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屈原,须站在战国的湘水之上,须把屈原镶嵌在这样一幅楚荆大幅背景之下:
天穹高高鸿雁飞,书院深深松竹茂。
晓雾重重盼日初,大地茫茫风雨骤。
面对屈原,起初只能恍惚、隐约地看到他衣袂翩跹、披头散发的侧影高踞在山头,身上佩饰着兰芷香草,眼望崦嵫,神定天门,仰天长啸,与和曦神谈论着日帝的行程。
面对屈原,背面是满目疮痍之河山。我曾看过黄永裕大师的水墨作品《天问》。湘水黑波四起,暗流奔涌,随着屈原肆意放骸的手指遥冲上空,总觉得画卷也被涌动的气流所扭曲。屈原扭曲山河欲罢不能,欲行却力薄。于是他心一横,扭曲已经变形了的世俗之人格。此刻,人心之交战,天人惶惶,或动容俯地,或揭丑恶露,“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有他的身躯被放逐了。而在屈原看来,恰是世人之心被他放逐了!
面对屈原,须掂量他“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杯千年未尽之苦酒。在那个醉醒不分的战火年代,孰知这屈原一言是醉语还是醒时所言?汩罗一畔,生与死,对屈原以及那个年代的人,其实是不重要的。百年之后,病树木春,新一代的人会起来,重新归结到醉与醒、生与死的抉择上来。这样一种中国历史性的抉择在人的价值观的分异上就起了重要的辨析作用。当人们吃粽子,赛龙舟之时,或许依稀,有的可能很强烈地觉察到这种抉择的震撼曾一直左右着中国人乃至世界人类的生存观念。这样一种“反生物进化之适者生存”的道义必将把人重新拉回史前人类认识自然的角度——我不知道这是一种醉还是一种醒。
面对屈原,现代人是有敬佩的,有厌恶的,还有一部分是应该为“东施效颦”而深觉羞怍的。前年就听说广东某一座名桥上,两个月内竟然十三人欲跳桥未遂。这种“仿屈原式“的欲以芳名远播、名流千古的现代人的行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当初屈原跃进汩罗江时思考的是想要怎样的“我们”;现在,我们也必须予以回报,考虑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屈原,一个怎样的世界文化名人。
面对屈原,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真”的屈原;面对的且不仅只是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