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若含杨宙
敬一丹退休受到的关注远超出她本人的想象。《感动中国》制片人朱波倒是一点不意外，“敬一丹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是电视达到巅峰时代的标志。敬大姐退休是岁数的原因，但是大家解读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她之后的名主持再想达到这样的高度、电视台想达到这样的高度，很难了。”
分寸与方圆
5月敬一丹在空中飞来飞去。原因之一是她在4月底从央视退休，二是她出了新书《我遇到你》。
回顾过去，敬一丹总撞上时代潮流。电台最火时，她在黑龙江广播电台当广播员；33岁，也就是1988年，她进了央视，然后和电视一起步入黄金时代。她并非热爱改变，而是感兴趣的事少，一旦有她就会抓住。
两年工农兵大学满足不了学习欲，她去考研，3次才考上。留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是人们想象她会做的事。直到她看到了一张课程表：哎，星期三上午干嘛都被安排好了，没有惊喜。
央视开始重视采编，她从记者干起，《一丹话题》是中国首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栏目。38岁的敬一丹敏感，也没模板可循，“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1995年，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邀她去新闻评论部的新栏目《焦点访谈》。
彼时新闻评论部聚集了陈虻、时间、白岩松、崔永元等一批想用新闻改变社会的热血新闻人。《焦点访谈》学习美国的《新闻60分》，实行记者主持人制度。栏目提倡短兵相接、立竿见影，敬一丹的性情就显得“太温了”。她试做一个“假种子”事件，湖北出现了假种子，愤怒的农民把粮库砸了一个大窟窿，误了农时。敬一丹很愤怒，但她一看，县长和书记都在一线紧急处置。她把后面领导处置的镜头也放进去了，“这才是全部。”还用了《谷雨话种子》这个诗意的标题。
当年“四大提刀”之一、《焦点访谈》记者陈耀文说，敬一丹从不像他一样大刀阔斧地追着人满院子跑。除了不端着，她还有些敬畏心，“略微地仰视苍生”。“她永远在我们抡圆了胳膊要曝光时，评论已经写有余地。她知道事情的责任不是一个人的。”
文化批评学者戴锦华分析《焦点访谈》，“我们必须重视中央台的重点栏目所包含‘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问题。”
打一开始敬一丹似乎就在克制“作为权力的媒介”。这似乎更多跟她性格里的自我控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谦卑有关。作为评论部最没激情的人，她对世界施加影响的欲望并不算强，甚至一度被丈夫评价为“自视过低”。
《焦点访谈》最火时她眉头皱得最多。我问她，被百姓当作青天，会觉得担当不起吗？“我太有了。”她斩钉截铁。好几次她下班走到楼里头（当时还在科技信息研究所办公），一男子“扑通”就给她跪下了。1998年她一边签售《声音》，一边收各种申诉，对方紧张、收缩双臂，头低低的，一手递书、一手掏出一张纸说，敬老师这个给你。申诉书一般都被搁在信封里。
“我特别受不了跪，很难受。我担当不起啊。《焦点访谈》就是特殊时期的一个模式，这已经超出了一个栏目的承受和期待。”
《声音》那本书是敬一丹给所有人回复的一封信。心太累了，再不写书她憋得慌。《声音》编辑李玉强当时说，敬一丹是承受托付最多的一个记者。
隐痛
陈耀文从未见过像敬一丹这样的人——没有任何人会说她一点不是，而她也不说任何人的不是。他说敬一丹是“圆的”，“任何时候都能稳定处事，什么场合都能拿得出手，跟孩子聊天没问题，跟中央领导谈没问题，有锋芒的人也不会像疯狗一样去咬她。”
也有人认为敬一丹温和有余，批评不够狠，缺乏立场。余伟利并不认同，“不是说她都往好的方向去说，而是她说得更加平衡和在理。”余伟利举例，2010年的《焦点访谈》已经像个理智的中年人了，当时全国拆迁案高发，节目做了一期《我的房子怎么说拆就拆》，敬一丹和节目组商量，希望在评论中提到滞后的法律法规，促进城市房屋拆迁有关条例的修改。“是她少有的风格，非常犀利，带点恶狠狠的评论。”
虽然跟白岩松、崔永元的表达方式不同，余伟利认为敬一丹秉持着新闻评论部的共同理念——用建设者的态度让社会更好。敬一丹的加入，让《焦点访谈》多了“人文关怀”以及“对弱者的关注”。
像敬一丹说的，别人是“刺痛”，她选择“隐痛”。
她的立场和看法，似乎总是被一种微妙的口吻所包裹。在《我遇到你》新书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她怎么看崔永元在美国涉及敏感内容的演讲视频，敬一丹回答，“我点赞了，我对台上兄弟评价很难做到完全客观，我承认我不客观，哪怕很多人说这话说得有点过了。”朱波觉得这就是敬一丹的立场，“她是有是非的和价值观的，但你从她的话挑不出毛病来，这是她的高明。她说话太微妙了。”
分寸感很可能是敬一丹最明显的人格特质。她从没有嚎啕大哭的时候，极其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一旦偶尔失控，她会陷入强烈自责。但她的喜怒哀乐并非深藏不露。可想而知，她给人留下的印象大多与稳重、坚韧、可靠有关。她自然也圆融，能处理自身所处的复杂环境。总体而言，她更接近一位中庸之道的践行者。
