；11月，他发表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 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③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为了贯彻《讲话》的精神，建立一种切合革命实际需要的文艺范式，延安文艺界在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期间，集中地对王实味等人展开了严厉的批判。④ 左翼文艺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对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失望，加上毛泽东的《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左翼文学力量的努力，整个文艺界表现了普遍性的理解、靠拢左翼文学路线的趋向。在《讲话》的基本观点得到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左翼作家又进一步向国统区作家介绍并高度评价《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情况。⑤ 延安文艺运动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有100多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从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

2、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在共和国的文艺范式建立中的作用。

① 历史的修辞 ② 经典的阐释 ③ 现实的再现与作家的立场 ④ 艺术的缺席三次文艺批判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的初衷就在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他们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规范到主流意识形态上来，从而建立一种崭新的、符合《讲话》精神的共和国文学范式。对于不服从这种规范、有碍于共和国文学范式建立的胡风等人，最后当然只能采取政治的方式加以迅速解决。因此，了解三次文艺批判运动中的理论分歧，基本上可以看出共和国文学范式的一些主要规范；从三次文艺批判运动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基本上也可看出共和国文学范式的主要运作方式。

1、历史的修辞与经典的阐释人类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过往经验，不断借鉴过往经验的过程，因此，历史一直被当作客观的存在而始终受到人们的崇拜。在中国，历史描述的权利更是受到历代当政者和历代文人的重视。因为对历史的不同阐释，当政者和阐释者曾经有过无数次的较量。作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领导人，作为有过二十八年奋斗历史的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首先想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完全有利于共和国、有利于共产党历史的阐释规范，想进行的是引导作家把这种规范运用到描述历史、虚构历史中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证明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革命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历史的法则，同时也证明共和国诞生的合法性。就学术研究而言，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有其所长和所短，过分地强调或故意地贬低某种方法本身就不符合科学的精神。从发动者的政治意图看，对考证学的贬低是为了肃清胡适派的影响，为了贬低胡适研究的价值；对文艺学的肯定，强调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际则是为了确立主流文艺思想的正统地位，为了把主流观念贯彻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过程中，贯彻到整个意识形态中去。这种单以某种理论代替具体考证研究的结果，是后来以论代史的盛行，是文学研究与批评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逐步消失，以及服务政治的急功近利的出现。

2、现实的再现与作家的立场高扬“ 主观战斗精神 ” 是胡风文艺思想的精髓。在胡风看来，“主观战斗精神”就是作家对“生活的深入和胸怀的扩大”，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的认识。他强调主观对客观的“ 融合 ”“渗透”“拥入”“搏斗”“相生相克”，对象底生命被作家底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面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底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底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经过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底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也才是艺术创造的源泉。可以看出，在肯定“文艺是从生活产生出来的”和“文艺是反映生活的”这些大前提下，胡风更强调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凝结成浑然的艺术生命。胡风提出这样的主张的目的是为了匡正左翼文艺运动中经常出现的强调机械反映的客观主义和根据观念演绎作品的主观公式主义。

3、艺术缺席的文艺运动与批评总之，无论从发动者的意图还是从实际的运动过程或运动效果看，在这些名为文艺批判的运动中，惟一缺席的就是艺术。但正是这三场文艺批判运动，连同五十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完备的文学队伍的体制化管理体系，完备的文学期刊、报纸文学副刊和文学出版社的运行机制，以及适应国家意识形态需求的作家级别、薪俸、奖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共和国的文学范式、共和国文学的运行机制正式形成。因此，1956年l月 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了“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文艺界和科学界作报告时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他说，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同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明确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一切无不表明，中共中央和文艺界的领导也已认为，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共和国的文艺范式基本确立。第三讲社会转型期的小说创作

1、为消解意义，先锋小说家采用了哪些反传统的写作手段？ ① 元虚构 ② 戏拟 ③ 空缺 ④ 语言游戏

但先锋小说作家关心的只是故事的“形式”，他们把叙事本身看作审美对象，运用虚构、想像等手段，进行叙事方法的实验，有的并把实验本身，直接写进小说中。他们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为了让小说从过分追求社会功能的传统思维中解脱出来首先就必须消解小说的意义，削平小说的“深度模式”，也就是必须切断第二能指与第二所指的联系。因此，元虚构也就被先锋小说家广泛地采用。

