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少年学艺
那时候穷,穷得像秋田雨雀的俳句所说的和尚那样:“手里握着三粒豆子,不知是煮了好还是炒了好?”手边只有八角钱时,却有两个迫切的愿望:理发或是买木刻板。我决定买木刻板!任头发长到三千丈去吧!
可爱的女朋友说:“如果又买木刻板又理发呢?”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子搞“投资合营”,我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好。我满脸绯红,不让她跟我一起上理发店,坐上理发椅,心里又怕她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不出木刻板钱怎么办?我们才“开始”不久,认真得很,不像40多年后的现在,我天天看着她那样也无所谓。不料一走出理发店,她早已等在门口,笑眯眯地交给我一块用粗纸包好的梨木板。
那块木刻刻出来之后,题目是“春天,大地的母亲!”
雕塑家前辈刘开渠先生在北京的一次便餐上,对人谈起我少年时代画速写人像从脚画起的故事。但只是一次,因为跟版画家王麦秆打赌,碰巧被刘先生看见了。可见我那时的“狂”,总能得到原谅。
有经云:“不重久习,不轻初学。”我两头都占上了。
我几乎换了一个人。自觉长大了。
偷听酒仙对话
回北京时,我才28岁,很快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院长徐悲鸿先生、书记江丰同志都是我景仰的人。
我进学院的时候,恰好徐悲鸿先生提议:所有的教授、讲师都画一画素描。冬天还没有过去,画室里生着大煤炉子。一位裸体男模特儿或女模特儿,老的或年轻的,轮流坐在我们的画室里。徐悲鸿先生由夫人陪着来看我们画画。我的天,他那时候才57岁,比我现在小多了!
一次他来看素描,我站起来,他坐在我的板凳上,从容而亲切地告诉我:“靠里的脚踝骨比外边的高。”没想到他对画的“结构”竟如此关注,我虔诚地道谢。我们还谈了一些零碎的事,他问我的家乡、我的生活。
模特儿是个70多岁的老头儿。这老头长髯,近干瘦,精神矍铄,尤其是他红润的脸庞让人产生好感。老人知道坐在对面的是徐悲鸿,有几分紧张。当徐先生说他像希腊神话中的酒仙时,老头儿摸摸胡子呵呵笑起来。
“老人家,您高寿了呀……请坐,请坐,不要客气,不要站起来……”徐说。“好!好!74了……”“噢!您以前是干什么活计的呀?”“厨子,大厨房的厨子。”“噢!厨房大师傅啊!了不得!那您能办什么酒席呀?”老头儿眼睛一亮,从容地说:“办酒席不难,难的是炒青菜!”
徐悲鸿听了这句话,肃然起敬。“老人家呀!您这句话说得好呀!简直是‘近乎道矣’!是呀,炒青菜才是真功夫。这和素描、速写一样嘛!”他真是个做学问、用功夫的人。他多聪明!他有一个勤奋、敏于反应的脑子。我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将这段对话记了下来,廖静文女士想必也还记得,那是一番很精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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