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邓小平爷爷(锦集3篇)

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心中的邓小平爷爷(锦集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心中的邓小平爷爷1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在以后的20多年里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们谈到中国的变化，首先就会谈到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深切缅怀他对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充分评价他的历史地位，认真总结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以纪念这位伟人，并思考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丰功伟绩 彪炳千秋

邓小平同志是20世纪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位伟人，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晚年，他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倡导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凸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非常辉煌的，但在鸦片战争以后衰落到了极点。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了不懈奋斗。这是一个前仆后继、继往开来的伟大历史进程。孙中山结束了千年帝制。毛泽东同志创建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解放。以后，实现现代化就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主要任务。邓小平同志继承毛泽东同志的遗志，提出搞中国式现代化。他设计了“三步走”的现代化蓝图，确定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国的现代化从此加速发展起来，几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开始逐步成为现实。邓小平同志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航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在一个多世纪里得到蓬勃发展。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有人甚至断言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顶住压力，领导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对于世界上仍在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追求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的进步人士，是一个巨大的鼓舞。邓小平同志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南北差距越拉越大，发达国家占据几乎所有的发展优势。第三世界国家要想发展起来十分困难，解决人类的贫困问题成为一道世界性的难题。而中国这样一个基础如此落后、情况如此复杂、人口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发展了起来，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产生，不是靠出卖自然资源，更不是靠战争掠夺，而是靠改革开放、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为第三世界国家思考如何发展自己，提供了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成功经验；而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摆脱贫困，走上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邓小平同志在这一事业中所起到的开创性作用，使他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伟大旗帜 光辉思想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思想。这一理论纠正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许多错误理解和僵化认识，改变了我们的许多看法和做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一度产生了偏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最主要的误解，也是最主要的教训。邓小平同志恢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因此一定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他反复阐发这个道理，使中国人民打牢了这个认识，形成了全国上下谋发展、搞建设的强烈意识和持久热情。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强劲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过去一直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标志之一，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固守这一点，是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体制障碍。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说出了老祖宗从来没有说过的新话。这一大胆突破和后来的成功实践，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活跃和丰富了起来，迅速发展了起来。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果断决策，为中国赢得了时间和战略主动。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贡献。

过去对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直认为程度越高越好，程度越高越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搞了人民公社，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要求搬到了现在。而这一点，又与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由于革命者对理想社会的渴求，希望尽快干成共产主义，相信实现共产主义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苏联共产党甚至曾提出要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犯急躁冒进错误的主要原因。邓小平同志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中，他强调中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我们思考一切问题、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建立了这样的认识，就为我们进行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过去曾经固守僵化的经济和政治管理体制，把这种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的社会，从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对改革的作用和意义作这样高的评价，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同时强调，在今天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从而打破了国际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改变了过去那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使中国能够敏锐地了解到世界上的各种信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开放局面。这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是中国生产力强劲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过去一度忽视甚至忘记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一段时间甚至严重忽视发展科技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突出地强调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的著名论断，大大提高了现代科技和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使我们在这两个关键领域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很多人都感到，对提出这一论断的意义作出怎样高的评价也不过分。

过去由于前苏联搞霸权主义，影响了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形象。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搞和平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树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和平形象。他敏锐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发展是核心问题的重大判断，调整了中国的内外政策，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主张与一切国家和睦相处。他主张不搞意识形态争论，要用自己发展的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认识和这一正确的外交方针，对改善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上述一系列认识上的重大转变，都是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实现的。邓小平同志坚决地维护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地推行积极而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保持了中国政治上思想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留了一切正确的东西，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根基。这种做法是中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在国际上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就是搞社会主义既不能从书本出发，也不能从别国的经验出发，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就如同毛泽东思想一样。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在经历了无数失败后产生的，它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怎样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理论同样是在我们党经历了许多挫折后产生的，它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怎样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自从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开辟了这条正确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开始转危为安，并从此越来越兴旺发达。江泽民同志说：“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这段话讲明了邓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论的贡献与意义。

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早已被实践所证明。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首先在于邓小平同志当初领导我们实现了对上述这些重大问题认识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决不能动摇。现在，我们已经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的事业，不断获得巨大成功，情况与过去又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们越发展，越感到邓小平理论的正确，越坚定了继续走他开辟的这条道路的决心和信念，也越要感谢邓小平同志当初为我们作出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巨大贡献。