在崔永元看来，敬一丹的这些气质正跟《焦点访谈》相互吻合。“这个平台需要有公信力，需要你理智、客观、公正，而不是情绪大起大落，对这个厌恶，那个不屑。因为你无法证明你的这次报道就是无懈可击的。新闻调查类的节目，主持人如果没有公信力，会严重伤害到这个节目。”
一夜长大
方宏进认为，敬一丹后来去了《感动中国》，“人文关怀的形象更适合她。”她依然是克制的。在那个几乎所有观众都在抹泪的舞台，她很少落泪。平时她眼窝子特别浅，每次片子一出来，大家会开玩笑，大姐都没掉泪，这片子肯定不行。往往一开口，她有哽咽，但还是没哭。2003年《感动中国》颁奖给衡阳特大火灾中牺牲的20位官兵，台上站着惟一幸存的18岁男孩，他身后的屏幕上是巨幅的消防官兵群照。他正要侧过头去，敬一丹说，我想你不用回头也能想起他们。
“她一定知道，孩子一回头，眼泪就会下来，但她的职业操守也好，价值观也好，她不愿意这么做。”朱波说，“做片子的人都知道把握观众的情绪，有时就拍大腿：哎，大姐你再往前走一步嘛！但她就会节制。”
她甚少抱怨或愤怒。追溯起来，敬一丹是“文革”时期长久地被训练为一个克制高手。很难说童年对一个人的性格有多大解释力，敬一丹自己也说不清命运的前因后果，但13岁的那个夜晚无疑开启了她人生重要的序列。
那年她成了“小大人”。因为“文革”，身为公安的爸妈去了干校，姐姐在生产建设兵团。5年时光，她想起来全是白茫茫的冬天。整个院子里，除了留下来几个被认可的干部，就是老人和孩子。天气太冷，布票又没了，男孩女孩一天天长大，原来的棉毛裤都穿不上了。她翻箱倒柜地看，发现一条妈妈留下的棉毛裤，上面很多个洞。她决定把它补上。她做的针线活特好，能做棉衣棉裤、缝手套、纳鞋底。夜里所有人睡了，她从4楼的窗口往外看，没人家有灯，万籁俱寂。大概到了零时，终于补好了，一试，裤腿怎么变得那么瘦，根本穿不进去。因为棉毛裤是针织的，补丁没有弹力，直接就绷在那里拉不开。13岁的女孩真想哭，但她忍住了，13岁的女孩知道，哭了还会把弟弟弄醒。哭，有什么用呢？
物质紧缺，她的克制能力日益精进。有段时间母亲的工资停掉了，女孩忧虑着父亲的工资也会停掉，美妙的洗头膏商店已经有卖了，但女孩想着，明天没钱了怎么办？明天市场上没有卖了怎么办？我依赖上了怎么办？想来敬一丹就没有上瘾的对象，包括各种玩、游戏。车子开了十几年了还是那辆红色沃尔沃。她自问，我要是不开车了，骑自行车、走路可以吗？可以。很难想象，因“温和且强大”受到赞誉的敬一丹，说她内心有“不安全感”。
我所遇到的，不希望谁再遇到
敬一丹的面孔是双面的。新书《我遇到你》的封面照上，她眉头紧锁、表情凝重；翻开扉页，她笑容明媚，好像日历上的幸福女性。而敬一丹好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俞虹觉得，这两个，都是敬一丹。
天性开朗，出生在平和、秩序、相亲相爱家庭的敬一丹，也是在“文革”期间，一天就学会皱眉了。
毫无疑问这件事在敬一丹性情中烙下了一丝沉重。“好像后来我会为一件事情快乐，但不会长时间在快乐中。那种热热闹闹的聚会，我待不久。”
长期关注弱势群体源于敬一丹对痛苦的敏感，而这种敏感源自她本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尽管当时她还不知道这个词汇）。“我对苦难，不被注意的、被心灵伤害的小人物特别在意，哪怕别人眼神里有一点点不公正，我就特别在意，我就不会做一个赏心悦目的节目。”她喉咙哽咽，“我所遇到的，我不希望谁再遇到。”
作为媒体人，也作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敬一丹这些年始终关注留守儿童。她说自己曾经就是留守儿童。敬一丹毫不掩饰自己的恐惧，仿佛恐惧是生出力量的根基，就像朋友们对她的形容：敬一丹是柔的，又是刚的。
文革时期她给妈妈写的信的原稿都还在家里，其中一封能把全家人看得泪流满面。一个除夕夜，没电视，所有人睡了。敬一丹给妈妈写信，“妈妈，今天是年三十儿，我们很高兴，妈妈你高兴吗……姥爷做了饺子，我们没有帮忙，他可能生气了……我们很高兴，妈妈你高兴吗？”“妈妈你高兴吗？这样的话，我前前后后说了四五次。”
有限感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
“过于保守吧。”敬一丹没有迟疑。
相比无力感，她更乐于用“有限感”形容自己的角色。她从没把自己想象成女斗士。
长久以来她就与狂热和激进保持距离。
2002年，新闻评论部召开以《东方红时空》为主题的内部年会。在那场晚会上，敬一丹、康平穿上六五式旧军装，腔调是播音腔，台词劲爆。敬一丹说，“历史的经验又一次告诉我们，春从来不是叫出来的，春那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崔永元也对那年年会印象深刻，一本正经朗诵的敬一丹还笑场了，然后全场哄堂大笑。“敬大姐都笑场，这太好玩了。”平时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口口声声叫她“敬大姐”，“大姐嘛，谁敢跟自己大姐开玩笑，瞎胡闹。”崔永元说。
今天人们更喜欢那种说漂亮话、个性突出的人，敬一丹在年轻人看来也许过于四平八稳，有些无趣，但她绝非平庸之人。她身上看似缺乏变化，但这种“定”在崔永元看来很可贵。“有些前卫就是潮流，来无影去无踪，人其实需要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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