元虚构也叫元叙事、元小说，它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小说的虚构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接受者明白，小说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作现实。这样，虚构在小说中也就获得了本体的意义。元虚构在先锋小说中所造成的侵扰叙事有时也表现为“ 短路 ”（或“切断”）。先锋小说家们为了制造侵扰叙事，还故意拆除真实与虚构界线，有时让幻觉侵入现实，有时用现实侵入想象。

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是“戏拟”。所谓“戏拟”，就是一开始故意模仿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颠覆这种方式。

先锋小说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的另一方式，是故意在小说中设置“空缺”。传统的小说在时间上是完整、明晰的，故事是有头有尾的，时间链条和因果链条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传统的小说总是阐释性的，它通过对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交代显示意义。而实验小说家则有意设置空缺（不是省略），使得小说的时间链条被打断。时间链条被打断之后，因果链条也因此而被打破，小说的意义也就无法被整合出来。

先锋小说家对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还在于通过纯粹的语言游戏进行反叙事的实验。作品彻底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每个句子、每一语段都让人看得懂，但整篇小说没有故事，没有内容，只是那些句子和语段的随意搭配，只是能指的自我指涉和相互指涉。

2、新写实小说的基本叙事特征。

① 视点下沉 ② 零度叙事③ 随机性和偶然性 ④平面化和零碎化

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文本特征，批评家陈晓明曾从五个方面概括为1．粗糙素朴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涵的生存状态，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2．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的统一。3．压制到 “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4．不具有理想化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5．尤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尴尬的生活情境。前者刻画出生活的某种绝对化状态；后者揭示生存的多样性特征，被客体力量支配的失重的生活（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这一总结道出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在叙述与故事两个方面的特征。如果纯粹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新写实小说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了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不同。

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视点产生了巨大的移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用理性关照一切，传统的叙述者大多采用的是高于生活、高于故事人物的视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以人类的导师自居，他们总是期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教科书。他们把自己与读者的关系看成牧师与信徒的关系，把自己与故事人物的关系认定为裁决者与竞赛者的关系。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在讲述故事时，总是夹杂着大量的非叙事话语，那怕是最具含蓄风格的文本，作家也会在整体上运用象征或隐喻等修辞性评论的方法显示自己的价值或情感取向。新写实小说的作家由于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也就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尺度，失去了情感天平的砝码，新写实小说的叙述也就只能是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只能是“零度状态”的叙述。在大部分新写实小说中，叙述者往往都是充当单纯的旁观者或书记官的角色，他不像传统小说的叙述者那样随意对故事人物作种种的心理分析，在客观、平静的叙述中也很少夹杂解释、说明、议论、抒情等非叙事话语，即便偶尔发表意见，多半也是采用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把自己的倾向或情感取向含混在故事人物的意识之中。这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家自觉的、有意采用的客观化叙述策略，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他们放弃理性、放弃理念之后无可奈何的叙述选择。从故事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要求小说中的任何情节、细节，都必须发挥一定的功能，承担不同的责任；要求作家根据第二能指的需求确定故事情节的取舍，根据因果链条的需要，组织情节的发展。所以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大都是一个具有因果承接关系的封闭性的艺术整体。其中总有一个主要人物或中心事件象一根红线贯穿作品的始终，且大都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但是在新写实小说中，由于拒绝意识形态阐释，由于缺少终极的价值指向，情节的发展往往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故事也大多以平面化零碎化的状态呈现，从而构成一种似乎是未经任何选择加工“生活流”或“叙事流”状态。不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追求叙事方式的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生活“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也就成为典型的新写实小说的“生活流”叙事特点。

第四讲巴金创作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论巴金创作的风格变化。

① 直面惨淡的人生 ② 革命的罗曼谛克③ 清醒冷静的批判 ④ 热情的歌手 ⑤ 沉郁苍凉的随想与反思

巴金的文艺思想、心理个性、以及文学素养决定了其创作在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热诚的感情色彩、悲郁的艺术氛围以及平易畅达的文学语言的个性特征。然而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巴金的创作风格在主导特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某些风格因素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直面惨淡人生的文学尝试

在巴金最初的文学尝试中，除《报复》、《悼橘宗一》、《伟大的殉道者》三首诗歌带有明显政治思想倾向和炽热抒情色彩之外，其余诗文均接近于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特色。巴金着力表现“被虐待者”“凄惨而哀婉”的哭声，或描写“插着一个草标儿”等待出卖的“丧家的小”或再现“ 受尽了人间一切的痛苦以后 ”的乞丐“倒在街心寂然地死”，或感叹犹如“一株被扎过了的梅花”“在盆里死了”的妇女一生的“寂寞”，大多体现出表同情于被压迫与被损害者的写实主义倾向。