我心中的邓小平爷爷2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富强昌盛。他的功勋盖世，载入史册。

我1940年参加革命，加入革命队伍不久，就知道了邓小平的名字。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名扬四海，更是无人不知。但是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同志，是在1960年1月。当时，他来海南视察工作，我在万宁县委任第一书记，在兴隆华侨农场接待了他和一起来视察的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国家领导同志。我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第二次是1962年1月，在全国七千人扩大会议上。当时海南行政区区党委第一书记杨泽江同志带领包括我在内的44名代表参加会议。杨书记交代我任代表团秘书，由于工作之便，在开会的一个月时间里，我经常听取邓小平、杨尚昆同志对会议活动的直接指示、传达和情况上报。

这两次见面，虽然在革命斗争和工作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时隔50多年，对小平同志当时的一些行动表现和谈话指示内容，我依然难于忘怀、记忆犹新。

1960年他在万宁兴隆视察时，我在南林农场高隆田洋路边迎接他。参观橡胶林段时，一下车我便上前迎接握手，当时陪同他来的一位广东省委领导下车时看到田洋中的稻苗长得不太好，有点不满意，就问我说：“为什么田里的稻禾长不好呀？”我回答说：“这块田洋酸性重，所以长得不好。”小平同志这时马上把话接过来说：“没有关系，加加肥就成了。”我当时就被他这种了解基层，体贴下级的情怀感动了。在兴隆招待所吃完饭后，他没有休息便要我们向他简要汇报“大跃进”和“公社化”的情况。我谈到“一大二公”遗留下的问题很多，在公社的所有制和经营管理上，群众又强调要小，核算单位要小，甚至要求粮食生产、生猪生产包到户的要求，群众信心满满地说，这样保证生产搞好。小平同志点点头说：“好、好，你们可以试点看看。”他心系百姓，倾听并重视群众意愿的实事求是作风令人印象深刻。

在1962年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经常有会议情况的汇报会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他强调这是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要开好一定要大家讲真话，讲实话，反映来自群众的意见。2月6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讲话。根据我本人的会议记录，邓小平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对当时在党的建设、党的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讲得很尖锐，特别是他实事求是地讲了“大跃进”、“公社化”发生的错误的责任问题。邓小平的讲话对与会同志震动、教育很大。

以上我讲的这两个事例说明，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求真务实作风，是他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树立的。他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不是偶然的。

今天我们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为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和国际旅游建设贡献力量。

我心中的邓小平爷爷3

我开始知道小平同志的名字，是在1931年。当时，我任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长。这年春天，中共湘赣省委告诉我们，红七军要经过永新到中央苏区去，要我们组织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和群众，在沙州集合欢迎红七军官兵。这时，红七军军长是李明瑞同志，邓小平同志任政治委员。这支队伍从广西出发，历经百战，到达永新时，当地群众载歌载舞欢迎和慰问远道而来的红军将士。我站在欢迎的人群中翘首张望，但没有看到小平同志。后来得知小平同志转道去了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从此，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就印在我的心中。

一1956年9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代表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感到欢欣鼓舞。在这次大会上，我见到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健步走上主席台，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七大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阐述了党在执政情况下加强党建工作的主要方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坚持八大精神，加强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是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1964年4月，我正在曲阜蹲点，搞调查研究，省委办公厅来电话说，邓小平、彭真同志明天到山东。18日早饭过后，我和省委秘书长、济宁地委书记一起到兖州火车站迎接邓小平、彭真同志。小平同志那天兴致很高，在去曲阜的路上与我亲切交谈。到曲阜稍事休息后，上午我们陪同邓小平、彭真同志参观了孔庙、孔府；下午参观了孔林。我本打算简要汇报一下山东的情况，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上车，我们一起去济南。”就这样，我与邓小平、彭真同志一起回到济南。

4月19日上午，省委书记处的同志一起到南郊宾馆7号楼向邓小平、彭真同志汇报了山东的工作。汇报开始时，小平同志说：“吹一吹吧，随便谈。”一句话，使我们书记处的同志少了几分拘束、多了几分亲近。当我谈到1963年灾情比1962年重，但形势还是一年好于一年，粮食产量比1962年多时，小平同志说：“这是工作因素。”言语中包含着对山东工作的肯定，说明自然灾害和人的工作两方面，后者是决定因素这样一个哲理。当我们汇报到山东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问题时，小平同志说：“不光解决涝的问题，还要解决旱的问题。”“整个水利工程，还是集中在黄河、淮河，人口多、土地多，搞好了可以调出粮食，搞不好还要调进粮食。不要只考虑一个省，整个流域要统一规划。”小平同志谈话始终体现着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

二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开始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经过9年“文化大革命”，我国陷入政治经济全面危机。我这时虽然在浙江任省委第一书记，但已不堪重负。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后，我感到由衷地高兴，全国人民都感到欣慰，浙江也有了希望。

1975年6月以后，小平同志非常关心浙江形势和整顿工作，他不但多次听取汇报，还派人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在小平同志支持下，省委在批派性的同时对派性头目进行了组织处理，抓生产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省呈现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新形势。

1975年9月15日，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后，小平同志又亲自主持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题是要敢字当头，继续抓批判派性，抓全面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其中关键是整顿领导班子。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小平同志全面整顿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好景不长，农村工作座谈会不久，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全国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浙江是所谓“右倾翻案风”中“受害深、影响大、问题多”的省份。在浙江掀起“批邓联谭”运动时，我已被“四人帮”软禁在北京。1976年，小平同志第三次被打倒。在我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时候，传来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欣喜之中殷切盼望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扭转困难局面，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整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三1979年12月，正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年的时间，我当时还担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一天，接到中央办公厅来的电话，叫我速去北京。到京后，李先念同志找我谈话：“中央决定把你的工作变动一下，到四川任第二书记。”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表示：“没有意见，中央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我到四川前，去见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对我说：“四川形势发展很好，发展很快。讲经验有两条：一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拨乱反正。包括过去曾经批判错了的东西，敢于纠正过来。另一条是省委的领导经常到下面去，倾听群众呼声和意见，制定符合实际、受群众拥护的政策。”然后，小平同志微笑地望着我说：“听说你也是很喜欢经常往下面跑的。多到下面跑跑看看，确实好处很多。讲经验，主要是这么两条。”

临告辞的时候，小平同志要我去见见叶帅，并叫我和当时奉命去安徽接替万里同志工作的张劲夫同志一道去。见叶帅时，叶帅鼓励我说：“四川是一个大省，1亿人口，1亿双手，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一定要发挥人的作用，艰苦奋斗。要特别重视发展手工业，全国四大手工业多的省份，四川要数第一，这个优势不能丢。”

小平、先念同志和叶帅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很深的教益。特别是小平同志讲的那两条，不但给我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四我在四川工作期间，到北京开会，还几次去小平同志家里汇报工作，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二滩水电站的建设问题；一个是三线建设军转民问题。二滩位于攀枝花市附近雅砻江下游，水利资源非常丰富，但开发利用差，若建成装机容量330万千瓦的水电站，可缓解四川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小平同志听了建设二滩水电站的汇报表示赞成，后来还专门作了批示。我们中西部地区包括四川的三线工业基地是60年代中央决定并投资几百亿资金建立的。沿海大批企业内迁，那么多大型军工厂矿建在四川，在经济建设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必须使军工转向生产民品，搞军民结合。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后，小平同志说：“这件事要给张爱萍同志谈谈。”张爱萍同志当时任国防部部长，我把小平同志的话转告他，请他来四川一起考察了川西北三线建设的一些单位，又和他商定，把归属核工业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大部分单位逐步由山沟里搬到绵阳市郊，后来建立了专门机构，现在已建起一个科学城，军工企业通过调整改造，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四川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重大。为此，我曾几次向小平同志汇报四川甘孜、阿坝等民族地区海拔高、条件艰苦，干部高寒补贴等却比毗邻的民族省区低；反映四川财政困难，单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这些问题。1986年春节，小平同志来成都时，当时任省委书记的杨汝岱同志又向他汇报这方面的问题。小平同志讲：“一视同仁。”后来国务院拨款1亿元，帮助我们解决民族地区的困难。

五1982年，我参加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看到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在新老交替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小平同志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从第一线退下来，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起了表率作用。当时我对鲁大东同志说，我们都到年龄了，也应该作退下来的准备，大东同志很赞同。回四川后，我们两人分别给中央写了报告，恳请中央批准我们从书记、省长岗位上退下来，由比较年轻的同志担任。中央专门发文件把我们的报告通报全国，并加了批语，给我们以莫大的鼓励。

1986年春节小平同志来四川时，我向他请示，要求离开四川到山东落户。小平同志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说此事要向中组部和中办专门报告。当时，小平同志还关切地问我还有什么要求、什么困难？我说：“没有，能否请您给我留几个字。”小平同志很爽快地答应说：“好，拿笔来。”秘书说：“这里不方便，回到家里写吧。”小平同志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给我寄来了题字。小平同志用宣纸写了个斗方，上书：“人间重晚晴，书赠谭启龙同志，邓小平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我得到小平同志写给我的字后，十分珍惜，拿去裱好挂在家里，时时鞭策自己。不久，小平同志又通过卓琳同志给我写信，要我退下来后留在四川多当几年顾问。我深深感谢小平同志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央顾问委员会完成历史使命，中顾委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后，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照相结束后，大家目送小平同志步出会场。小平同志走到我面前停下来，与我握手，指着我说：“你还这样年轻。”“你还在山东吗？”我说：“还在山东。”这时，新华社的同志抢镜头，给我留下同小平同志照的最后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