2、追随时代的“革命的罗曼谛克”倾向从《灭亡》发表正式步入文坛到抗战爆发前夕是巴金创作的丰收期。以《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爱情的三部曲》、《海的梦》以及《家》这些中、长篇小说为主体，共同映现了巴金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阶段性特征，即讴歌理想，鼓吹革命，塑造和赞美英雄，抒发对旧社会、旧制度、旧礼教以及旧势力的愤激与批判之情。在这之前，巴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所以他虽然很不情愿地离开实际运动的阵营而不停地从事文学创作，但信仰的诱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使他难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的创造。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进入尾声，国民党当局的高压统治和无政府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化，使得巴金不得不面对自己已追求十年的理想即将最后破产的严酷现实。所以，这一阶段是巴金创作的丰收期，同时也是他思想上极为矛盾和苦闷的时期。

3、清醒冷静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创作中，巴金又从三十年对于革命理想的斗争生活的描绘恢复到二十年代初那种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注，从着力于英雄人格的构筑转向对普通人的生存关怀，宣传理想信仰和讲述英雄传奇开始让位于对普通日常生活琐屑和普通人物命运的描写。与此相适应，作者情感的传递不再以直抒渲泻为特征，作者观念的表达也不再以直接的非叙事话语为手段。促成巴金创作风格完成这一转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整个文坛的创作风尚看，许多作家在经历了抗战初期的爱国热情高涨，战争相持阶段的冷静思索，以及抗战后期对腐败、黑暗状况的愤怒与不平的情感路程之后，创作上都出现了冷静写实的共同特征。他们已不再浅层地描摹现实生活，也不再空洞地呼喊光明与胜利，而是向战时背景下的具体生活和各类社会关系，种种众生相作深层的掘进与思考。

4、契合新生意识形态的热情歌手

翻过1949年这历史性的一页，巴金的创作最明显的变化是此前那种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忧郁的笔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热烈明快充满乐观情绪的创作基调。转变后的巴金的创作特色也大致与五六十年代文坛上那种配合中心，赞美现实,带着几分真诚 ,几分应景的颂歌式文学时尚相一致。而频繁的社会活动，并非真正深入的参观与体验，以及免为其难地描写自己不甚熟悉的生活，也使得巴金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留下了貌似崇高热烈，实际上粗率空泛的时代印记。

5、沉郁苍凉的随想与反思

文革结束后，巴金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又恢复了三、四十年代创作中那种满蕴着忧国忧民情绪，猛烈地批判社会锢疾的个性特征。由于明确意识到“搁笔”的时日将至，而在连续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狂欢”，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民族浩劫之后，又面对着一个崭新的转型社会，巴金又多了不少新的困惑，新的担忧，新的不平。虽然他仍然执着于崇高与理想，仍然保持着英雄主义的乐观精神，但字里行间难免透露出阵阵的沉郁，几分的苍凉。在行文方面，巴金也寻回了属于“自我”的笔调,他的文风又恢复了三、四十年代的坦诚与炽热,返朴归真后的语言显得更为明白晓畅，空洞抽象的议论减少了，更多的是一个真诚老人心灵的表白。

2、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① 家庭小说 ② 人格的建构 ③ 接受外来与继承传统 ④ 雅俗共赏巴金的创作集中的映现了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传统家庭模式向现代家庭模式转换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变动中的家庭生活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切关注与独特思考。

在巴金有关家庭生活的一系列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具现代意义的是对于传统的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于现代家庭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思考。五四前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对封建的家族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巴金有关家庭问题的作品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现代家庭问题的理性思考的新文学传统，同时还具体而形象地使这种批判与思考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无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在文学创作中，巴金都极为注重人格的构成和人格的力量。巴金认为人格精神完全可以显示出一种超越思想或艺术的力量。

这种对人格的自觉关注，使得巴金的文学创作出现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主题，即通过对于畸形人格的批判与对于健全人格的探寻，为人们建构或展示一种理想的现代人格。在早期那些描写革命斗争生活的小说中，对社会革命和无政府主义信仰的热情并没影响巴金对于人格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巴金创作中更得传统小说精髓还在于情节结构方面。相对于西方小说而言中国古典小说动作性较强，它往往通过新奇的情节与富于动感事件来反映现实，吸引读者。而结构上的最明显特征是注意首尾完整，开始介绍人物情节的由来，结尾交代人物事件的结局，不管长篇短制，都要从头交代，有始有终。结构上的另一特征是一般按事件发生先后的时间顺序安排情节，井然有序；同时在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全局中的各部分往往具有相对独立的完整性。

因此完全有理由说，虽然作家本人一再强调外来文学的影响，但巴金并非一位纯粹西方化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传统的基因与外来的成分并存，西方文学的影响已被本土化，传统文学的基因也已被现代化。正是在这种继承与借鉴的辨证统一之中，巴金广采博取，综合创新，进而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巴金的大部分作品表现的是两个带有通俗文学特点的取材倾向。一是带有新闻性与时效性，贴近读者热切关注的一些时代话题和社会话题，二是贴近现实人生，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直接关注具体的世俗人生问题。除了贴近时代与社会，贴近现实人生，表现广大读者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之外，巴金还把读者能否接受作为衡量创作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因此，他特别注意语言的通俗性，尽量做到明白晓畅。他一般不大使用诘屈聱牙的字句或冷僻的词汇，笔下也很少出现生硬的方言行话或哗众取宠的外文。在表现形式方面，他特别注意情节的连贯性与完整性，经常采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故事吸引读者。

通俗文艺区别于高雅艺术的另一个标志在于其语义的明晰性。巴金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广为读者欢迎的早期小说一般也具有尖锐的二元对立，鲜明的爱憎感情。他早期作品中极少像觉新这种具有“二重人格”的中间人物，而一对对、一组组或一定系列的人物形象则始终保持着相互对照的关系。他们的思想性格截然不同，他们的命运似乎也不难预测，真善美和假丑恶由此而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与对照。巴金在创作中也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但他那种更多地带有类型描写而非典型塑造的人物形象，同样也体现了通俗作品的明晰性特点。巴金在创作时，也常常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法，但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念、意象或意境，一般都有相对稳定的所指。即使是借鉴、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短篇小说，也都体现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鲜明的思想倾向。从叙事方式看，巴金的作品大多由单一的叙述者的主导意识统辖叙事过程，同时通过穿插其间的解释、评论、抒发等非叙事性话语的补充，完善对人物与事件的叙述与评价，从而形成语义明白、系统一致的话语层面。

当然，尊重读者并非无原则地迎合读者。巴金所以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又没变成一位纯粹的通俗作家，就在于他始终强调作家的艺术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自觉坚持严肃的文学追求。他从不像某些通俗作家那样为获取报酬而一味地迎合读者，而是在照顾读者接受习惯与欣赏水平的同时，努力给人送去光明与力量以及积极向上的勇气。他以严肃作家的良知、真诚和责任感，去赢得广大读者的信任。

当然，巴金更强调的是生活、思想、感情与文学创作的密切关系。就主体意识而言，巴金是一位注重文学社会功用的作家；而就个性气质而言，他则又是一位单纯诚恳、敏感热情的诗人型作家。这使他成为现代文坛上少有的抒情歌手，使得他的作品洋溢着诗人般的炽热感情。但他把文学与生活、个人感情与笔下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自己整个生命融化在艺术创造之中。写作成了巴金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

正是这一切使巴金的创作弥补了由于考虑读者接受因素，尽量清晰与明了所可能带来的平淡和浅白，他的文体也由此显示出以思想为主干，以情愫为枝叶的独特风貌。而在浅显、明了的行文中，巴金也通过长句短句的安排，重叠、反复、排比、倒装等手法的应用，使自己的语言形成一种满蕴着情感波澜的内在节奏，从而使那平易的文字显示出特殊的诗意。

总而言之，艺术的良知和为读者考虑的自觉，使得巴金的创作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严肃的文学追求与通俗的表现方式相结合的一种成功的范例。巴金自由地出入于高雅与通俗之间，他的作品也产生了“雅俗共赏”的接受效果。完全有理由说，五四以来一直困扰着文学界的雅俗对峙问题，实际上在巴金的创作中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平时作业

1、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

答:近代文学改良运动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

2、从报章文体到新文体；

3、着意“营构人心”的小说界革命；

4、戏剧观念的更新和文明新戏的萌芽；

5、力主“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

6、独行者的文学批评与现代观念。

2、举例说明新写实小说的叙事特征。

例如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偏重写实，对中国农村情况与农民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但描写中时带现代主义的色彩，擅长心理分析。以各种人物灵魂的骚动展示人性的本相，从原始欲望出发探求人的命运。《狗日的粮食》这类作品关注最低的生活欲求，成为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再如方方的《风景》，新写实小说的作家在对待生活和人物方面放弃了理性或理念的关照，他们的小说也就不再显示叙述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方方的《风景》这部小说中，叙述者被设置为一名死者即那个夭折的幼婴，他宁静地观察自己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生活流水般地讲述他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的智力判断力、甚至人生的经验明显不如故事中的任何人物。当然，《风景》叙述者的安排是新写实小说中一个极端、特殊的个案，但哪怕在《烦恼人生》、《一地鸡毛》这些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觉叙述观点的作品中，读者也很难感觉到叙述者或隐含作者高于印家厚、高于小林的地方。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已经不再凭借理性或理念的力量站到高处，俯视生活、俯视人物，而是放弃自己的思想武装，解除作者的特权走进芸芸众生，用下沉的视点去观察生活，观察作品人物的一举一动。

有这两个典型的新写实小说的案例，总结出新写实小说的叙事特征是：

1．粗糙素朴的不明显包含文化蕴涵的生存状态，不含异质性的和特别富有想象力的生活之流。

2．简明扼要的没有多余描写成分的叙事，纯粹的

语言状态与纯粹的生活状态的统一。

3．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隐匿式的缺

席式的叙述。

4．不具有理想化的转变力量，完全淡化价值立场。

5．尤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

尴尬的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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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例说明先锋小说的叙事特征。

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和消解，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如马原的小说《叠纸鹤的三种方法》，涉及到了一桩刑事案件，但作者并没有谴责什么，也没有发人深省的议论。

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了旧有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元虚构、元叙事，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如马原的小说《虚构》，记叙其进入玛曲村的时间是5月3日，过了七天，离开的时间竟是5月4日。先锋小说拆除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

3、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文本意义的消解也导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放弃象征等意义模式，通常使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叙述了几个互不关联的“西藏故事”，故事既不完整，也无明确的线索，在叙述结构上显得莫名其妙。

2、巴金《随想录》的思想意义。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从《随想录》里，人们又见到了那个熟悉的巴金，他开始独立思考而不再盲目听命，挣脱思想枷锁而不再畏首畏尾，直言中国过去“太不重视个人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痛感“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封建的流毒还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集中批判“长官意志”。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一书中，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他对过去的反思，使得人们再度把晚年的巴金和青年的巴金联系起来，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随想录》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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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篇五

金侨时代消防安全应急预案

为做好社区居委会消防安全防范工作，建立健全有效的消防安全防范应急机制，落实消防安全防范工作责任制，部署消防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应急机制，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明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提高自防自救能力，遇有火灾事故发生各职能相关部门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任务，并及时开展有效的扑救和救助工作，最大限度的减少火灾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特制订本社区消防应急预案：

一、和社区物业联系了解本社区消防重点部位的基本情况、火灾危险性、扑救方法及措施。熟悉了解重点部位的消防设施配备数量、放置部位、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必须掌握管辖范围内的消防安全管理情况是否存在火灾隐患以及消防设施配备是否到位等基本情况。

一旦本辖区内发生险情，立即报告上级部门，并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初期火灾扑救工作，把事故损失降至最低。保持通信畅通，社区工作人员手机24小时开机。

二、报警

在发现火灾，迅速查明火灾事故发生的部位和大小，在查明情况发生的火灾事故较大的情况下，要及时拨打火警电话（119）、及急

救电话（120）准确报告起火地点、部位、火情、报告人单位、姓名、联系电话，并安排专人到路口等候，引导消防车辆进入火灾事故现场。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要在20分钟内赶到火灾现场。

三、应急措施

（1）社区发现火灾，应保持头脑清醒、沉着，迅速切断起火楼层电源。火势较小时，就近利用现场配备灭火器、室内（外）消火栓等消防设施进行火灾扑救，最大限度的避免火灾事故的扩大或蔓延。

（2）由发生火灾部位的领导和消防责任人负责组织现场人员进行扑救，做到初起火灾力争扑灭，较大火灾力争控制。

（3）火灾现场所有人员必须听从指挥，确保火场秩序。

（4）情况处理完毕后，恢复各种消防设备备用状态。

四、疏散的原则：确保生存，相互帮助，快速有序，远离火场。

（1）火灾发生后，无论火灾大小，除必要的扑救人员外，所有人员应尽快撤离。人员疏散后应撤离至安全区域，防止因坠落物造成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